刘柠：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不懂日本

由于历史的积怨，政治、社会制度的不同及文化差异，中日两国媒体在相互凝视的过程中，会发生某种程度上的焦点模糊、失真，甚至错位。这种状况会带来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它会妨碍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因为媒体会把一个扭曲并放大了邻国像（日本像或中国像）强加给读者，从而影响其日本观或中国观。其次，在相互理解缺失或不足的情况下出台的外交政策，易受制于民意，往往带有很强的反制、报复色彩，进一步强化了两国的隔绝；再次，中日关系频密颠簸、持续紧张的状况，反过来损害了两国各自的国家利益。而双方的“国益”，很大程度上源自两国的共同利益——在对全球化的依存已不可逆的今天，这一点根本无需诠释。​

最近的例子，是因安倍去年秋天的靖国神社参拜等所作所为，两国媒体从互指对方国家是“军国主义”，发展到两国大使在国际讲坛上互詈，演出了一场“伏地魔”活剧，惹得美、英等第三国都“友邦惊诧”，不禁为中日关系忧心忡忡。​

俗话说，孤掌难鸣。架打到这份上，双方肯定都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但政客、外交当局及媒体的责任，却是由各自的国民来埋单。日方的罪错，是日本国民来埋单，我虽然也替我的东瀛友人们糟心，但毕竟还感觉不到肉痛。可中国要是错了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埋单主体的一分子，谁也跑不了——兹事体大！​

理解一个国家，本质上是理解一种异文化，免不了要夹杂想象。但这种想象，务须是建基于对其主要社会特征准确把握基础之上的合理想象。否则，对异邦的想象，就成了“想象的异邦”；对它的谈论，是“飘忽的照准”——基本上等于虚构的文学创作。​

那么，日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日本社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这无疑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非一言两语能说清。但如果以传统意识形态的话语，说日本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社会是一个儒教社会的话，这就跟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社会是一个崇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奉行社会主义法制的社会一样——等于什么都没说。因为，谁都知道，“中特主义”式的社会主义，有远比资本主义更资本主义的地方，而东洋社会的文化，亦非儒教的“温良恭俭让”所尽可涵盖。

毋宁说，日本社会是一个彩色多面球，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会呈现不同的面向和光泽：既有残酷的社会竞争，又有家族式的温馨；既有代表世界最高工业文明水准的、高度国际化的跨国企业，又有代代相传、手工作坊式经营的百年老店，甚至千年老店；源于神道教的武士道文化可以与朱子学、阳明学，以及基督教文化并行不悖，甚至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水乳交融境地。​

恐怕没人否认，中国社会高度的复杂性、混杂性，既有现代性的一面，也有部分后现代的特征，甚至不排除尚停留在前现代的部分。一个北京城，从东往西，或从北往南横切，不出五环，便能看到几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子社会，既有CBD、奥运村那种橱窗般光鲜亮丽、完全西化的现代社会，也有小胡同里的大杂院那样传统的市井社会和垃圾场旁边的上访村那样的“贱民部落”。与之相比，日本则是一个单纯得多的均质化社会，这个社会在当下的最主要特征，在我看来，不是别的，而是后现代性。​

（一）后现代性是关键​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顾名思义，是“现代主义”（Modernism）之后，指20世纪七十年代以降，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出现、定型并日益做大的一种迥异于此前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文化。

詹明信说：“表面、缺乏内涵与无深度，这可以说是一切后现代主义最基本的特征。”鲍德里亚则认为，后现代社会就是一个仿真世界：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电视就是世界”。原先那种靠全社会共有的传统叙事和规范意识来共同维系的社会秩序令年轻人感到压抑、窒息，他们选择“逃亡”，或干脆背过身去。于是，现代主义下的一整套社会规范，对他们失去了约束力，个性自由、自我决定论和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开始受到肯定，只以自我的方式和节奏生活，注重自我感受而不在乎社会评价，“爱谁谁”的年轻人群激增。​

这种崭新的文化景观并非在日本率先出现，但由于“泡沫经济”的崩溃及其后长期的经济萧条等原因，在日本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以“御宅族”（OTAKU，或“宅男”、“宅女”；台湾则通称“阿宅”、“宅人”）为代表的，以漫画、动漫、电玩、影像等平面形式的视觉消费为中心的亚文化趣味共同体开始形成。九十年代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个群体开始凭借其氛围独特的“萌”（MOE）文化向全社会辐射价值观，影响之深远，甚至溢出国界，蔚为大观。​

作为日本社会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后现代性不仅表现在文化上，在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均有所体现。但中国媒体，包括许多学者并不理解邻国社会的这种潮流新动，往往喜欢根据中国的社会现实，想当然地往日本身上生搬硬套，无异于借别人的酒来浇自己的块垒，用别人的钥匙开自己的锁。兹举两个例证，来说明对日本的误读。​

一是对“宅”现象的评价问题。众所周知，“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社会陷入持续萧条怪圈，经济低迷。对此，政府实行了大幅度的“政策调整”，调整的主要思路，是从传统的日式资本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即导入竞争机制，提高效率。日本企业多承袭“终身雇佣”的传统，且有独立工会等劳动方权利保护机制的约束，裁减冗员并不容易。企业为确保利润，遂改变了传统的雇佣方式：削减正式雇佣规模，同时大量采用“派遣”人才（即从人才派遣机构招募的临时雇佣者）。​

如此，未出十年，“飞特族”[即和制造语词“freeter”的音译，系由英文“free”（自由）和德文“Arbeiter”（劳工）合成，意为自由打工族。]、“尼特族[即“NEET”，系“Not in Educa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既未就学，亦未就业或参加职业培训）的缩写。指15~34岁的既未就学、亦未就业的青年，日社会统计称之为“若年无业者”。 ]等青年非就业人口激增，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贫困的现象，被社会学者三浦展命名为“下流社会”[三浦展『下流社会——新たな階層集団の出現』（光文社、2005年9月初版）。]（据日总务省统计局在《就业构造基本调查》中的统计，2002年，15至34岁的“若年无业者”达231万人，1992年以来的十年间净增80万人）。​

但是，一般来说，被认为构成了“下流社会”基本盘的“飞特族”、“尼特族”，是不包括“御宅族”的。二者虽然有交集，也有共同点（均为非就业），却不可混为一谈，更不能“一勺烩”，因为前者是社会学概念，后者基本上是一个文化概念。对前者，有精确的社会学统计。最新的数据表明：2012年度，“尼特族”再创历史新高，达63万人，占同龄人总数的2.3%；“飞特族”多达180万人，占同龄人总数的6.6%。[ 据内阁府2013年版『子ども・若者白書』。]可对后者的实态，碍于“御宅族”及近年出现的另一个被称为“HIKIKOMORI”[ 日文写作“ひきこもり”。指那些终日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除了必须的购物和兴趣需要之外，基本不外出的15至39岁的青少年。据日内阁府统计，2010年度，全国约有69.6万人。]的现象的定义莫衷一是，始终缺乏深入的研究，甚至连其人口规模都迄无定论（这方面最极端的数据，来自矢野经济研究所的调查，认为日本全国人口的25%为“御宅族”）。​

但“御宅族”是一个在日本社会早已存在，近年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迅速扩大的人群。“前御宅族世代”（Pre-OTAKU）是“50后”，七十年代即登场；“第一代御宅族”是“60后”，登场于八十年代。其后，直至“第四代御宅族”的“90后”，代有人才，各领风骚。在不断壮大的同时，甚至开始“越界”——向欧美，乃至中国蔓延。今天，“宅男”、“宅女”不但早已在中文中定型，且有种时尚味。英语中，语义上与“OTAKU”近似的表现是“Nerd”，指深陷于某种兴趣之中的趣味“中毒”者。而电脑和电子产品的“中毒”者，则称为“Geek”。​

正如“夏虫不可以语冰”，对宅男（女）们不可以谈就业，一谈就“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压根就没打算就业。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选择从主流社会“脱轨”，不为别的，为的是自己的趣味，或者说“趣味的事业”，这是一群真正的、纯粹而坚韧的理想主义者。​

如村上春树被认为带有很强的宅男倾向，他的小说，尤其是成名作《挪威的森林》被看成是宅男（女）的“圣经”。另一位新锐作家、芥川奖得主田中慎弥，出生于1972年，从一所工业职高毕业后，没“工作”过一天，职历为零，每天关在家里写小说，二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堪称宅男模范。他甚至没有与女性正经“交际”的经验，平生接触的女性除生母之外，至多是街上便利店的女收银员和出版社的女编辑，但这并不妨碍其小说中“出位”的性描写。​

更多的宅男（女）从事艺术和媒体行当，却也并不隶属于某一家艺术或传媒机构，而是以自由艺术家、自由摄影师、自由编辑、独立记者、独立作家的身份工作，自由创作，以自己的艺术文化产品，赢得尊严和一份有尊严的生活。从而不必风里雨里、朝九晚五，不必在通勤高峰时赶拥挤的电车，不必在意上司的目光和绩效指标，尽可以自己习惯的节奏（My Pace）练活，爱谁谁。这种“宅男型”生活方式（或曰生产方式）原本就颇有魅力，“3.11”巨震后，更以其“低碳性”获得更多时尚青年男女的青睐，悄然做大——我个人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化革命的开端。​

譬如，今天颇有些小众趣味文化志，完全不同于《文艺春秋》、《周刊朝日》等传统杂志的做法，由一群志同道合的文艺青年自己约稿、写作、编辑、出版，面向特定的读者层定制发行，出版物的版权页上甚至连法定地址都没有，但却是合法出版、进入主流书店并拥有固定读者群的杂志。​

如果哪天，你在涩谷或下北泽的一爿廉价咖啡馆里见一群奇装异服的青年男女边争论，边用笔记本电脑在记录什么的话，请勿见怪，那说不定是编辑部在开选题会，你兴许就是他们的读者呢。​

在东京西郊中央线的沿线，分布着大批青年艺术家、漫画家的工作室。如果把手冢治虫工作室、宫崎骏的吉卜力工作室比作是日本动漫产业的“机关车”的话，那么，机关车的后面，还挂着一长串车厢，像一条繁忙的生产线似的，昼夜运转。而那些宅男（女）们及其工作室，基本就相当于挂在后面的车厢，或者是车厢的一部分。不仅是动漫产业，东洋庞大的文化艺术产业，乃至广义的内容产业中相当大的份额，其实是靠宅男（女）们支撑的。​

因此，中国媒体一提到日本的社会贫困现象，动辄便与宅男、宅女相提并论，并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想当然地把东洋“御宅族”想象成中国“啃老族”那样的寄生人群，认为是“国家的负担”，甚至“社会之痈”，不能不说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误读。与多数“飞特族”、“尼特族”不同的是，“御宅族”恰恰是日本当下活色生香、魅力四射的青年亚文化的创造者和文化使命的承担者，由他们开创的一种不同于既往的、立足于后现代社会的新型消费文化及这种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正方兴未艾，说不定代表了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

（资料图：日本街头一瞥）

（二）不一样的“医疗崩溃”​

另一个以中国现实来想象日本的误读是所谓“医疗崩溃”问题。中国社会近年来有一种很不阳光、很不好的做法：为了规避舆论的批评，把一些明显是“中特主义”的物事往大里整，动辄“国际化”。如汶川地震后，鉴于中小学校舍大面积坍塌的事实，地方政府发言人出来表态说，在大地震中，诸如医院、校舍等大型公建的倒塌是一个“国际性难题”。言外之意是，既然各国均如此，又何必只揪住我的问题不放呢？但稍有常识者，便可识破这种话语游戏。道理很简单，就是被“国际化”了的“事实”很难成立，或者说根本就不成立。​

好，权且回到“医疗崩溃”问题。鉴于中国的医疗改革经过多年“试水”之后，结果失败，面临方向性调整的事实，这样一个本土的问题再次被“国际化”：政府发言人出来说，医改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世界主要国家美、欧、日，都有自己的问题。于是，日本的“医疗崩溃”问题再次被拎出来“陪绑”，接受中国舆论的“审判”。​

那么，日本的“医疗崩溃”到底是不是一个事实呢？应该说，发改委发言人总算“言中”了一回。但是，且慢，此“崩溃”毕竟不同于彼“崩溃”。个人在拙著《“下流”的日本》（新星出版社，2010年9月版。154页，《漫谈日本的“医疗崩溃”》）中，曾对这个问题，做过一番不厌其详的功课。就结论而言，中国的问题是公共医疗领域财政投入的刚性不足、医疗资源分配高度不均造成的，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问题；而日本的问题，则又是一个后现代的问题——因此，基本不具备可比性。​

大约从2006年起，日本的医疗现场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医疗资源呈慢性不足，医生劳动强度过大，动辄“过劳死”，开始出现“超医疗格差”[ 由于贫富差距拉大，一部分支付得起高额诊疗费的富人患者可以在五星级酒店般的高档病房中享受世界一流的医疗服务。但同时，约有近两成的病患因无力加入民间医疗保险而无法享受哪怕是最基本的医疗服务。]等问题上。媒体危言耸听地预言，现行的全民覆盖的普遍医疗保险制度（于1961投入实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运转，由于人口老龄化、年金积累不足等原因，将于2020年前后面临实质性崩盘的局面。​

但是，如细加考察，便不难发现，日本所谓的“医疗崩溃”前兆，并非是国家财政投入不足等外部因素所致，而是医师不足等医疗体制内部的因素所引发的。简而言之，是社会达到普遍富裕之后，人们对财富追求的热度开始下降，代之以对自由、闲暇、舒适等的追求。且越是富家子弟，这种诉求越强烈。医科大学学费贵、学制长，毕业后到成为独挑一摊的主治医师还要经过漫长的历练。即使好不容易熬成了“一把刀”，也要定期上手术台，节假日还得出急诊，工作强度极大不说，万一出了医疗事故，还要面对诉讼的压力。因此，从医师供应链的上游——医学院，便面临生源不足的问题。​

如著名的东京医科齿科大学，是顶尖水准的国立医科大学，其毕业生不仅全无就业问题，且年薪不低于3500万日元，长年以来是富人子弟云集的学府，竞争极其激烈。然而，如此精英学府，近年来却深陷招生不足的怪圈，遑论国内其他综合性大学的医学院。今天，日本的“富二代”、“富三代”，早已不再青睐“白色巨塔”里的成功，转而把目光投向了诸如艺术、语言学、文学、博物馆学等远离实务的“务虚”专业。​

这种状况，已持续有年，酿成了日国内各层级医疗机构医师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儿科、妇产科医师严重短缺，成了困扰医疗现场的紧迫课题。五年前，东京曾发生过这样一件惨剧：临盆的产妇急于送医，在救护车上辗转数家医院，均被告知“病房已满，无法接收”，结果产妇在救护车上大出血死亡。这种案例，经过新闻媒体的曝光和放大，在发达社会国民的心中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挥之难去。未来，日本政府也许不得不克服社会、文化、法律等方方面面的障碍，从海外大量招募医师和护理人才，奥巴桑、欧吉桑们将不得不尝试并习惯与操着非母语的日语或英语的外国医师们沟通病情。​

这，才是日本“医疗崩溃”的实态。与中国医改所面对的，完全是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问题与矛盾。​

（三）语义含混的“他者”​

记得上一次京城持续大雾霾的某天中午，我戴着猪嘴型防PM2.5的口罩，穿过大半个城市，从临近东五环的家，赶赴位于大钟寺附近一家著名新疆餐馆的饭局。途中，望着车窗外灰蒙蒙的一片混沌，心生绝望，头一次严肃地思考移民的可能性，并随手发了一条微信：“雾霾、通胀、地沟油、堵车、地铁安检，帝都生活五大不爽，没一个能望见解决出口。”一时间应者如云，倒也不无热闹。​

提起这些问题，我首先想到这些年来国内媒体上连篇累牍的对日“借鉴热”。借鉴什么呢？借鉴日本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惟日本曾经历过从战后废墟上，成长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奇迹般的发展崛起，其在六七十年代经济高度增长期所遭遇的种种矛盾、困惑与挫折，才成为国人和本土媒体所格外看重的“他者”镜像，笔者自己也屡屡接到过这类稿约。一个总的感觉是，谈成功经验的少，谈失败教训者多。​

我一般不大愿意谈这些，岂止是不愿谈，简直是反感谈，千方百计回避谈。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对所谓“他者”经验教训的泛泛而谈，非但没好处，反而是有害的！但同时，我也发觉，有些媒体特别喜欢谈这个，有的简直像吸毒一样，上了“借鉴瘾”。随便在网上检索一下新闻，便不难发现这一点。尤其是当发生某些社会性事件的时候，人民系、《环球时报》等媒体一准会在第一时间推出一篇甚至一组借鉴“他者”的文章。而被借鉴的“他者”，十有八九是日本：如毒饺子事件发生后，借鉴了和歌山毒咖喱事件；毒奶粉事件发生后，借鉴了森永牛奶投毒案和雪印毒牛奶事件；动车事故后，被借鉴的是兵库县尼崎列车出轨事故；华北地区连续大雾霾发生后，又借鉴了四日市化工厂毒气污染，造成大量市民罹患哮喘病的事件，等等，不一而足。​

可是，如果细读这些“他者”借鉴的文字，你会发现：他们只热衷于向你传达异域也发生过这么一件类似的案例，但却很少告知解决的结果，对解决的过程更是语焉不详。这问题就出来了：你的“他者”借鉴的目的何在？诉求是什么呢？更吊诡的是，那些借鉴文章的写手，很多是做日本问题研究的学者，或者旅日华人作家，他们明明对问题解决的过程和结果一清二楚，但是——却缄口不言。​

去年，我曾在一个出版会上说，所有以中日两国媒体为平台发表意见的公共写作者，在涉及日本的“他者”经验、教训时，都有义务与责任向中国读者传达准确、全面、完整的信息，包括那些历史事件、社会问题解决的方案、路径与结果。否则的话，对那些日复一日在雾霾中艰难呼吸、且不知还要呼吸到何时的中国人民来说，这种对所谓“他者”经验的片面借鉴的实效很可能是负面的，消极的，有害的，甚至是邪恶的：因为你的“借鉴”，无非是为中国当下发生的众多民生问题提供了一个合理化的注脚而已。而这些问题本身，不仅解决遥遥无期，而且会因你的关注及以所谓“他者”名义的“高大上”注脚，得以“国际化”，反而成了拖延解决的“理由”。这么多年下来，你见过一例因借鉴异域的“他者”经验，而获得圆满解决的本土民生案例吗？​

2005年，国内曾引进出版了一本书《最高裁物语——日本司法50年》（北大出版社，2005年4月版），作者是长年跑司法口的日本著名社会记者、《每日新闻》社会部部长山本祐介。在书中，山本复原了日最高法院从1947年成立，至1997年的整整半个世纪的历史，追踪了从战后初期的几桩著名政治黑幕疑案，到经济高度增长期发生的一系列公害、民生大案的司法审判轨迹。

其中有些案例，是近年来颇受中国媒体关注的公害诉讼大案，如熊本县水俣市的水俣病案、富山县妇中町的痛痛病案和三重县四日市的哮喘病案，等等。我们应当看到，包括这些当时就震惊全国，甚至吸引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又不断被中国媒体反复“借鉴”的大案、要案在内，日本在过去经济高度增长的过程中所犯下的罪错，酿成的一系列民生问题，经过其国民、舆论的长期斗争，均得到了相当彻底的解决。很多案例，经过旷日持久的诉讼战，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在事件已然尘埃落定一代人之后的今天，经最高法院最终判决的结果，仍被维持，在加害者的企业法人和受害者及其家族之间，天文数字的巨额赔偿仍在支付。​

这，是我们在谈论日本的“他者”经验时，务须正视的事实。只谈问题，而不谈解决的方案、路径和结果的话，不仅是对日本的不公平，更主要的，是于事无补，不利于中国自身问题的解决——你“舍近求远”，借鉴“他者”的目的何在？难道不是着眼于中国的当下吗？​

（四）解决的路径：“组合拳”​

那么，日本社会解决公害、民生问题的路径到底是什么呢？我以为，主要有如下四点：​

一、政治空间：战后日本，从1955年直到“泡沫经济”崩溃后的1993年，被称为“55年体制”的自民党独大的局面持续了近半个世纪。但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则体现为“自民党VS社会党”的所谓“保（守）革（新）对决”的构图。因此，在冷战时代，左翼在野诸党，其实有不小的政治反对空间。​

此外，由于日本奉行高度的地方自治制度，虽然中央政府姓“自”（自民党），但具体到不同的地方，也不乏姓“社”（社会党），甚至姓“共”（日共）的地方自治体。某个地方发生公害、民生事件时，政治反对势力会率先动起来。当然他们最大的诉求，可能是反执政党。但对政治反对势力来说，最有效的反对，不啻通过某个具体的公害或民生案例，来做成自己的“业绩”。姑且不问政治反对者的内心诉求，这种政治博弈本身，客观上无疑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有利于民生。​

二、民间推动：在问题发生之初，责任方主体的企业法人或国家机构凭借其强势，动用各种资源，呼风唤雨，对受害者威逼利诱，甚至不惜公关媒体，诉诸恐怖手段，受害者往往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的呼声尤为重要。何以整合民间的诉求，唤起舆论和全社会的关注，使其成为一种对责任方施压的有效砝码，对问题解决的进程及解决的结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从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围绕成田机场建设问题的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中，如果没有以当地农民和原住民为主体的“三里冢斗争”的话，很难想象会取得那样坚实的成果（巨额赔偿；变更建设规划，从当初的三条跑道妥协为一条，且改道；修改《土地征用法》）。​

三、媒体曝光：在日本，有挺各派政治势力的媒体，可以说政治光谱有多宽，媒体的“带宽”便有多大。因此，理论上，不大会发生某个有政治反对势力介入、民间已发展到一定火候的事件，完全不被舆论关注的状况。只不过是报道力度大小的问题和不同价值取向的媒体之间，舆论博弈的问题。​

四、法律支持：包括司法与立法两个方面。这个问题很简单——在司法独立的国家，哪怕责任方主体的企业或机构再强势，强势到不惜动用庞大财力聘请超一流律师团，试图影响审判结果，却基本不存在司法机关拒绝受理，受害者上告无门的情况。其次，随着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和公民权利意识的高涨，各派政治力量的博弈，通过代议制功能发生作用，从而影响立法。如在成田机场斗争的过程中，国家不仅数度修改《土地征用法》，大幅提高补偿水准，且在与仅有的几户“钉子户”谈判破裂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放弃使用《土地征用法》，宁可飞机跑道改道，也绝不强行动迁的妥协方案。​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四种路径，其实很难分先后、主次，作用的大小、轻重。不同案例，在不同的阶段，某些因素的重要性会凸显，得以优先应对。但多数情况下，为达到问题解决的目的，四种路径往往同时展开，左右开弓，相互作用，相辅相成，是一套“组合拳”。​

【编者注】本文原题《正确认识日本的社会特征，全面评价“他者”的经验教训》，是以作者2013年11月28日，在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举办的“日本社会热点座谈会”上的发言为基础整理而成。

作者：刘柠  作家，艺术评论者。著有《穿越想像的异邦》、《“下流”的日本》、《前卫之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