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航失联事件本身尚无了局，而中国媒体人自身的反思，却已经足够沉痛。这样的反思对于事件本身并无直接的影响，却可能为这个行业树立新的批评标准。
第一波反思针对的是国内媒体纷纷传播“发现了”的假新闻，第二波反思集中于主流媒体的煽情修辞。而当马来西亚总理在3月15日的发布会上确认MH370转变航向——等于坐实了国际媒体多日前通过自己的探究而发出的质疑，中国媒体人的反思也最终把本次事件中“新闻竞争”的失利提升到国家“软实力”的层面。
我们现在可以想一想，如果不考虑中国媒体人自己的职业荣誉，如果不考虑国际新闻媒体的“倒逼反证”对于这一事件的转折所产生的影响，那么，在马航事件的搜寻中那些远涉大洋的中国军舰，难道不是像年前我国在埃及动乱中一架架派往非洲大陆接回同胞的飞机一样，向国民和世界证明和展示着国家的硬实力吗？至少，这也是我自己前些天的真实感受。
但是，事件的发展本身让我们看到了：军舰、飞机，甚至太空中的卫星，那些耗费更大的“硬实力”，它们只能“探测”而并不能“追问”。而马航事件，则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绝少的机会——“新闻的力量”与军舰、飞机、卫星的力量相“比试”的机会，即使我们不把这看作是一个新闻媒体与主权国家“比试”的机会。
一位刚进入新闻界的年轻朋友问我：“马老师，对于说中国媒体在马航事件中全盘输给外媒的论点，您是怎么看的？”
我理解他这个问题背后复杂的心理纠结——可能是一种不甘心，也可能是一种对职业信心的寻找和确认。
作为一个离开新闻媒体十多年的人，我对此没有很成熟的看法。那些远赴马国在新闻发布会上焦急等待、怨声不断的中国记者们可能体会更深。而我的看法只是：如果新闻在平时更多地定位于宣传，那在极端情境，你对它提供关键性新闻事实寄予太高期望可能就不够合理。不管新闻记者自己是否有更高的追求，关键在于资源，而不在于志向。
而一个行业本身要具有世界范围的实力，进而成长为自己国家的软实力，它就必须按行业自身发展规律成长起来。
实际上，我们是在较晚的时候——是在别人拿出了真东西，别人推动了事件发展时，才把这一事件看作是一场新闻业的竞争。由于我们有154位同胞处于灾难之中，我们在情感和伦理也难以把这一事件看作是一场“新闻战”，就像我们很难把世界上多个国家的舰船投入海上搜寻看作是国家间的“军事竞争”一样。但中国新闻业事后有这样的感受和反思并无不妥。
一个在国内广泛转发的微信这样写道：
“马航事件新闻战——几乎所有的干货都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路透、BBC等英美媒体挖出来的。CNN司法口老记找到国际刑警坐实假护照；WSJ（《华尔街日报》）挖掘罗罗引擎线索，后披露折返；NYT（《纽约时报》）认定西拐，很可能从美政府线人处拿到雷达数据；ABC第一时间披露众包搜索；BBC等最后找到卫星公司，让我们知道了8：11。它们的报道真正对马来西亚形成了压力，体现了媒体的力量所在。反观中国媒体，除了搬运外媒， 就只会一遍遍喊着‘马航，我们等你回家，为你祈祷’作苍白廉价的煽情。”
中国媒体当然不止有“苍白廉价的煽情”，也有大量记者奔赴吉隆坡的新闻发布会，也有记者登上巡航搜索的军航、飞机，就像他们近些年出现于伦敦奥运会、索契冬奥运一样。但是，与其说这反映了中国媒体的经济实力，不如说更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经济实力。实际上，不仅是重大体育赛事，只要国内受众足够关注，天涯海角都可能在短时间内集聚着中国记者。但这又怎么样呢？
在马航事件中，中外媒体的对比告诉我们：仅仅“到达”，仍然不是“媒体的力量”本身。因为，有一些新闻没有“现场”，而有一些“现场”无法到达。
（资料图：2014年3月12日，北京，媒体记者蹲守在马航客机失联乘客家属所在的酒店以便随时跟进报道。Andy Wong / 东方IC 供图）
“媒体的力量”包含着机制、经验、资源等几个方面，这几个因素相互涵育。对于中国不少媒体而言，日常承担着较大的宣传功能，使其在面对突发性事件的临场判断和资源调动都不免打折扣，日常的经验与资源积累也自然不够。尤其是专业性的经验与资源，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是仅凭媒体经济实力“到达新闻现场”那么简单。
实际上，对于马航失联事件这样一个特殊的、可能极具标志性的事件而言，把到达吉隆坡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叫做“到达现场”，或者把登上在海上巡航搜索的飞机叫做“到达现场”，可能都是有一点可笑的事，不仅反映了思维的局限，也反映了姿态的被动，尽管站在打开舱门的直升飞机上航拍大洋搜寻，具有很好的画面感，既反映了“新闻”——就是搜索本身，也反映了在“新闻”中的记者。
“搜索报道”，这样一种对“继发性事件”的报道，非常耐人寻味。它在真正的新闻无法获得时重新定义了新闻，也为新闻记者找到了一个心安理得且风光无限的位置，尽管它可能离真正的新闻仍然很远。
马航失联事件的新闻现场在哪里？在茫茫大洋？在吉隆坡的新闻发布会？还是在你因为没有相应的知识和资源而无法到达的地方？马航失联事件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也许根本打破了灾难报道新闻现场的一般概念。哪里能够发现突破性的信息，哪里就是新闻现场。
这两天，我看到一位年轻的记者在微信中的一段话：“中国驻外记者通常只干‘所见即所得’的事，追求的是‘老子在这儿呢’，你们看到了吧？”
这话虽然说得尖刻，也可能偏颇，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新闻报道机制整体上的被动姿态，以及新闻记者的“讨巧”姿态。
罗昌平在微信公号中为推荐一篇文章《马来失联飞机与威权政治弊端》所作的按语（“平之评”）中写道：
“看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这两天步调一致的消息来源是：据某国×××媒体报道。针对国际重大事件，它们似乎一贯以来就是这么干的。占用那么多资源，却提供不了好的新闻或情报。这外派记者或驻地记者真好当，恐怕是最昂贵的翻译员吧？”
这个批评可能过于尖锐，但其深刻性在于：驻外记者如果在实际功能上并没有被定位为与国际媒体竞争，那么在日常报道，甚至在涉及中国的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就缺乏独立调查的资源。
我还看到一位资深媒体人在微信中说：“外国媒体的突破在于在马国之外的机构的信息源。这些信息源没有中国。跨国界的采访基本没戏。中国媒体的问题在于根本不了解相关的知识，习惯于做权威机构的传声筒。”
实际上，这些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的局限，也许同样是机制资源局限的结果。如果一个新闻报道机制截然划分为国内报道队伍与国外报道队伍，而国外的记者又可能满足于“所见即所得”、“老子在这儿呢”，那么，一旦国外出现重大新闻事件，即使你把国内记者呼隆隆都轰上飞机，赶到国外的“新闻现场”，其作为的空间也明显有限。
除了更深的机制因素和更表层的记者姿态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也许在于报道框架，包括认识的框架与呈现的框架。国际媒体一开始就把这一疑云密布的事件放置在“事实性”的框架之中，由此着眼于独立地挖掘事实性线索；而中国媒体，也许由于飞机中的154名乘客毕竟是自己的同胞，则可能从一开始就把这一事件定位在“情感性”和“价值性”的框架之中——这也正是国内媒体过去在“灾难”主题下所熟悉的框架。
在过去多年的灾难报道中，如在自然灾害报道，甚至与马航事件较为接近的空难报道中，“事实”本身都是基本确定的，因此，留给报道的，基本上是“情感性”和“价值性”的空间。报道内容虽为“事件”，也差不多都是“情感性”和“价值性”的事件。也就是一些“软事件”。
而马航失联则很不相同，这一事件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巨大的事实空白，这个巨大的事实空白，对于在其中较少“情感牵挂”的西方媒体而言，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暗示：这个报道，首先、主要，甚至惟一的框架就是事实性的。而长期习惯于“情感性”和“价值性”框架操作的中国媒体，却对此缺乏清醒的判断。在第一波的反思舆论中被批评的《人民日报》微博“等你回来”的情感表达，固然由于主流媒体微博本身资源的局限，不足深责，但若从整体上理解，其实正反映了国内媒体在潜意识中把马航事件当作是一场“国内灾难事件”来处理的框架。这是判断失准的。
马航事件到底是一个“国际新闻”还是一个“国内新闻”？从事件的发生空间和影响范围来看，它是一个“国际新闻”；但从机上154名中国同胞的情感关联来看，它又是一个“国内新闻”。实际上，这一事件可能标志性地突破了“国际新闻”与“国内新闻”截然划分的概念，也突破了被这种两分法所限定的新闻框架和报道理念。正是这样一种特殊性，可能使中国媒体在“框架”上无所适从，也在更深的意义上使中国新闻媒体整体上陷入被动：国内报纸和驻外记者各自适用他们原来熟悉的操作方法，都没有能力和资源独立地进行深入挖掘。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马少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从事新闻评论教学。曾长期担任媒体评论员和专栏作者。近著《什么影响着新闻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