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注：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董景安先生60大寿，图片源自网络）
1928年葡萄牙人在上海开办丽耀霓虹灯厂——后转给华商，更名为“通明霓虹灯厂”——与此同时，美国人所开的丽安公司也建了霓虹灯厂。聪明的商家自然明白，上海的繁华与商业广告（标识）需求，绝不是两家霓虹灯厂就可以满足的。于是，1929年，一位年过54岁的前清秀才独自钻研创设了中国人第一家霓虹灯厂，名之曰“东方霓虹灯厂”。这个人就是早已被很多人遗忘的教育家董景安（1875—1944）。
扫盲先驱建霓虹灯厂？这看上去不靠谱的职（事）业转换，使得董景安建霓虹灯厂成为其人生之隐喻，更是其生活事实之写照。因为他的身份多得像霓虹灯广告一样色彩斑斓，变化多端。1875年董景安出生在宁波鄞县一个书香之家，由于传教士在当地活动较多，加之父母开明，于是董景安便入北浸会牧师高雪山创办的小学读书，并与牧师之妻习英文（注1.）。1889年十四岁的董景安皈依基督教，十八岁毕业后即在母校教书，后为多所学校老师。不久，传教士魏馥兰出任宁波浸会中学校长，召董景安为副校长（1901—1904）。
1906年魏馥兰到上海与人创办沪江大学前身之一的上海浸会神学院，聘董景安为国文讲师，四年后他晋升为该校首位华人国文教授。1911年魏馥兰任上海浸会神学院校长，以董景安副之，其间魏氏回美，董则以副职全权代理校务。1919年董景安离开沪江大学，自创大同编译局。除以上所述外，他一生尚有身份与兼职如次：中国东南五省教育协会副主席、宁波同乡会理事、四明公所理事、商务印书馆董事、上海图书出版商联盟主席等。其生命的最后十五年专事教会工作，担任中华全国国内布道会总干事兼中华浸会社总干事、上海北浸礼会教堂荣誉牧师等职务。
（图片1：董景安编《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版本之一，配图源自网络）
虽然董景安一生有像霓虹灯一样变化多样的身份，但我在意的是他作为民国初年扫盲先驱的NGO身份。董景安所编对当时成人特别是扫盲教育影响非常大的《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课本》，后世稀见，研究者甚少，只有学者周东华于2009年5期《近代史研究》发表过《董景安〈六百字通俗教育读本〉考》一文。这篇文章在考索《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的内容时，应该算是比较准确而完美了，但在谈及这个教材的版本和出版者时，恐怕就存在臆测的问题。他撰此文时说只在台湾大学图书馆杨云萍文库收藏有1926—1930年间台南新楼书房的重印版。其实2010年和2013年孔夫子旧书网就分别有两家书店出售过董景安所编此书，其中一种名为《六百字编识字课本》——只有首册故名此——正是台南新楼书房的重印本，书后版权页“昭和五年七月十一日印刷 昭和五年七月十五日发行”，留下了日本统治台湾在印刷出版业上的证据。虽然是同一个出版社1930年出版的，但周文里没有提到出版时用昭和年号的事，可能与周所见一套并不相同。
（图片2：董景安编《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版本之一，配图源自网络）
至于周文说董景安此书是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因为没有给出处，大约是据《上海出版志》第二节“师范、职业、成人学校教材”而来。我看到的另一个版本《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识字课本》（亦只有首册），书后版权页上标为“民国四年三月五版”，“编辑者 四明董景安”、“印刷者 华商（？）印书局”、“发行者 美华书馆 通俗教育书报社（沪江大学内）”。同一版权页的广告可以看出此书版本的整体情形，兹抄录于此：“通俗教育读本价目 六百字编卫生伦理修身读本合三种为一册 六百字编正俗爱国地文读本合三种为一册 六百字编信函读本”，除最后一册“每册实洋四分”外，其余“每册实洋七分”。
美华书馆由福州美华书局与上海美华书局1903年6月（注2.）合并而成，是传教士为传教之便而组建的，作为基督徒的董景安与美华书馆有合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事实上，在网上细查史料，1910年董景安纂述的《中国圣贤要道类编》由美华书馆出版，1911年他与张立民合作重新修订的《中国圣贤要道类编》，则改由沪江大学通俗书报社出版，1914年他们再度合作由通俗书报社出版了《中国历代名人故事》（现有书藏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1911年董景安开始任上海浸会神学院副校长，大约此时他抽暇编《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同时想办一张通俗的报纸，因此成立了通俗书报社，只是后来报纸因故未办成而已。1915年通俗教育书报社与美华书馆都在销售《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大约是因此书销路较广，二者的渠道不一样，不存在太大的冲突之故。
《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之首篇《识字课本》，相当于认字总纲，每课10个字，总共60课。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符合教材教育心理学。如第一课十个字“天上中下山，水土大小人”，实为后来“人口手，上中下”之滥觞。其后诸册，则是从知识和实际运用上来巩固与分述这600个字，以得强化之效。《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由于有这样的效果，所以很受欢迎，编者董景安也不无自得地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上撰文说“来函内无一省不称许此书之美”（注3.）。
《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的影响有多大呢？据周东华的研究，说学者王治心统计1916年有200多个学校用董的教材，而董则说在1912年6月至1916年5月，先后有17个省以及远到菲律宾的300多所学校用此教材（资料来源同上）。George Ransom Twiss在其英文著述《中国的科学与教育》一书里说：“从1913年至1918年间，有私人教师或组织开办了将近400所使用这套课本的学校，有4000多人在那里学习”（注4.）。由上述三说，可以映证其作为平民教育之基本教材，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覆盖大半个中国之影响力。
董景安的《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在彼时算是编得不错的一套扫盲读本，但并非从天而降，各地大量存在的类同白话的“杂字”书籍之出版，和偷印的时宪书（历书）一样普遍。同时，几千字的成人识字课本亦有出版了的，这给董景安改良教材以极大的便利。后来者在董景安教材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编出了更好的一系列“民众”识字课本。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等晏阳初、黎锦晖、傅葆琛等人编的教材出来后，董景安的《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亦最终完成了它的使命。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董景安为社会服务的使命，可能与他是基督徒的身份有关。1910年6月来自全世界159个基督教宣教团体1200余名代表聚集苏格兰爱丁堡，举行普世宣教会议，“标志着欧美基督教宣教活动进入了新纪元”。参与该会的有董景安、诚静怡等五位中国基督徒，在会上比较拉风的是有着较深国学功力的董景安，他着一身中式服装作了“与非基督宗教的关系”的发言，令人侧目。他主张中国教会本土化与教会自立，鼓励基督徒学习本土文化等（注5.）。自然，他的观点并非心血来潮。1914年9月，董景安在英文《教务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教会：它的活动》一文，此文主要谈了中国教会在牧师、平信徒、社会服务、自养等四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觉得社会服务应从组建基督徒俱乐部、开办夜校、在大的传教中心开旅馆便于传教等方面开始（注6.）。这反过来证明，其所编《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既有作为民族主义者的爱国心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感，亦有基督徒的使命召唤。
董景安虽然比较老派，但于学生来讲却并不是“古董”，其深受学生欢迎，可以从两件事上看出来。1928年董景安绝然离开自己执掌七年的定海公（中）学（今舟山中学），师生不舍，于是请其写“博爱”二字塑立学校，其背面碑文为情深意挚的《校长董景安先生离校纪念》。其实，早在十二年前已经预演了后来的一幕。1916年6月，沪江大学学生一行十八人依依不舍送校长魏馥兰暂回美国，返校时又欢快地拉着马车，马车里坐着他们的副校长董景安（吴禹星《沪江大学档案中的徐志摩印迹》，《中国档案》2013年第4期）。送别返校的队伍里，有一位叫徐章垿的高材生，后来写下了《送魏校长归国序》，刊于1916年11月炉江大学学生刊物《天籁》上。这位叫徐章垿的年轻人，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诗人徐志摩。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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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注释：
注1.事见章华明、黄美树《清末秀才董景安的教育人生》，下面若无特别注明，董景安传记性史料均来自此文
注2.见陈兆奋、陈建中《近代福建地区最早最大的图书出版机构——福州美华书局》
注3.转引自周东华《董景安〈六百字编通俗教育读本〉考》
注4.转引自孙秀玲《近代中国基督教大学社会服务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8月版，p.170
注5.见顾梦飞《1910年爱丁堡大会上的中国声音》，《天风》杂志2010年第四期
注6.引自赵美庆所写《英文杂志中中国作者的呼声——以〈教务杂志〉为中心》，2009年上海大学硕士论文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冉云飞 作家，任职于《四川文学》，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