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注：大院里的邻居们，图片源自网络）
对我生长大的那个宅院，我有很多美好的童年记忆。西墙篱笆外的石子路口是一株十米多高的杨树，盛夏时浓荫蔽日，后门外则种着泡桐、冬青和桃树，门前则是一畦菜地。被乡间公路和运河围合起来的这块土地上，只有我家和姓张的两户邻居，在我模模糊糊的印记中，那仿佛是一个自在的孤岛。村里同宗的其他族人多在南宅，只有我家，倒像是从沈家宅孤零零飘出来的一颗蒲公英种子，落在张家宅的土地上。
张家的人都很好。我能记事的时候，张家的老太太还在，话不多，独自养着一只猫，对我颇为和善，有时抖抖索索翻找些糖果来给我吃。张氏兄弟那时早已各自成家，老二家因为跟我家离得格外近，所以过从最密。他家房屋朝东，后门口正对着我家院子，那时乡下还不太拘礼，常常前后门洞开，端着饭碗就去了。我一直叫他“二哥”——他其实比我大了能有四十多岁，但张家与沈家在这小村子里彼此都已住了几代人，由于我爷爷四十四岁才生我父亲，照着老辈里相沿的习俗，按辈份我应叫他“二哥”，虽然他三个儿女都比我大上几岁，而张家与沈家也全无血缘关系。二哥脾气极好，多年里从未见到他们夫妇吵架，或许又是他本人是厂医，家里常收拾得一尘不染，这在乡下并不是一个常能见到的好习惯。
他妻子——我叫她“二姐”——常年患哮喘，这病不可治愈，只能静养。印象中她身形瘦薄，夏天常坐着一把宽大的藤椅里，在后门口阴凉的树阴下养神。她不能负重或劳累，田间地头的农活几乎都做不了什么，只是将家里收拾得加倍干净。那时二哥的收入好，又为了她身体，桌上的菜大抵都有荤有素，不像我家那时清汤寡水，常常一个月也难得见到油星子。有时他们做了菜，便端一碗过来，只说是做多了吃不完，其实他家五口人，三个孩子又都在长身体，哪能吃不完？母亲心里明白，有时也投桃报李，把父亲从兰州带回来的葡萄干什么的叫我送过去。那些年父亲长年在西北，母亲拉扯我着实不易，只是有时觉得我不听话不争气时不免气苦之下迁怒于我，这时常常也只有二姐看不过去，出来说两句。她其实并不怎么喜欢男孩子，因为素性喜洁，又要清净，只是她觉得我并不讨人嫌。
那几年的日子大抵平淡如水，若要我回忆什么细节，实在想不太起来；那时虽然各家清贫自守，日子仿佛倒也颇为愉快，或者只是因为我那时太小而不懂事？只记得年年夏天的夜晚，吃完了晚饭，两家把桌子扛到院子里纳凉，我们或坐或躺，看着满天星斗，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上几句。
我上小学的时候，他家在路南我家菜地旁翻建了一排三间新的瓦房，但旧居也没拆。虽然离得不远，但毕竟不像以前那么近便，有时心里竟不免有些失落感。三四年后，忽然有一天，母亲叮嘱我说，以后没事不要去二哥家了——虽然我对此困惑不已，但她拒绝作进一步的解释。又过了两年，一天放学回家，到路口看到一群人在那围观，走进一看，赫然发现竟是母亲在和张家人吵架。那次吵得非常凶。我们两家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互不往来——这在一个处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小村子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直到近些年来，渐渐地才又和缓起来，仿佛什么事也发生过似的。
我从未确切了解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两家吵翻时，我还只是懵懂的少年，事后时过境迁，母亲不太愿意旧事重提，而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都不想去碰这些，那时我很厌烦大人之间的这些纠葛，觉得那都琐碎而无聊。张家的旧居多年来都只剩残垣断壁，但也不拆，仍耸立在我家一墙之隔，任上面爬满葛藤与牵牛。直到今年早春回岛，路边遇到二哥，年余不见，我没想到他已衰老至此，回家看到那堆瓦砾，一时心中百感，才向父母真正问了个究竟。
我这才知道，我小时候曾在其中住了十五年的房子，原本是张家的。那是二哥的伯父在1970年盖的，没住了一两年，全家就都要迁往上海去了，便想把房子卖了，但张家的老太太那时已守寡，觉得大伯子理应无偿把宅子相送才是——她很想要，但就算买也不想多出钱。此事被我叔公沈惟清得知后，便找去问，因为他正想给女儿买房，但一问价钱，出不起，于是就转告了我奶奶。我爷爷有七个子女，那时正陆续成年，正愁将来结婚如何备新房的事，于是一拍即合，奶奶便出了一千元买下了张家宅的这三间瓦房，预备给我父亲将来结婚用。那是1972年的事。
父亲也是那一年去兰州工作的，因此有三四年，那房子都空关着。父亲回岛探亲时，去宅子上一看，上面被人加了把锁，剪掉后又有了。他心知肚明，于是去和张家的老太太说：“张家嬷嬷，你知道我家门上是谁加的锁？你下次要是看到了就帮我告诉他：他加一千把锁我就剪掉一千把。”这样剪掉三四把锁之后，终于不再加锁了。那时因为买房的事，老太太和大伯子一家已自此断绝往来。
几年后，父母亲就在这里完了婚，到我降生后，先前的恩怨似乎都已消弭，到我四五岁时，老太太也走了，我们和二哥一家便仿佛浑然忘却了那些纠葛，做了几年好邻居——自然，我那时是从来不知。到1984年，张家在路南我家的菜地上新建了三间平房，乡里为此给我们另外分了一块菜地，而剩余的一小块，便在张家新居的东墙外，变成遮阴而不见阳光的窄窄一条。
没过几年，这条乡间公路被确定要拓宽成岛上的干道之一，张家住了没多久的新居轮到了拆迁，听说将获赔偿后另建楼房。母亲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88年的正月初一，族里的沈元郎来做客，进门寒暄了几句后，他表明了来意：张家想让他来劝说我们一家搬走，因为他们觉得这总是张家的祖宅，他们是想迁回来翻建楼房，而把路南的三间平房让给我们。他说的时候，母亲心里已有了计较，当即便说：“这倒奇了，张家想搬回来，怎么倒自己不来说？而且张家轮到拆迁，那我们就是拆迁的拆迁咯？——既然他们想在老宅翻建，那意味着我家得先拆掉，等他们建了才能建，是不是这个理？”那时张家已打了宅基地报告，我家还没；他们符合拆迁，我们也不符合。要是我们打不到宅基地报告怎么办？何况我家也没钱，那时父亲刚从兰州调回，还没有积蓄作此打算。
谈下去便僵了。到最后，沈元郎只说：“那他们可要起朝东楼房，到时你莫怪。”张家如在旧宅原地翻建楼房，以其挨得那么近，我家的院子势必将被完全遮阴。母亲因此一听这话便勃然大怒：“既如此，那你还来说什么？你到底也姓沈，不是张家人才叫你阿哥的。他们要敢这样，我就去乡里评个理。再不行，我躺在他家墙沟里，看他能不能盖起这楼！”
二哥他们始终没有直接找我父母谈过，但两家自此有了嫌隙。他们在路南翻建了楼房后，形成一种古怪的飞地状态：我家的菜地紧贴他家的东墙，而他家的旧宅基与菜地紧贴着我家东墙。他们想拿下我家的菜地，但却不想互换，只想我家把自留地迁到河滩上去。村里来一说，母亲怎么也不肯，到最后村干部只得说：“都两凑凑吧，你们也让一点。”这样才各让了一小步。
一年后，那路拓宽后的征地还余下路侧一长条无用的旮旯地，正在张家新楼房的背后，那时村干部来问二姐，要不要这块地？那时这地还算是租种的，得向乡里付点地租。她想了下说，自己多病，力气小，要了也种不了什么。那会母亲正在村里打毛线聊天，听后便说，那我要了，你把我名字写上吧。等二姐黄昏得知，已后悔莫及。就这样，我家的地以折角形围住他家的新楼，而这很快又成为新纠纷的根源。他们抱怨母亲在那块地上种玉米遮风、招蚊子，放自家的鸡鸭猪羊来啃食，母亲扬言再有便一个不剩都毒死它们——然后便是我十二岁那年黄昏看到的剧烈争吵。母亲说，那天我拼命把她拉回家，边拉边说：“你没什么可传，就传点冤家对头给我？”她说自己一直记得这话，但我已记不大清了。
1991年秋，我家也终于原地翻建了楼房。母亲说，还好有了那块旮旯地，不然那会儿堆砖头、黄沙石子都没地方；之后建了个柴房堆放杂物，又后来甚至还搭了个茅房——并非有意如此，只是我家周围实在已太逼仄。我也问母亲，为何这二十好几年，彼此宁肯这样僵持着，就不能哪天想通了，把地互换一下算了？她说，张家哪肯啊，村干部也劝过，他们竟不肯，大概宁可自己不舒服，也要让你不舒服，那就这样也好，反正早习惯了，也不觉得怎么样。这大概就像肉里的刺，久而久之也不觉得痛了，反倒也觉没必要再特地动个手术拔掉它了。
如今二姐也已走了十三年了。她身体虚弱，却也活了六十四岁，村里人都说是因为二哥照顾得好；她走的时候，二哥悲痛难抑，至今没再找老伴，一直惦记着她的好。他们都是好人，至少不是坏人，我们两家之间似乎也并无什么冤仇，可竟然那么多年都解不开结，有时让我想起，不免愈加想起世事的难测。
只是我仍不免会想起小时候的时光，尽管如今我已知道那时的平静之下也有潜流。他家旧居的废墟上，这些年已长出了一棵毛桃，春来满树花朵摇曳，但母亲说，没人采那桃子来吃，那里面有淡淡的苦涩味道。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维舟，77年生人。毕业于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好读书不求甚解。涉猎驳杂，少时沉迷于古典文学与历史，长而旁及社会学、人类学等，2004年起撰写博客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