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布会，你真的懂？3月4日的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两家美国媒体获得了提问机会，但精彩和受关注程度远比不上前天没有任何外国面孔提问的政协发布会。
（资料图：2014年3月2日，北京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向中外媒体介绍本次大会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图为台下在坐记者举手发问；爱国者/东方IC 供图）
本来，在《南华早报》的记者提出问题之前，最后一个被点名的记者来自《人民政协报》，但是主持人点名后就被其他记者狂嘘。发言人为这个全国政协机关报的记者打了下圆场，“大家对刚才这个机会有点意见”，出于礼节，才增加了一个提问机会。
主持人宣布增加一个提问机会的语音刚落，底下开始有几名香港记者高呼给“港媒”机会——虽然凤凰卫视在这之前已经获得机会。“在哪里？”主持人问道。分不清是否是港媒，在“这儿”响遍各个角落。
这样的场景让我想起曾经跑过的两次全国两会。为了获得提问机会，香港和台湾地区媒体记者经常抱团，会在底下高喊，“给香港（台湾）媒体一个机会”，有些时候“媒体”两字都会去掉，俨然像是代表地区在提问。
追溯历次政协和人大发布会、两会结束当天的总理发布会，不难发现，提问机会都会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一般是优先照顾中央媒体，如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然后是境外媒体，主要是国际知名媒体，接着则会照顾“港澳台同胞”，给予一个或者两个机会。
据媒体统计，在过去16年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中央电视台每年都会获得一个固定的提问机会。新华社以16年间获得13次提问机会在这项排行中位列第二，《人民日报》以12次屈居第三，名列第四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8次提问机会。而在获得提问次数最多的外国媒体方面，英国的《金融时报》以9次提问列榜首，美国的《华尔街日报》、CNN及英国的路透社以7次并排位列次席。
地方媒体几乎没有任何机会。2009年，《新闻晨报》的记者在政协发布会上获得了提问机会时直接变成了吐槽，“我也想代表全国都市报提一个问题，今后为了提高传播效率，会不会考虑按照发行量和收视率来分配两会证件”？只有在地方团的开放日中，地方媒体才有大把的机会提问，当地党报、电视台会获得和中央媒体同等的待遇，但是都市报也很难获得机会。
我曾经工作过的香港媒体有陆资背景，由于和其他香港媒体的记者个人关系要好，因此我被默许和他们高喊“给香港媒体一个机会”。正常情况下，香港媒体有且只有一个机会，我们会一起商量问题，谁被点名到，就代表大家提问共同关心的问题。
去年两会总理发布会时，曾有几位香港媒体朋友告诉我，他们本想着若有机会，可以问一些和香港息息相关的问题。后来的机会被一家香港电视台获得，那名知名主持人没有提及香港，而是关心总理的“个人情怀”，这让他们觉得很愤怒。2012年两会广东代表团开放日上，发布会临近结束时，一位香港女记者高喊“给香港媒体一个机会”，省长同意让她发问，但会方却将话筒递给另外一家香港报纸的男记者。
在政协、人大和总理发布会上被点名的境外媒体的知名度一般高出许多。但在一些地方代表团开放日上，总会有一些很少听说过的境外媒体被点名提问，而且有不少是境外华文媒体、侨报等。有一次在天津市代表团开放日上，一家俄罗斯电视台被点名提问（主持人直接点媒体名字），当该电视台记者起身提问时，一位中国女性站起来提问，问题风格和央媒无异。
在这样记者比代表多的场合里，许多媒体其实是在打酱油。根据大会官网统计，2014年与会中外记者达3000多人，若加上一些没有获得通用证件、只获得省市代表团单独核发的驻地记者以及奔走在外围的市场化媒体记者，人数可能得翻倍，而与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加起来也才5000多人。
2012年，王立军事件尚未公开时，我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为路透社最后一个问题激动，还没来得及把140个字发布在自己服务的媒体的官方腾讯微博时，温家宝总理谈王立军事件看法的新闻已经出现在我的手机锁屏界面——相比传递发言人的回答等有效信息等角色而言，新媒体时代，记者更多时候是配合者，少数人是起哄者，而大部分时间只得到一句外交辞令。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郑东阳，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资深媒体人，壹读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