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拥堵、房价上涨，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我国城市化进程在促进城市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显现出人口过度膨胀带来的“城市病症状”。人口膨胀、环境恶化、住房紧张等问题不仅加剧了城市负担、制约了城市发展，更影响了市民的身心安全。为缓解现状，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甚至一些二线城市纷纷使用限行、限号、限购、限流等“限字诀”。然而，各种限令是否能真正解决问题？越来越多城市的依赖“限”象成为今年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专注的焦点之一。
开车限行限号，买房限购限贷，乘坐地铁限流限入。。。。。。轮番出台的限令让民众疲于应付，但实际效果又如何呢？一项由北京市交通委发布的交通运行报告显示，2013年北京全路网工作日平均每天堵车1小时55分钟，比上年每天多堵25分钟。这意味着，实施交通限行政策已3年的北京，拥堵形势不仅没有明显改善，反而进一步严峻。而据不完全统计，去年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除温州外69个同比上涨，最高涨幅达21.9%，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城市房价相比三年前几近翻番。“限”了之后，道路更堵，房价更高。“限字诀”并没有消除因城市人口、工业、交通运输过度集中而造成的种种弊端，一味靠“限”也不能真正治好城市病。
“限字诀”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必有缘由。首先，限令频繁使用，误伤城市刚需。以住房限购限贷为例，造成房价上涨的因素有很多，百姓非理性的投入只是其中之一。限令单只提高民众购买门槛，却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条行业链的畸形发展现状，反而将一些为子女上学、结婚想贷款换房的普通百姓挡在门外。其次，作为政府强制执行的干预措施，限令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对市场的公平性原则也造成了冲击。限购、限贷、限号、限量等禁止性措施，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违背，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对买房、买车等同一件事情，限令根据身份、户籍甚至运气不同给出了差别待遇，相当于替城市代言“能赚钱、能买房者留下，其他人止步”。而频繁使用限令，也反映出一些地方的城市管理者对限令依赖成瘾。遇到问题不认认真真找问题，而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从公共服务上转变思路想办法，而是简单粗暴的限制市民的基本需求；甚至无视法律法规的权限，滥用权限，将“限”变“费”。
城市病是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问题，政府有必要采取行政措施来维护市场稳定。但行政干预不能代替市场规律，解决问题也不能始终盲目依靠政府行为。限令并非特效药，干预还要更优化：一定要深入调查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影响因素，切合市场发展和民众需求缜密制定干预措施并注重反馈信息、及时跟进完善；政府在积极发挥管理作用时，也要避免过度依赖限令，而是要引入市场化机制和手段来有效动员社会资源，防止“限”象长期化、制度化；建立政府权力清单，明确权力边界，最大限度接受公众监督，促使政府更好地转变职能，处理好行政干预与市场的关系，使城市更自然、健康和畅通的发展。
作者：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