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薛蛮子嫖娼事件被央视新闻联播曝光三分钟后，东莞扫黄风暴再度引起国家电视台高度重视。
这次在严肃的新闻频道播出，似乎作为对没上新闻联播的补偿，时间扩容了十几倍。
整个报道充满圣洁的，无邪的，道德的语气，洋溢着鄙视的，愤怒的，厌恶的情感。暗访的记者像地下党接头，在被小姐诱惑后，按照以往的惯例，守住了最后的防线，全身而退。
唯一的不同是，地下党找到组织后会得到亲人般接待，而记者报警后却遭到了当地警方的冷遇。
但6525名东莞警察很快以暴风骤雨般的扫黄行动补偿了记者受伤的心灵。这场空前的风暴借助中国最主要电视媒体发酵后，引起网络震动，不少网友调侃说以为这个城市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地震，一些网络红人随后发出了东莞挺住之类的呼吁，与央视的义正词严形成鲜明反差。
有网友如此形容：宛如一场逼和装逼的PK。
说心里话，PK双方都不美好，但却是中国社会的常态。在一个缺乏信仰、道德滑坡的年代，物质至上、感官刺激已是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不牛逼毋宁死的奋斗哲学，必然有个越堕落越快活的孪生姐妹。而东莞不过是顺应这一潮流，成为引领市场，满足需求的先锋。多年来，屡禁难止，死灰复燃是这个城市管理者面对泛滥成灾的色情产业的死循环，性都也就自然成了东莞一张声明远播的名片。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集体性压抑数千年的中国人思想未必完成现代启蒙，但下半身开始全面走向解放，作为个性解放的初级阶段，这场潮流迅猛地波及到社会各个方面，被逐步宽容的婚外情和被理解的色情行业拥有了雄厚的大众基础。其中一个有趣的悖论是：日本女优可以在中国横行，中国小姐却屡屡遭到打击，都是下半身解放的时代先锋，命运大相径庭令人费解。于是，学界关于卖淫合法化的建议不绝于耳，甚至出现在最高议政场合——全国两会。
中国式扫黄由此遇到空前的压力，公众对其的作用和效果也越来越多地流露出怀疑的态度。
困扰东莞的远远不是个性解放、观念多元形成的舆论困境。在这个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改革开放前沿地区，为了促进经济繁荣，推动招商引资，获得预期政绩，地方政府对扫黄始终态度暧昧，明抓实放，当地民间流行多年的一个口号是“要想繁荣，必先娼盛”，甚至色情从业者都明白不怕警方怕央视记者的道理，说明东莞沦为性都的首要责任人不是失足妇女，而是当地缺乏根本治理之策的先天不足。黑色幽默的是，每次被严惩的、被贴上邪恶标签的都是这些最弱势的伤风败俗者——她们甚至被游街，被电视镜头无视人权地无遮挡曝光。
但政府无法通过法治的手段去规划权力与市场的楚河汉界，必然导致比卖淫嫖娼更可怕的权力寻租。在此次声势空前的扫黄运动中，已有多名派出所长被停职，而被端掉的涉黄五星级大酒店太子酒店的老板是全国人大代表，石油大亨，更令人浮想联翩。
平心而论，没有对权力有效的约束手段，真正厘清权力、社会、市场的边界，这样的勾结还会频现江湖，有效的依法遏制色情局面根本无法形成，扫黄的战果只是执政者缓解自身压力，成全了一次央视绝佳的报道素材，而已。加上贪官们及其身边土豪东窗事发后绝大多数被发现贪财好色，充当了时代堕落的领头羊，更平添了人们内心对当下吏治的忧虑。如此困境不仅存在于东莞治黄领域，密布于社会经济方方面面，也成为三中全会改革的首要难题。
因此，网络对东莞扫黄的调侃往往不是对色情的力挺，而是对地方政府表里不一、言行不一导致公信力透支的暗讽。
东莞此次暴露出的色情业的惊人泛滥还有深层次的经济原因。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东莞就成为风暴眼中的世界工厂。同时，土地、电力等资源日渐匮乏，原材料、劳动力价格急速上涨，环境保护压力越来越大。2013年上半年东莞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出现了从2001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而合同利用和实际利用外资则出现30年来首次负增长，当地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遇到巨大天花板，除了区域竞争加剧，还有改革没有到位，政府干预微观经济、垄断压迫等体制难题。民间资本便向快速增长的酒店和桑拿中心转移。目前，东莞市拥有五星级饭店的数量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媒体2011年报道，东莞色情业每年产生的经济效益，一度多达500亿元，达到当地一年GDP的14%左右。
东莞摆脱性都面临双重突围：一是尽快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整体转型和产业升级，来填补色情GDP蒸发后留下的空白，二是现有法治框架下，找到更有的社会治理模式，抑制色情行业的无序膨胀，避免更大公共灾难如性病艾滋病的爆发。这需要政府完成从管理者、打击者向服务者的转型。
比如东莞高峰期有1000万外来务工人员，是本地人口的两倍多，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而这些农民工多是血气方刚的青年，食色性也，如何搭设一个让他们通向正常情感生活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