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26日发布《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2012）》。报告包括：社会景气、社会包容、公众参与、城市公共服务包容性评估、社会管理绩效评估、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政府信任等方面。社会景气研究报告结果表明：2013年，我国的社会景气指数为62.8（满分为100），与2012年（62.2）相比略有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随政府层级的高低依次递减。公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最高，为95，对省市政府的信任度为93，而对县区政府的信任度则为72。（人民网）
基底层政府的公信力为何信任度低？这是源于基层政府的自利化倾向，使百姓的利益受损。
在以前的群体事件中，基层政府和群众的争执主要发生在税费的边界上。后来取消农业税，基层政府更缺钱了，在日常行为中他们忽视了政府本身所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甚至是置党纪法规于不顾，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于基层政府沦落为为自身谋利益的工具，势必要与民争利。农民在利益受损时，通过正常的信访渠道表达维权诉求意愿时，基层政府不是躲就是拖，不是拖就是推，就是不愿意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一旦矛盾升级，不是想着如何化解，而是想着如何捂住。为了不让自己不作为或乱作为的行为让更多人知道，就动用警力意图使当事人屈服于武力而罢访息诉，封锁消息意图使外界对此“耳目失聪”无所洞察。无论是安徽池州事件还是四川达州事件，刚开始的时候，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各种传闻充耳不闻，也不见正面澄清，而是任其流传。在升级以后，当地政府仍没有及时发布信息，而是把精力集中在各种媒体的封堵上，让民众在不明真相中无所适从。直到国家的重点媒体发布消息之后，有关媒体才开始陆续报道此事。
群众利益受损且诉求无门，这在过去由于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和信息不发达的制约，仅仅通过口口相传，传播范围小，知道的人们顶多是谴责一下，表示声援和同情，大多还抱着“屈死不告状”的心理，劝当事者“民不与官斗”、“好汉不吃眼前亏”，所以并不会引发社会波动，酿成群体事件。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思想不断解放，取代传统观念的是新型的法制观念；信息传播也突飞猛进，网络、手机等新兴媒体的兴起，可以利益受损且诉求无门的人们更迅速、更广泛的传播这些信息。在信息传播中那些受到过或正在遭遇不公平待遇的人们，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相互支持，迅速团结起来，质疑或抨击基层政府的不作为或乱作为，甚至是基层政府正确的作为在民众那里也要遭受质疑，得不到认可。一旦一个燃点爆发，群众就在群体性事件集中发泄他们的不满。例如，无论是四川达州事件还是安徽池州事件，导致群体事件发生的案件只是一个表象，深层次的原因与基层政府涉及到的征地、拆迁、污染、安全、务工、欠薪，以及一些农民家庭的生活，比如说医疗、上学的生活困境等问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老百姓的利益受损，长期积累下来的一些怨气，使个体案件变成了群体事件引燃的导火索。如果深层次的问题不解决，政府的公信力荡然无存，那么群体事件的爆发只是个时间早晚问题。
公信力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是政府在长期的发展中日积月累而形成的，体现了一个政府存在的权威性、在社会中的信誉度以及在公众中的影响力等特征。没有公信力的政府终将失去生命力，甚至被老百姓推到对立面。在各地出现群体性事件发生后，很多专家就提出，政府公信力是群体事件的“防火墙”，尤其是基层政府更要通过改变作风或者完善制度，下大力气推动政府公信力建设。
达州的事件谁也不愿意它发生，但是既然发生了，我们一定要象对待池州事件一样，把它当作基层政府执政能力提升和形象改变的警钟，一起总结经验和教训，然后将其制度化，避免涟漪效应不断发酵，以实际行动推动基层政府公信力建设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