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干部任用条例》），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遵照执行。（1月16日 人民网）
新《干部任用条例》与之前的《条例》相比，增加了“动议”环节，合并了“酝酿”环节，同时在一些具体环节的操作上也有新的修订和调整。其中最大的亮点，无异于六项禁列的考察对象。
而这六项禁列考察对象中，又以剔除“裸官”的干部选拔资格引起了巨大反响。“裸官”是指家人都在国外，只身在国内做官的官员。如果贪污腐败，一旦被发现了就逃到国外，而他们在逃跑之前已经把配偶子女送出国。毫无后顾之忧，给社会造成严重恶劣影响，为政府带来巨大损失，并使国家形象遭受严重破坏。
此次《条例》，专门将“裸官”提出来放入禁列对象，一方面反应了近年来，“裸官”贪腐问题的严峻性，给社会和国家造成了恶劣影响，不得不提上纲领。蓝甫，原厦门副市长，与赖昌星案有涉，索取收受贿赂500多万，案发后携妻仓皇出逃澳大利亚；杨秀珠，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曾任温州市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2003年4月携家人逃往美国；卢万里，原贵州省交通厅厅长，涉嫌将大量公路工程私下交授其亲属开办的多家“空壳公司”承建，从中非法套取巨额工程款而逃亡海外。一件件案例怵目惊心，让人心寒。
另一方面，此项规定，也承袭了新一届政府反腐倡廉，大力整治“四风”的一贯举措，不仅仅升级了海外反腐的力度措施，也有肃清官风之效。这也显示出了执政党意识到党内腐败的沉疴毒瘤现象严重，不彻底反腐不能恢复健康的肌体，不彻底反腐更不能取信于民。“裸官”，那批“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只有限制他们的升迁之路，才能更好保证公权力的洁净与安全。
但是，防治“裸官”腐败，仅仅是禁止其升迁是远远不够的。其实早在2010年前后，深圳、广东就率先探索过对“裸官”群体的“为官限制”，主要针对的是重要领导岗位和正职职位。遗憾的是，无论是此前诸如深圳这样的地方规定，还是“应当报告”的全国性规定，基本上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裸官”还是层出不穷。
“裸官”不得提拔，其实是一种堵塞漏卮的行为。因为“裸官”贪腐已经成为一项威胁国家人民利益的现象了，只是将“裸官”不得列为考察对象的规定，更大程度上是一种边缘化措施，以期在最大程度上杜绝“裸官”转化为贪官的可能，这仅仅只是预防措施。在已经发现漏洞的情况下采取预防措施，为时已晚，要想真正管住“裸官”，需要釜底抽薪。
对于那些已经占据重要岗位的“裸官”，对于那些已经开始贪腐但又不想升官的“裸官”，“裸官”不得提拔的规定显然是无关痛痒的。所以，面对这一群体，需要的不是堵塞漏卮，而是釜底抽薪，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谁裸谁下台”，毕竟，既然选择了做官这个职业，既然渴望权柄，那就有义务牺牲一些个人的权益。如果连这都做不到，谈何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做贡献？
作者：刘香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