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在北京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开始审议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这部专门解决行政争议的法律，1990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由此开启了中国“民告官”的历史。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信春鹰受委员长会议委托，作关于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时指出，人民群众对行政诉讼中存在的“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等突出问题反映强烈，有必要对这部法律进行修改完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产生纠纷，行政机关不愿当被告，法院不愿受理，导致许多应当通过诉讼解决的纠纷进入信访渠道，在有些地方形成了“信访不信法”的局面。(《人民网》，12月24日)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法治环境的发展变化以及诉讼制度本身的发展变化，现行的行政诉讼制度的某些规定显然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些规章、制度的不完善，俨然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如今，“民告官”之难，虽与立法、执法有关，但立法是源头，修改法若不能吸取民意乃至民怨，“民告官”只能继续难。如何打破“民告官”难的局面，在其间搭建起一座沟通、信任的桥梁，是我们每位党员干部应该思考的问题。究其众多原因，从根本上看还在于法律程序的设计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对权力的约束太少，对权利的救济途径太窄等。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行政诉讼立法过多地考虑了权力的利益，而少了对权利的制度性保护，保护范围过窄，导致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后得不到救济。
面对此种情况，要想打破“民告官”难的局面，务必加强立法，加大执法力度，最大化的做到以人为本，从制度上、人文环境上，保障公民的告官行为，遏制政府的违法行政，只有真正“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成为没有风险、可操作性强的社会常态;只有逐步推进司法独立，行政官司在正常的司法程序下被有效审理，围绕于此的申诉、上访才能真正降下来，社会因此才能实现真正的稳定，官民之间才能真正的架起一座沟通、信任的可靠桥梁。
(文/瑞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