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16年会主题论坛在北京举行。滴滴出行总裁柳青在分享经济与绿色发展分论坛中提到，每天有600万人次是通过拼车和顺风车的方式出行的。通过共享出行节省下来的能源换算成碳排放量，相当于1万亩树林的生态补给。
以下为柳青演讲实录：
各位早上好，两位部长早上好，很荣幸今天能够来参加分享经济与绿色发展论坛，我本人是分享经济的忠实信徒，今天整个全人类共同的问题就是：一方面我们面临资源匮乏的瓶颈，这个资源包括清新的空气、食物、水、土地，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却越来越强烈，这个永远是一个拉扯博弈和平衡的过程。
所以我想，分享经济首先它的最终目标是解决资源短缺的问题，现在有一本书叫做《资源的再次革命》，怎么把原来的资源和现有的这些资源更高效的利用使用起来，就像刚才王兴总介绍的，大家怎么用分享的方式来解决吃的问题。而我想聊一下怎么用分享的方式解决出行的问题。
滴滴的两个使命
我们今天滴滴的使命，一个是解决老百姓出行的问题，中国有8亿的城镇人口，先不说农村人口，平均每天大概有11亿人次的出行的需求，在这么大的国家里，在这么大的城市里面，怎么让这11亿人次真正动起来，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中国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有超大的城市，比如说北京是纽约市面积的20倍，那怎么让3千万人口在比纽约大20倍的城市里面高效地动起来，这是需要非常强的技术解决方案，这是滴滴的使命。更多滴滴出行解读：www.yangfenzi.com/tag/didichuxing
另外一个使命就是通过技术的力量不断的去推动汽车的变革，不断去推动交通的变革，今天滴滴每天完成两千万次出行服务，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全球包括美国加到一起所有出行市场的总量的3倍。即便如此，这两千万次还只是中国所有人出行渗透率的2%，也就是只有2%的出行是在用共享出行的方式，所以我们的前景是非常巨大的，这里面确实需要非常前沿的技术解决方案。
共享出行对环境的影响
那么，这么多人选择移动出行，对环保意味着什么，到底我们对环境有什么影响呢？今天在我们平台里面，每天有600万人次是通过拼车和顺风车的方式出行的，也就是我们说的共享出行，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没有技术和平台，这样海量的供需之间的信息对称和出行习惯是无法实现和培养起来的。我们测算过，每天通过共享出行节省下来的能源换算成碳排放量，相当于1万亩树林的生态补给，这是非常大的量了。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随着规模不断的在变大，密度不断的升高，拼成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会有更多的人可以通过共享的方式完成出行，我们整个城市的交通就会更加环保。
同样重要的是，只有通过共享出行的方式，才能够真正推动电动车真正的普及。现在电动车个人购买是没有动力的，我不知道在加拿大的情况，但是在中国确实如此，因为它的性价比还是不够高，老百姓并不愿意去买电动车，因为太贵了，而且我一天只用一次，我也没有觉得这个节省了油费那么多，但是互联网平台就有足够的动力去买电动车，因为在互联网的平台上一天至少能够跑20次到30次，节省的油费远远高于溢价，所以我们会是电动车普及最主要的推动力。
中国希望2020年的时候有500万辆的电动车在里面跑，我相信滴滴会呈现一个非常大的量。去年特斯拉在整个中国卖的电动车里面，大概将近一半在滴滴平台上注册了快车专车顺风车还要试驾，这是一个非常典型例子。所以我相信通过分享经济的模式，配合非常尖端的大数据算法技术，我们可以真正在一起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好，让人们的出行更美好。
滴滴出行总裁柳青与国合会外方执行副主席，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凯瑟琳·麦肯娜(Catherine Mckenna)
共享出行将大大降低购车需求
我在几周之前做了滴滴顺风车的司机，我们对于有车的高管有一个作业，要定期自己开车接单。我当时接到一个人是20岁的90后，他跟我讲，他现在坐车要么就是顺风车，要么就是快车，他已经完全不想买车了。他在支付宝那边贷款，然后在淘宝上消费，用美团、饿了么点外卖，这就是他的生活模式，也是许多新一代90后的生活模式。所以我不是特别担心中国经济的转型，我感觉尽管我们的出口和制造业在下降，但我们确实在消费方面有巨大的拉升空间。
我们自己做过一个比较大范围的调研，就是在滴滴的平台上，现在已经有70%滴滴的用户表示说他们没有很强的意愿去买车，或者是换车，这个比例非常高了。他们中现在还在开车的人，几年以后可能不会再买车和换车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说明问题的一个数字。当然我们也很重视怎么来平衡技术更替和原有的生态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在滴滴的平台上我们不光只做私家车的出行服务，我们还做出租车，我们还在创新式的做小巴和巴士，我们做的是互联网+交通，不只是互联网+共享出行。
第二个就是在跟原有的这些车厂的关系怎么样，这是被经常问到的问题。我们跟全球基本上所有的车厂CEO和总裁都做过非常深入的交流，大家都有共识，未来一定是共享出行，所以我们可以和车厂合作定制车，使这些新的车型更加符合共享出行的需求。更多柳青解读：www.yangfenzi.com/tag/liuqing
比如说未来我们怎么鼓励大家一起拼车呢？你不愿意跟一个陌生人坐在一辆车里面，这个时候我们会做一个玻璃窗一样的屏幕，可以把你跟另外一个人隔起来，这个屏幕可以看到海景，看到很美丽的图画，你既可以有个人的空间，又可以通过顺风车拼车共享出行。我们可以跟车厂共同往前推，我们非常坚信未来智能时代的到来一定是这样的模式。
大数据将对城市交通规划产生重要作用
我们相信，未来大数据一定能够帮助到交通，甚至一个城市的规划。比如说这个城市的红绿灯应该怎么建设，过去因为缺乏数据的分析支持，可能一个城市的红绿灯都是60秒，很多时候造成了道路资源的浪费。通过大数据，我们可以知道哪个路口哪个时间的红绿灯到底应该是60秒还是30秒，甚至20秒，这样将大大提高红绿灯时长的合理性，从而提高整个道路资源的使用效率，滴滴还将和许多城市的交通规划部门共同建设智能交通云，共享双方的海量数据和挖掘分析能力，从而让技术对整个城市长期的交通和建设规划发挥重要的作用。
北京有570万辆私家车，每个停车位按照城市规划部门的设计，需要13.25平方米，加起来就是76平方公里的占地面积，等于三环的一半。我们有一个预见，10年以后，可能私家车会逐渐变为运营车，一方面车辆使用效率高，数量将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到了夜间，运营车可以停在六环以外或者室内集中的停车场，不会占用过多的道路资源。所以说，整个交通产业的变革是会推着整个城市往前走的。
关于监管、就业与安全
说到监管，我感觉中国应该是领跑者，中国是第一个真正把共享出行合法化的国家，共享出行的落地在全球都是一个挑战，包括在地方的就业，环保等方面都将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所以作为一个企业，我们跟各地的地方政府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交流和沟通，让政府了解我们可以非常有效地帮助地方解决就业的问题。
目前在滴滴平台上已经有1500万注册的司机，这些司机里面有将近400万是来自重工业和去产能行业下岗的工人，还有很多退伍军人、因为出口和制造业不景气而转行的工人和私营企业主等等，还有很多人是把滴滴作为他的第二份收入来源，来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过得好一点。作为一个企业，能够为这么多人创造就业和收入机会，能够为社会经济转型发挥减震器和缓冲阀的作用，这让我们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非常大的价值感。
关于共享出行的安全问题，也是滴滴在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的工作，首先还是要用技术的手段解决最核心的问题。以前大家出门都是在路边随便找一辆车，没有一个信息反馈的机制，也没有提前预防安全技术的手段。现在一个司机要注册滴滴，首先进行三证验真，包括人的驾驶证，身份证，车辆的行驶证都需要通过检验，还要通过公安机关的背景筛查，有暴力犯罪记录、吸毒和精神病未治愈等情况都将被一票否决，这是第一个门槛；第二个就是人脸识别，这是比较新的技术，还在不断的发展完善当中；第三在行程中，乘客可以随时把行程分享自己的家人或朋友，让他们知道你时时刻刻在哪里，如果真的出现了意外的情况，在APP上有一个紧急求助，直接连通到技术部门，平台会马上监控车的位置和车内的情况，如果发现异常会马上报警，不过目前更多的情况是乘客误点，通过监控识别之后发现是虚惊一场；最后还是要用反馈的机制，比如说乘客坐完车以后，他觉得司机有危险驾驶或者服务问题，都可以给平台进行反馈，给司机评分，同时我们在司机端软件里都嵌入了SDK，检测司机有没有超速、急刹车、急转弯等不安全的驾驶习惯。
如果这些都做了，还出了安全事故，我们给司机和乘客配备的最高120万的平台意外综合险就会发挥作用，同时还有先行垫付、事故调查员等安全机制辅助，这些都是我们在做的事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技术和资源。我们看了一下全球的安全指标，每一英里的伤亡率去年大概是1.6，也就是每一英里会出现1.6个人伤亡，在美国的指标应该是1.25，滴滴是远远低于这个数字的，大概是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不到，这正是因为我们不停的在打磨，怎么让这个平台防止犯罪事件和交通事故，怎么能够让大家的出行更安全，而又能够同时保证体验和效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张高丽8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16年年会并讲话。本次年会以“生态文明：中国与世界”为主题。张高丽在讲话中说，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主席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要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李克强总理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石。中国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形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制度架构和政策体系，生态文明理念在中国已经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张高丽表示，中国将继续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国合会努力建设成为中国与世界在环境与发展领域的双向交流平台、促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协作平台、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创新平台，在服务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与国际社会分享美丽中国建设和绿色发展经验，共同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环境保护部部长、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执行副主席陈吉宁8日在出席国合会2016年年会时介绍了这一情况。他同时介绍，前11个月，全国地表水国控监测断面Ⅰ—Ⅲ类水体比例比2015年全年增加4.9个百分点，劣Ⅴ类断面比例减少2.1个百分点。陈吉宁说，我国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空间布局正在优化，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在稳步降低。但生态文明建设仍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问题依然突出，必须付出不懈的努力。陈吉宁指出，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必须抓住创新这条主线，依靠发展模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方式创新、科技创新、公众参与创新，破解发展与保护的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改善环境质量。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于1992年批准成立，是一个由中外环境发展领域高层人士与专家组成的、非营利的国际性高级咨询机构。国合会主席由国务院领导同志担任，环境保护部是国合会的承办部门。成立20多年来，国合会向我国政府提交了约200项政策建议。今年国合会的主题是“生态文明：中国与世界”。
凯瑟琳·麦肯娜，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第五届国合会外方执行副主席。凯瑟琳·麦肯娜女士于2015年10月19日在渥太华中心当选为国会议员，是加拿大首位女性国会议员。2015年11月4日，她被任命为环境与气候变化部部长。在从政之前，麦肯娜是设立在渥太华大学的慈善组织——加拿大律师联合组织（Canadian Lawyers Abroad）的共同创办人兼执行理事。她同时任班夫论坛执行理事，该论坛汇聚了年轻领导人讨论如何应对加拿大在公共政策方面面临的主要挑战。她任教于多伦多大学的蒙克全球事务学院，是特鲁多和平与冲突研究中心的的理事。她曾作为东帝汶和印尼贸易事务的法律顾问为联合国工作。麦肯娜是渥太华中心社区的活跃成员。她是格里卜社区协会副会长，曾任渥太华伊丽莎白·弗莱社团与早安艺术创作和幼儿园的理事。她热爱教授儿童足球，是国家首都区基督教青年会（YMCA）大师游泳队成员。麦肯娜女士已婚并育有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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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日消息,近日英国《金融时报》评选滴滴出行总裁柳青为2016年全球年度女性。柳青是唯一上榜的女性企业家。《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对柳青进行了专访。
作为中国最大共享出行企业滴滴出行的总裁,柳青正在将这家公司转型成全球互联网巨头。过去两年时间里,全球两大分享出行服务在中国开展了精彩激烈的竞争。作为Uber 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极力尝试开拓中国市场,而柳青则是Uber中国竞争对手滴滴出行的总裁。
在这场竞争中,如果说卡兰尼克代表了硅谷的大男子主义文化,那么柳青给人们的第一印象是谈吐温雅谦和,似乎是完美中国女性的典型。
谈起双方互动,柳青笑着说,卡兰尼克“是一位具有进攻性的企业家,但也是个很好的选手”。她提到卡兰尼克对红色运动鞋的偏好颇为引人注目。 “卡兰尼克对于自己品味的坚持给我很深的印象,每次我见到他时,他都穿着红色运动鞋。”柳青说,“他对鞋子的品味从来不变,也许这意味着他这个人很执着,也很专注。”
那么,柳青如何看待“典型中国女性”的概念?在北京办公室,柳青谈到了中国社会固有的习惯观点。“在中国,女性似乎应该更温柔,发言要更婉转。”她表示,“这种文化上的习惯偏见由来已久。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提高声线,她就可能被认为很有攻击性。”
然而,让柳青在科技行业声名鹊起的并不是谦和的行事方式。今年8月,38岁的柳青与滴滴出行创始人、董事长兼CEO程维一起赢得了与Uber的竞争。Uber将中国业务出售给了滴滴,获得了后者17.7%的经济利益。Uber以咄咄逼人的竞争策略闻名,但滴滴更坚决、更果敢,粮草也更充足。在这场惊心动魄的牌局中,两家公司投入大量资源争夺市场与人心。
取得胜利需要耗费大量资金,柳青当然居功至伟;但成功更需要坚韧的毅力与承受力。不仅如此:有勇气一边融资数十亿美元,一边全力来投入这样体量的竞争,这还需要对最终胜利的无比坚定的信仰。最终,Uber主动退出了这场史诗般的战争。
柳青坚持认为,与Uber这场竞争的最终结果是双方的共同意愿,带来了双赢。她表示:“大家说这是一场与Uber的战争,实际上我并不想用战争这个字眼。因为这不是一场战争。战争是短期事件,而我们谈论的是建设,是着眼于长远未来。”
柳青办公室的走廊外是颇具几何感的中关村风景,这里位于北京北部郊区,被称作“中国的硅谷”,入驻了多家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这里飘荡着拿铁的芬芳,盛行共享单车,空气中流淌着硅谷那种热忱的传道士精神:技术的发展可以是一场没有失败者的游戏。用柳青的话来说:“仅仅专注于胜负较量,会局限你的潜力。”
与Uber的竞争只是场热身赛,而柳青目前正面临真正的考验:将滴滴从一家估值350亿美元的打车公司提升为一家全球化的互联网公司。滴滴当前的估值正在接近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阿里巴巴和百度——这几家公司共同主导了中国这一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互联网行业从各项指标来看都胜过了全球其他国家:中国电商市场的规模比美国更大;中国在线支付行业处理的交易量占全球的2/3;中国的智能手机用户数在全球范围内的占比达到了1/5。柳青给出了另一个案例:滴滴目前每天完成2000万订单,比全球其他共享出行应用的总和大出3倍。
推动这一数字继续增长需要更精耕细作的努力,也意味着滴滴需要重新定义其使命:2000万看似很大,但与中国全国的出行量相比仍很渺小。柳青表示:“每天2000万订单只占所有人每日城镇人口出行总量的2%; 我们面对着巨大的增长空间。但为了开发这一潜力,我们必须取得重要的技术突破。我们需要投资发展各方面能力,以及人才。”
与Uber的战争(或者说非战争)的结束给柳青及其团队带来了迫切需要的时间,让他们可以专注这些新兴的挑战。接受采访之时,柳青刚刚结束在美国与多个大数据科学家的会面,风尘仆仆地回到北京。她表示,建立临界规模、积累关键的大多数用户代表了“从0到1”,但如果希望“从1到100”,那么你需要大数据和机器学习这样的技术。
她表示:“现在你一个人出门去打车并不难。但如果有100人走下楼,每人都要打一辆车而且即刻要走,就没那么顺利了。可以想想这样的场景:如果系统可以预知,在目前这个时刻,即中午11点45分,总是会有100人走出这栋大楼,那么会发生什么?如果系统能知道,他们都要前往什么地点,那么会发生什么?再进一步,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区域司机的目的地都是何处,那么又会发生什么?”在说这段话时,热切的柳青就像是技术的传道者。
像柳青这样成功的女性商业领袖并不多见。不过她指出,在中国,相对于其他行业,科技行业女性面临的障碍较少。尽管“玻璃天花板”仍然很难打破,但在由用户驱动、被民营公司主导的行业,例如科技行业中,女性有相对广阔的发挥空间。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一项研究估计,中国新成立的55%的互联网公司中都出现了女性创始人的身影。而根据“创新女性(2014)”报告作者维微克·瓦德瓦(Vivek Wadhwa)和法拉伊·齐德亚(Farai Chideya)的研究,在美国创业公司的创始团队中,仅22%拥有1到2名女性创始人。“我的感觉是,在中国,科技行业比其他行业接纳了更多女性。”柳青表示,“在互联网时代,业务成功的关键是理解用户的预期,而你的用户中有一半都是女性。”
柳青表示感到很幸运,无论是在高盛还是滴滴,她都没有遭遇过性别歧视的问题。经过了一系列精英机构的锤炼,她一步步走向成功。
柳青生于1978年,她的父亲是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2005年,联想收购了IBM的PC业务,随后又成为了全球最大的PC厂商。柳青表示:“我一直记得父亲所说的一句话:‘困难是必然的’。如果你的心理足够强大,就觉得世上无难事。困难是必然的。这样反而能真正开始享受过程,找到乐趣。”
确实,柳青似乎有一种举重若轻的能力。她求学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随后在哈佛取得硕士学位。毕业之后,柳青在高盛供职长达12年,大部分时间常驻香港。柳青表示,2014年从高盛离职是“人生最艰难的决定之一”。但是,加入滴滴也是不容错过的机遇。
当时,程维邀请柳青和其他高管参加了一次西藏之旅,并借此机会促成了柳青的加盟。共享出行行业刚刚兴起,柳青观察到其中蕴藏了巨大市场机遇。作为一位母亲,她深感出租车服务的效率低下令人抓狂。“在刚刚从香港回到内地时,我常常带着孩子们站在路边苦苦等车。当时是2012年,人们还没有类似滴滴提供的这种选择。”
不过对柳青而言,最有吸引力的是能以自身的力量影响滴滴这家公司。“如果选择加入一家成熟的企业,那只是成为一个既有体系的特定一部分。而如果加入一家只有两年历史的公司,你不会感觉像是职业经理人,你会感觉有这种激动人心的可能,有机会亲手来塑造这家公司,一同创造公司的文化。”
去年,柳青接受了乳腺癌治疗,目前已经康复。“我很幸运得到了家庭、朋友,以及团队的支持。”她表示。目前,柳青和程维以及团队一起正积极地和各地政府部门进行沟通,促进中国共享出行行业的监管与市场良性发展。“创新总是走在监管前面,但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让创新的成果惠及最广阔的人群。” 面对更难的课题,柳青的方法论一如既往:“如果你真的相信自己,那么就无比坚定地前行——谦和,但无比坚定。”
2年来，柳青(Jean Liu)和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一直是死敌，他们各自的企业、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共乘公司，打了一场日渐激烈和昂贵的战争。总部位于旧金山的打车应用公司优步(Uber)的首席执行官卡兰尼克试图以强力突入中国市场，而柳青则是类似优步的中国企业滴滴出行(Didi Chuxing)的总裁。
这场艰苦的较量让他们各自公司为了锁定市场份额并耗尽对方实力，一年花费逾10亿美元。这也是一场在很多人眼中代表硅谷男性文化的男人，与一个乍看之下似乎是“温柔”、轻言细语的中国女性理想典范的女人之间的较量。
当被问到两人之间的这种互动时，柳青笑起来。她说，卡兰尼克“是一个强硬的商人，但也是一个优秀的竞争者”，有一个细节非常突出，那就是他对红色运动鞋的钟爱。“特拉维斯始终如一的品味让我印象深刻……每次我看到他，他都穿着同一双红色运动鞋，”她笑着说，“他对鞋子的品味一直不变，因此我猜想，这意味着他也是一个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而且专注。”
那个有关女性的刻板印象呢？坐在她位于北京的办公室里，柳青谈到了她必须每天应对的陈词滥调。“在中国，女性应该表现得更温柔，说话应该更轻柔，”她说，“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定式。因此很多时候，如果你说话太大声，你会被认为过于咄咄逼人。”
柳青在科技企业界的声名鹊起并不只是证明了“温柔”策略的胜利。今年8月，38岁的柳青和滴滴董事长程维一同在与优步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后者将中国业务卖给滴滴，换得滴滴20%的股份。优步因为野蛮竞争而臭名昭彰，而滴滴更野蛮——或者，至少钱包更鼓——并且享有主场优势。在令人难以置信的一轮不计后果的比拼中，两家公司都为了夺取市场份额花掉了天文数字的资金用于补贴。
胜利需要大量的金钱，柳青不仅帮助带来了这些资金，还带来了胆量。募集数十亿资金，再以补贴的形式实际上将这些资金送出去，需要一些更强大的东西：相信最终会成功的铁一般的信念。“不烧钱我们走不到今天这一步，”在2015年9月烧钱大战的顶峰，显然更为大胆的柳青夸口。她没准用一张100美元的钞票点过雪茄呢。“烧钱”成为了滴滴的真言，最终优步终结了这场史诗大战。
柳青依然坚持，与优步的最终结果只是共识性的双赢局面，而不是这之外的任何情况。“与优步的战争……”她发现自己也出现了口误，“事实上，我并不是说那是一场战争，因为那并不是一场战争……战争是短期的，但当我们说到建立什么东西，那是长期的。”
在柳青的办公室外是中关村几何式的混凝土实景。位于北京北部的中关村相当于美国的硅谷，是中国最大的一些科技公司的所在地。中关村喝拿铁咖啡、共享单车的文化明显带有硅谷特有的福音主义的痕迹：认为推进科技可以是一种没有输家的游戏。“只关心输赢只会限制你的潜力，”柳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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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柳青现在面临的真正考验——把滴滴从一家估值350亿美元的打车公司转变为一家全球性互联网巨擘——相比，和优步的较量只是一场热身。滴滴目前的估值正在接近中国的互联网巨头腾讯(Tencent)、阿里巴巴(Alibaba)和百度(Baidu)，这三家公司都服务于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互联网市场。
官方数据显示，在衡量互联网业务的几乎所有指标上，中国都领先于其他国家：中国的电商市场规模大于美国；中国的互联网支付行业处理了全球三分之二的互联网支付额；中国拥有全球五分之一的智能手机用户。柳青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滴滴目前每天要处理2000万个订单，是全球其他叫车应用公司订单总和的三倍。
让这个数字继续增长可能难度很大，而且关键是，这意味着重新定义滴滴的使命：2000万看似很多，但把它跟全中国全部的出行次数相比，就不会这样觉得了。根据柳青的粗略计算，全中国每天大约有7亿人次乘车出行。柳青说：“每天2000万订单仅仅代表着出行总数的2%，这意味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不过，为了挖掘这个潜力，我们需要有重大的技术突破。我们需要投入我们全部的能量和人力。”
结束与优步的“非战争”给了柳青及其团队渴求的东西——有时间专注于这些新的挑战。她刚刚结束了在美国的一轮会议回国，此行旨在招聘大数据科学家。她表示，烧钱赢得临界数量的用户是“从0到1”，但要实现“从1到100”，你就需要大数据和机器学习等技术。
“如果你要下楼打一辆车，这很容易。”她说，“但如果100个人同时下楼打车，就不好办了。现在，你想象一下，如果网络知道，在上午11点45分这个时候总是会有100个人到这座楼的楼下打车，如果网络知道他们去往哪个方向，如果网络知道有哪些司机在这周边，他们又去往哪里，我们就能完美地进行调配。”一个十足的技术布道者。
作为一名成功的女性企业领导人，柳青这样的女性仍属凤毛麟角，但她坚称，在中国，女性在科技公司面临的障碍比其他地方少。尽管玻璃天花板可能很难打破，但是在科技等客户驱动、私营企业主导的行业里，女性晋升相对容易些。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yberspace Administration of China，简称“网信办”）在一项研究中估计，中国55%的新互联网公司都是女性创立的。相比之下，《创新女性》(Innovating Women)（2014年出版）作者维维克•瓦德瓦(Vivek Wadhwa)和法拉伊•奇德亚(Farai Chideya)的研究显示，美国只有22%的初创企业在创始团队中有一名或一名以上的女性。柳青表示：“我感觉中国科技界的女性数量要比其他行业的多。在互联网时代，企业成功的关键是理解客户的期望，而一半的客户是女性。”
不过，性别歧视在中国仍然大行其道，高级职位招聘广告往往指定只要男性。柳青说，她在高盛(Goldman Sachs)和滴滴从未遇到性别歧视，但这并非中国女性的典型经历。她的人生道路一帆风顺，从一个精英机构到另一个精英机构，接二连三地取得了令人目眩的成功。
1978年，柳青生于中国科技企业界的一个显赫家庭。她是联想(Lenovo)创始人柳传志的女儿。计算机制造商联想在2005年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PC)业务，之后成为世界最大PC制造商。“我父亲说过的一句话我始终记得：‘做事情难是应该的，’”她说，“当你拥有这种心态，你会发现没有什么事情那么难。难是应该的。那么你就会真的开始享受，开始有乐趣。”
的确，柳青让一切都看起来很简单。从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计算机系本科毕业后，柳青前往哈佛大学(Harvard)攻读硕士学位，之后在高盛工作12年，期间主要是在香港。2014年离开高盛是“我做过的最艰难的决定之一”，她说，但加入滴滴是一个她无法错失的机会。
滴滴的董事长程维让柳青加入滴滴的方式是带着她和其他滴滴高管进行一次西藏自驾之旅。当时共乘还是一个新兴行业——而柳青在其中看到了市场。在和孩子们在中国的街道上逛的时候，她发现受政府监管的出租车服务令人抓狂。“我最早从香港搬回内地的时候，常常发现自己为了打到一辆出租车而和孩子们被困在街道中央。当时，也就是2012年，像我们这样的人显然别无选择。”
但真正吸引她的是有机会给这家公司打上自己的印记。“当你加入一家只创立了两年的公司时，你不会感觉自己是加入一家成熟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你的角色是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你感到你有潜力塑造这家公司，能够一起发展公司文化。”
她的第一个挑战是让滴滴在投资者中出名，同时利用好她在中国科技界不可小视的人脉。分析师认为滴滴的投资者大概有90个；柳青表示，尽管筹资是她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她在加入滴滴之前“与我们95%的投资者从未会面”。她从苹果公司(Apple)那里募集到10亿美元，这是她亲自监督的一笔尤为大胆的交易，这笔交易可能也促成了优步的认输。
去年柳青被诊断出乳腺癌。如今她已康复。“我很幸运得到了我的家庭、朋友和团队的支持，”她说。现在她正专注于下一个职业难关：击败、或者至少削弱北京和上海关于网约车司机必须有本地户口的规定的影响。如果这种法规得到实施，大批滴滴司机将因此无法上路，其中的主体是来自其他省份的移民。
对于应对不利的法规，滴滴并不陌生。柳青和她的同事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与地方市长会面，努力说服他们允许新生的打车应用行业继续在他们的城市繁荣发展。“创新总是超前于监管，”她说。在应对她的公司所面临的挑战时，她的策略还是一样：“当你相信自己的时候，你要温柔但坚定。”
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北京通讯员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