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困境
蒋方舟，1989年10月出生，湖北襄樊人。曾出版著作有《打开天窗》、《正有发育》、《青春前期》、《都往我这儿看》、《我是动物》、《邪童正史》等。先后在《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十多家报刊任专栏作家。曾获得人民文学散文奖。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任《新周刊》杂志副主编。
普通青年、知识青年和文艺青年
主持人：您觉得中国的知识青年和非知识青年有什么样的差异？
蒋方舟：我觉得一个特别简单的区别，就是独立思考的能力。所谓普通青年人更多地看电视、看报纸、发微博，价值观容易被这些东西带着走。独立的知识青年可能并没有特别容易随大流或者大势所趋，这可能是第一个立足点。另外我觉得知识青年还是在社会上具有一定话语权，同时这种话语权还有一个底线，比如说真话，这是所有知识青年的底线，这个可能是知识青年和普通青年、文艺青年的区别。
还有一个特别感性的区别：很多庸庸碌碌的人，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就是对他人的痛苦是没有感知能力的。我觉得知识青年有这个能力，而且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替这些人发声，这是我对知识青年特别感性的认识。
主持人：您觉得文艺青年和知识青年又有什么区别？
蒋方舟：其实文艺青年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一句话，“天才的迷、艺术的美是我们孜孜不倦的追求，至于那些瓜分世界的争执与我们无关”。他所关心的是艺术领域、审美领域的技术也好，美感也好，对于政治的东西、对于瓜分世界的争执并不在意。我不知道我是知识青年还是文艺青年，我觉得自己多多少少还是有些分裂的，一方面觉得自己是一个文艺的人，另一方面又难以抑制地关心中国的现实或者世界的现实。所以我觉得对自己来说，还有大多数人文社科类的人都处于知识青年和文艺青年之间摇摆的状态。
主持人：知识青年与愤青的区别呢？怎么看那些别人付钱给他让他表演愤怒的人？
蒋方舟：我原来也觉得有一个特别简单的标准来划分是否真的愤青：如果金钱能够停止你的愤怒的话，你可能就不是真正的愤青，因为有太多人是这样的，当他过上好日子之后，他自己过得比周围人好之后，就觉得我的中国梦已经实现了。原来有这样的场景，一个很有名的人带我去当地政府给他的一个宅子，非常自豪地领着我们去这个宅子里逛，他就觉得现在是最好的时代，我已经不愤怒了，我的中国梦已经实现了。当金钱能够停止你的愤怒或者能够帮助你实现你的梦想，我觉得这些人也不算是真正的愤青，也不算是真正的独立。
主持人：青年知识分子和其他青年不一样的地方是，常常对整个社会包括自己，有一定的使命感，觉得我现在看到的诸多不好的地方，我去改变它。他认为他有这个实力，或者社会也认为他应该引领这种无论是改革的潮流还是新的东西的到来。
蒋方舟：我觉得使命感和责任感是两回事，如果这个使命只是一个托词的话，我觉得这种使命感没有任何意义。我有很多很优秀的师兄或者师姐，他们毕业之后还是会选择进入体制，成为一个公务员。他们就会觉得我也有改变的使命，我进入体制之内是为了去改变它。但是当他再提到使命感的时候我真的不确定这是一个借口、一个托词还是一个年轻人立下的豪言壮语，是否真的会实现。我觉得使命感这个东西并不是非常珍贵，真正的责任感才是比使命感更重要的东西。
主持人：你认识的这些优秀的师兄师姐，他们毕业进入体制之内，然后呢？
蒋方舟：很快就被同化了。我没有进入作协或者加入任何组织，这其实是出于对自己的不信任，我不知道会不会被它同化，或者当它给我好处的时候我会不会接受，或者它指派给我一个任务的时候，我不得不完成，我真的是出于对自身的不信任，所以不愿意加入任何组织。我觉得责任感比较难，因为你要去拒绝很多东西，但是使命感相对来说要容易很多。使命感就是一种自我期待，很多人的使命感就是一种自我期待，或者做了某件小事以后的成就感，因为做了某件事，而且可能只是短期内做了某件事。公益项目也好，或者当了一个志愿者也好，或者发表了一篇檄文也好，这种使命感是特别容易膨胀的东西，而且我觉得是一个特别虚无的东西，是自我带动和期许。当你只有自我期许和期待的话，我觉得也是不成熟的。
有些青年知识分子太想当英雄了
主持人：现在造成青年知识分子困境有很多原因，你觉得有哪些？
蒋方舟：我觉得感触特别深的——不确定它是不是最主要的——我感触特别深的是很容易被掌声和分贝所迷惑。我自己对微博或者社交媒体还是警惕的，它把很多东西都放大，把一些本来并不具备意见领袖素质和知识储备的人都捧为意见领袖，可能很多人会沉迷于这种意义上的表态，沉溺于掌声也好、或者欢呼也好，对于这种分贝的迷恋。他们可能并不真正地去讨论一些问题，或者去分析一些问题，或者做一些调查，而是沉迷于做一个意见领袖。我感触最深的，是（很多人）想当一个英雄，我自己看到很多人太习惯于夸夸其谈，但是又不真正地做一些调查或者做一些结论。在这个问题上你去责备体制也好或者责备审查制度也好，你现在先责备这些是没有用的，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太想当一个英雄了，太想成为热点事件的人物，或者因为某一篇特别激烈的文章受到关注，或者是某一个转发量又到达多少、又说几句漂亮的话，而没有做一些自己真正该做的事。我觉得当一个学者或者一个知识分子太过沉迷于大众给你的欢呼和掌声的时候，这个其实是应该自己警惕的一件事。
主持人：你刚才说的是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的青年知识分子，其实还有一些真的是在潜心做学问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困境。比如现在博士毕业甚至博士后流动站几年以后能否留在自己心仪的学校，以及留下的待遇等等。
蒋方舟：我感触最深的是前段时间有一个36岁就去世的青年学者张晖，应该是研究古代文化诗词的，做学问非常艰苦，买书都是一个很大的支出，不被人关注，各种各样的窘迫和清贫。这可能是一个青年知识分子要保持独立的很大的困境，一方面可能因为你不喜欢曝光或者不喜欢太多地寻求商业上的东西，会是很贫困的。另外一方面可能还是因为你不愿意与体制为伍，可能很多项目不会给你，很多出国机会不会给你。要在这个时代保持自己的独立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主持人：你觉得青年知识分子现在的困境是当代独有的吗？
蒋方舟：我觉得一直都有。我原来看过马克思·韦伯的一篇演讲叫做《学术作为一种志业》，开头就讲了这种困难，说你必须永远看着很多平庸之辈跃过你的头顶到比你高的位置，以及他觉得大学的评职称制度非常糟糕，迫使大学老师和学者成为拼命评职称的工蚁。这种困境一直都有，我原来看过一个美国的作者写过一个文章，类似于为什么美国在60年代之后就没有知识分子大家，里面也谈到了当大学把这些知识分子圈养起来的时候，让他们疲于奔命的是学生对他们的赞扬或者要发表多少篇论文的压力，可能也不会出真正的学问。规范的大学制度反而会害了这些知识分子。我觉得这种问题可能不只是中国有或者不只是现在有，在很多国家和年代都有出现过。
青年老师的境况普遍窘迫
主持人：你在学校里有没有接触过处于困境中的青年知识分子？
蒋方舟：我觉得青年老师的境况普遍比较窘迫的，学校附近的房子都很贵，因为是学区房，有些老师住的条件非常糟糕，几乎在地下室里暗无天日。或者在学校里面就是筒子楼，很黑，几乎没有光，而且很小，可能是为了上课比较方便一些。如果住得特别远的话，上课就不方便，所以很多青年老师的境况很窘迫。我大三的时候搬出去住，住在一个特别老的小区，房子很破，属于你稍微动作大一些，所有的瓷砖或者瓦片都往下掉的那种。后来我住了一年搬出来了，现在我们学校的一个青年讲师在住。如果按生活境遇的话，青年学者会比较窘迫。我记得刚去世的学者张晖大概表述过，在这个体制之下学术不是贫穷子弟能做的，这个可能也是很多青年学者的一个心声。
主持人：你觉得这个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
蒋方舟：当然是坏事。你想做某些事，但是因为客观条件限制你不能去做，比如财政的限制、资源的限制、钱的限制、政策的限制，因为这些限制你不能去做，这可能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特别罪大恶极的一件事，肯定是坏事。
清华有一门课叫1968-1978中国现代史，讲的是文[革]史，每堂课上课之前那个老师都会说我知道你们学生里有些人会把我说的话汇报或者举报，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手下留情，不要去举报或者说不要觉得那么敏感。这个可能是属于青年学者的另外一种窘迫，他会对他所讲的事情特别担心，害怕会遭遇敏感而不让他开课，在学校里这种情况也比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