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杨元庆成亚洲首位获爱迪生奖企业家

1965年2月16日（农历正月十五），复旦大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元宵灯会。在这个灯会上展出的，是前所未有的长弧氙灯、碘钨灯和铟灯。只见物理大楼顶上，有3团奇亮的白光在闪耀，这就是被誉为“人造小太阳”的长弧氙灯。当100千瓦的长弧氙灯在上海人民广场点亮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盏灯被称为中国人的“争气灯”。

蔡祖泉在元宵灯会上演示“太阳灯”

高压汞灯首次在南京路亮起

60年前的中国尚不能自主生产灯泡，电光源研究领域更是一片空白。上世纪60年代，蔡祖泉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开始了该领域的系统研究。1961年，蔡祖泉着手研制国内的第一盏新型电光源——高压汞灯。同年，复旦大学电光源小组成立。

复旦电光源楼

蔡祖泉克服种种困难，带着科研人员硬是用打铁的方式，把厚钼片一层一层地敲薄。就是靠这种“土办法”，使得试制工作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他开发的新光源、新灯，让中国人的生活从此得以改变。蔡祖泉也因此出名，有了“中国爱迪生”之称。“我听党的话，灯听我的话”，成为这位“中国爱迪生”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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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祖泉（1924-2009），浙江余杭人。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一位只读过三年小学的普通工人，却依靠自学和实践，成长为一名著名的电光源专家。由于他在新型电光源方面发明众多而被人称为“中国爱迪生”。在复旦大学，许多人都知道蔡祖泉教授的这句名言：“我听党的话，灯听我的话”。

从工厂学徒到科研专家

蔡祖泉出身于贫苦家庭，16岁从家乡余杭来到上海一家制药厂的玻璃车间当学徒，生产玻璃药水瓶。勤奋好学的蔡祖泉认为要“吃”好药厂这碗饭，非得在文化知识上下一番功夫不可。其实，蔡祖泉只在家乡念过几年小学，文化基础相当薄弱。于是，他不但每天晚上补文化知识，还去制药业中专学校学习。两年下来，他不仅打下了扎实的文化知识基础，还学到了不少业务本领。他正直向上的一面很快引起了同在夜校学习的中共地下党员的注意，于是这位党员决定启发他的阶级觉悟，并进而培养他入党。1949年初，蔡祖泉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从事10年的玻璃制造工作后，蔡祖泉邂逅了在厂里兼职的交大物理系教授郑昌时和方俊鑫，他修玻璃的“独门功夫”被两位教授看中，被调到交大担任技术员，协助进行X光管研发工作。通过这次工作，蔡祖泉认识到研发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要强盛，必须自主创新。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蔡祖泉被调至复旦大学，继续从事X光管的研发工作。他组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并负责玻璃和金属铜圈的焊接技术攻关，X光管的玻璃封接和对玻璃真空系统的维护。中国第一只氢灯、第一只高压汞灯、第一只氪灯、第一只长弧氙灯以及系列节能荧光灯等成果陆续从他手上诞生。如今，全世界80%的节能灯在中国生产，中国灯的年产量达到81亿只，蔡祖泉功不可没。

常有人好奇地问蔡祖泉：一个普通工人怎么搞起科学研究这一行来的？蔡祖泉回答道：“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如果在旧社会，我们工人糊口活命已不容易，要想去求知识搞研究，那当然比登天还难。但是，解放后，时代变了，根本制度不同了，工人阶级不但政治上翻了身，而且完全有可能成为科学文化的主人。一个工人成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并不是什么奇迹，却是一件平常的事。就上海来说，不是有像唐应斌、王林鹤等许多工人出身的专家吗？我认为，不是谁能不能成为专家的问题，而是自己如何跟上时代的步伐，适应伟大祖国的需要。”

“我听党的话，灯听我的话”

60年前的中国尚不能自主生产灯泡，电光源研究领域更是一片空白。上世纪60年代，蔡祖泉创建了我国第一个电光源实验室，开始了该领域的系统研究。他曾回忆道：“当时，我们除了有一点真空技术基础以外，其他方面的条件是比较差的。单从基础知识而言，大家对光学、电子物理学等都相当陌生。但是，当我们想到国家对新型光源的需要，一种责任感给我们带来了勇气，决心要为我国填补电光源这块空白。这样我们就不再犹豫，迅速上马。以我们这样的水平来担负这项任务，担子是够重的，困难也是意料中的。既有勇气上马，也要有毅力坚持，胸有“敌情”，笑迎困难。特别当了解到帝国主义在电光源方面刁难我们、小看我们时，我们憋足了气，坚定了斗志，激发了士气，做起事来浑身有劲，终于在比较简陋的条件下，开始做出一种又一种的电光源来了。”

1961年，蔡祖泉着手研制国内的第一盏新型电光源——高压汞灯。同年，复旦大学电光源小组成立。当时的中国面对的是国际上的经济封锁，苏联专家撤走，技术和原材料全靠自力更生。高压汞灯玻璃与金属接口的地方需要很薄的钼片，国内无法生产。有的同志说：“现在物质条件未具备，老老实实地等几年再说吧。”但蔡祖泉却不安于消极等待，他认为条件是死的，人是活的。见物不见人，小困难也会变成大困难；发挥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能改变死条件。蔡祖泉带着科研人员硬是用打铁的方式，把厚钼片一层一层地敲薄。就是靠这种“土办法”，使得试制工作向前跨进了一大步。

他开发的新光源、新灯，让中国人的生活从此得以改变。蔡祖泉也因此出名，有了“中国爱迪生”之称。“我听党的话，灯听我的话”，成为这位“中国爱迪生”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

点亮复旦校园

1961年秋的某一天，复旦党委在登辉堂（现名相辉堂）召开全校干部会议。会议将结束时，主持会议的王零同志宣布：现在我们将展示一盏新的灯给大家观赏。接着工作人员将一只像篮球大小的圆型灯具放置在讲台的右端。随着王零一声“开灯”，一团柔和耀眼的强光瞬息间把整个礼堂照得通明。原来这盏灯就是蔡祖泉研制的高压汞灯。1963年，上海南京路结束了白炽灯照明的百年历史，点上了蔡祖泉研制的高压汞灯，夜晚的南京路从此告别昏黄的老式路灯，变得明亮璀璨。

1964年，蔡祖泉又研制出长弧氙灯。单以长弧氙灯封接结构来说，在一般人看来，已经很好了，但他还觉得不行，因此他先后革新过5次。当长弧氙灯的试制工作进入尾声的时候，蔡祖泉又想出了一个使灯管既能经受大电流的考验，又制造方便的新方案，并且赶在1965年元宵节前夕将灯试制出来了。1965年2月16日（阴历正月十五），复旦大学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元宵灯会。在这个灯会上展出的，是前所未有的长弧氙灯、碘钨灯和铟灯。只见物理大楼顶上，有3团奇亮的白光在闪耀，这就是被誉为“人造小太阳”的长弧氙灯。当100千瓦的长弧氙灯在上海人民广场点亮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盏灯被称为中国人的“争气灯”。

做科学战线上的“无产者”

一个西方记者在参观了电光源实验室后，对蔡祖泉说：“如果你在美国，早就成了百万富翁了。”蔡祖泉回答他：“有了党的领导，有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使我取得这些成绩。”淡泊名利的蔡祖泉自始至终将自己的全部心思放在科学研究上。在科学上做出成绩，必然要介绍经验、写文章、作报告，客观上会带来名和利。在有些人看来，接受这样的“名”和“利”是很自然的、合法的，而蔡祖泉却不是这样想。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做出这些成绩应归功于党，一个革命者决不能把“名”和“利”，当成自己应得的东西，要永远做科学战线上的“无产者”。他曾对徒弟们说：“我可以无保留地把技术教给你们，但是有个条件，学了以后搞出了成果，必须彻底为人民服务，而不能把技术当作自己的私有物，更不能用来作为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资本，否则干脆别到电光源实验室来。”

蔡祖泉与研究人员一道加班加点研制光源

“不能使自己浮起来”

虽然是电光源教授，也当过复旦大学副校长，但蔡祖泉始终谦虚地说自己是正宗的工人出身。无论下车间吹玻璃，从事灯光操作，充当排气工人，还是拖氧气瓶或打扫清洁卫生工作，实验室里的粗活杂活，他都会亲自动手。他的徒弟曾问道：“蔡师傅，你是个专家，但是无论拖氧气瓶、扫地、吹玻璃，你样样动手，我在想：你把这时间用来搞尖端科学的研究，对国家不是更有利吗？”蔡祖泉回答道：“不经常到灯工间流流汗，怎么能感受到工人同志的甘苦呢……脱离了体力劳动，就会使我同工人们疏远起来，久而久之，思想就会变质。一棵松树，要立足于大地才能生长。我不能使自己浮起来。”

蔡祖泉教授的辉煌成就是他一心为国家作贡献、勇于攀登科技高峰、拼搏奋斗的结果，也是他不满足当一名普通技术人员，刻苦学习、钻研技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理论水平的结果。他在狠抓科学研究的同时，也一直注重自身道德修养，时刻不忘党员身份，时刻按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的精神作风及思想光芒如同一盏明灯般，为后来人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