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有机农业教父”藤田和芳。 （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日本政府对有机认证条件非常苛刻，要求三年内，没有使用过任何农药和化肥。对农民来讲，不可能一下子转变为生态农业。于是我们设立了“转换期”概念，比如原先用10种农药，转换过程中，先减到3种毒性较低的。但这些会如实地反映给消费者。
2013年7月9日，被誉为“日本有机农业教父”的藤田和芳再度造访中国。在他眼中，当前的中国农业现状与三十多年前的日本极其相似——农民为了追求效率和收益，滥用化肥和农药，消费者也青睐价格便宜、卖相好的产品，那些弯弯的黄瓜、带虫眼的青菜很难卖出价钱。
藤田和芳是日本守护大地协会的创始人，作为日本最著名的有机农产品供销组织之一，这家成立于1975年的社会企业拥有2500个签约农户和超过10万户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者。
“中国人口占世界近五分之一，其农业政策和环境政策对整个世界举足轻重。”藤田和芳希望自己的经验能够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提供参考。
2013年年初，守护大地协会与北京富平学校合资创办了名为“富平创源”的社会企业，目前已开始在京津地区生产和销售有机农产品。富平学校由经济学家茅于轼等人创办，以“创新社会投资，让服务惠及穷人”为理念。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藤田和芳反复强调，要收获安全的食品，最重要的是播种“信任”。
南方周末：以化肥农药为代表的化学农业把农民从繁重的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不用这些的话，是否要投入更多的人力成本？
藤田和芳：从日本的经验看，已有很多替代的办法。比如农民会收集60公里范围内的人畜粪便，或是吃剩的食物，这些都可以发酵堆肥。针对病虫害问题，人们不再采用化学药剂，而是利用虫害的天敌，达到物理灭虫的效果。另外一个经验就是“轮作”，也就是在一块田上，轮换耕种不同的作物，这样可以有效对抗病虫害。这些方法都可以减少对化学农业的依赖。
南方周末：中国农村目前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他们能否掌握新的技术和理念？
藤田和芳：新技术并不耗费更多的体力，掌握知识也跟学历无关，最重要的是如何去传授这些知识。日本农民的平均年龄已经达到65岁，同样存在老龄化问题，但是跟守护大地协会合作的农户中却不乏年轻人，因为他们在生态农业中看到了希望。目前我们在中国也开展了农产品养殖、种植培训，我的梦想是实现全家一起务农的“家庭农场模式”，并且真正在中国农村扎根。
南方周末：目前在中国一些地方，农民种两块田，一块给自己吃，另一块地的农产品卖给城里人。近年来中国也时兴有机农业，但是消费者仍会有疑问，是不是真的不用农药、化肥？
藤田和芳：从守护大地的经验看，种菜和卖菜并不难，投入心力最多的，是如何建立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看得到”的关系。我们会把消费者带到田地，去认识种菜的农民。消费者也尽可能创造机会，让农民能够走进城市的生活圈，于是农民的孩子跟消费者的孩子成为朋友，一些主妇也跟农妇建立了很私人的关系。这种信任一旦建立，很容易被传播，主妇就会去跟她的朋友说，这家农户种的东西你完全可以信任。
南方周末：但这种消费毕竟是小众的，比如我们在北京吃的都是山东的蔬菜，可是我们怎么能跟山东的生产者建立这种关系？
藤田和芳：当然即使在日本，如果是北海道出产的土豆，我们也很难把东京的消费者都带去，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维系，另外也有一些硬性指标，比如针对农药残留的严格检测，同时要求农户建立详细的生产记录，每天种了什么，用了什么药。检查的时候，会把生产记录和库存做一个比较，这个数字必须是吻合，以防止造假。这些最终都会提供给消费者。
南方周末：守护大地协会也存在适当使用农药的“转换期中的农产品”，怎么确保这类农产品的安全？
藤田和芳：在日本，真正的有机食品只占农产品总量的0.13%，因为政府对有机认证的条件非常苛刻，要求三年内，没有使用过任何农药和化肥。对农民来讲，他原来使用化肥农药，不可能一下子转变为生态农业。于是我们设立了“转换期”的概念，比如原先用10种农药，那么转换过程中，先减到3种毒性较低的。这些也会如实地反映给消费者。消费者可能有两种反应，接受这种安全性的产品或者寻求价格较高的有机农产品。
南方周末：说到价格，中国超市里有机蔬菜非常贵，通常是普通蔬菜的数倍甚至十倍，听说在日本这个差距并不大，这是为什么？
藤田和芳：就像你所说，在日本有机蔬菜只比非有机贵两三成。我不清楚中国的农产品价格是怎么制定的。在日本，农民没有一夜致富的想法，收购方根据农户的情况，考虑用什么样的价格采购，能够维持农户第二年的再生产和一定的收益。最终价格只要消费者可以买得起就行。
南方周末：中国近年来频频出现镉超标大米，日本历史上也出现过镉污染引发的痛痛病、汞排放造成的水俣病，当外部环境比如水和土壤被污染，如何确保农产品安全？
藤田和芳：这些并非农业生产者能够改善和控制，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现在日本新澙的越光米非常有名，其实在三十多年前新澙也发生过重金属污染。当地一家化工厂污染了河流，于是农民就联合一些机构去找政府，如果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必须让化工厂搬迁。包括2011年福岛核危机之后，当地农民也是深受其害的，一些没怎么受到污染的蔬菜，也因为消费者的恐慌而出现滞销，这些也同样需要依靠政府来帮助解决。
南方周末：但有时信息并不公开，比如今年山东个别地方出现剧毒农药污染的生姜，湖南一些地区发现了镉米，信息不透明导致当地农产品都滞销，此时政府要做什么呢？
藤田和芳：日本人很看重“风评”（风传的议论）。很多时候，一旦发生了不好的事件，企业或者政府首先想的是怎样去掩盖这个事，因为他害怕形成恐慌。实际上越这么做，就越容易造成恐慌。福岛核危机之后，确实很多消费者担心核污染，他们怀疑，守护大地协会如果继续销售东北地区的蔬菜，是不是安全？于是，协会就投了很多钱去做核辐射检测，把检测结果详细公布给消费者。面对食品安全危机，包括政府和企业都必须学会如何取信于民。
12 月 13 日，食品基因组数据平台 Clear Labs 宣布获得 1300 万美元 B 轮融资，由 Wing VC 领投，Google Ventures、腾讯、Khosla Ventures 和 Felicis Ventures 参投。公司计划利用本轮融资壮大公司人员队伍建设，推进自有技术向第三方实验室的授权进程，并继续开发其测试组合产品，其中包括微生物组测试和全基因组测试，建立在下一代基因测序技术基础之上，并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
Clear Labs 创立于 2014 年，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致力于提供食品分析服务，检测食品中可能存在的病原体，并推进分子食品质量成为全球分子食品行业的标准。对于食品加工商来说，在食品对外出售之前掌握感染批次并找到源头通常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Clear Labs 采用类似临床试验技术，只不过将应用对象转换成食品，来查找到这些不合格食品批次。公司与世界范围内大品牌商合作，测试食品成分的准确性、来源、转基因生物、细菌污染、过敏原、营养数据以及标签外使用的添加剂等数据信息。
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食品及动物医药部副部长 Michael R. Taylor 加入了 Clear Labs 董事会，在此之前，Taylor 领导部署了《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法规，旨在防止不安全、不合格食品进入供应链。Taylor 之前在 FDA 的任职经验有助于推进 Clear Labs 与食品行业领域内政府关系的维护，提高整个初创企业的认知度和地位。
Clear Labs 联合创始人 Mahni Ghorashi 表示：“食品行业需要一种更具扩展性及可持续性的方法来监控和保护其复杂的供应链。本次公司获得这轮新融资，又有 Taylor 的加入，我们会实现将下一代基因测序作为全球食品安全测试技术行业标准的目标。”
非盈利组织非转基因项目（The Non-GMO Project）同样能够检测食品中是否含有转基因生物，与此同时，也有其它资源渠道来监测食品污染问题，例如 FoodSafety.gov 等。但 Clear Labs 方面表示，许多“非转基因”认证测试都是基于现场检查和文件审查得出结论，与他们相比，Clear Labs 可以提供更多的分子层级的检查。
Clear Labs 自创立至今，获得融资总额为 1950 万美元，其中在去年 9 月份，公司完成了 650 万美元的 A 轮融资。Clear Labs 现阶段计划在美国进行积极的商业拓展活动，并同时进军欧洲和亚洲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