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闵云霄
“从现在起我们要在商言商，以后的聚会我们只讲商业不谈政治……”2013年6月，联想集团董事长柳传志在小范围座谈时说的一席话，随后在一个名为“正和岛”的企业家社交网站上引发了一场风波——岛民王瑛提出抗议，并宣布“退岛”。
政治问题，居然成了更敏感的问题。如何搞好与官员的关系， 成了商人们最大的烦恼。万科董事局主席王石表示，“企业家也是公民，也会关注公共的话题。比如，当我了解到薄熙来在重庆‘打黑’期间很多违反法治原则的做法，对于企业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我也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薄谷开来杀人、王立军出逃，如果薄不出事，企业家能躲得过他吗？”
“离不开，靠不住”
他认为，从重庆事件来看剥夺的不仅仅是资产，还可能是你的生命。从重庆事件包括很多强拆事件来看，这是一个大问题，不是担不担心的问题，而是没有根本解决。
王石认为，现在是三种力量，一种是政府的，政府非常强大，第二是企业，第三是社会。相对而言，最弱的是社会。政府允许开放的社会，企业家更多的是在社会中扮演角色，企业家担任政协委员、人大委员，个别企业家进中央委员会的人可以在政治上扮演更多的角色。但我觉得企业家更多是在社会上尽责任。这是社会的担当，应该这样去做，首先扭转社会对企业家群体的歧视或者不正确的看法。
政商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清末民初的一位实业家曾以六字微言道破此中奥秘：“离不开，靠不住”。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证社会秩序，为商业纠纷提供裁决平台，自然是离不开的。更重要的是，在当前环境下，政府作为资源主导者，企业想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政府给你一个大项目，你可能就活得很好。不给你，可能就得惨淡经营。这种情况在当前国情下还会持续很久，好的政商关系对企业发展意义重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总经理王振侯的一番话说出了很多企业家的心声。
政府承诺无法替代法律法规
在中国式的宏观环境中经商，不仅需要纯商业思维，更需要有把握政治和政策走向的智慧。零点集团董事长袁岳认为，中国市场将是长久受到非市场因素影响的市场，只有充分理解中国的公共环境，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市场。他主张企业家要从组织间关系、公共环境、社会文化、政策演进的角度关注企业管理。事实上，政府的政策导向往往决定了资源的走向和购买力的转移。企业想得到更多的政府资源，就应该分析政策走向。
农民企业家吴仁宝曾直言不讳地说：“政治优势要为经济建设服务，这一点在华西村从来没有动摇过。”他每天晚上准时收看新闻联播，从中揣测政策风向标。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刚公开，吴仁宝当夜召集开会，预测中国经济将再度高速成长，于是决定囤积钢材，狠狠地赚了一笔。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宋学增表示，一般来说，政府的性质决定了其行为是一种公权力行为，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承诺就能替代法律法规。同样，政府官员虽然是政府行为的实际践行者，但只有在他代表政府行为时才具有权威性，否则就是纯私人行为。因误解这种区别而导致的悲剧着实太多。顾雏军在庭审中曾申诉，当初他办的一些事情得到了某些主管部门的特许，他之所以犯法违规也是因为有政府官员的许可，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对他行为的定性。
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只有一线之隔
多年以前，50多位企业家聚集北京华润饭店，抗议某高峰论坛主办方利用有领导人出席的名义收取赞助费。主办方想利用企业家们要和领导人握手、合影之机来挣钱，可领导没来，最终反酿成退款闹剧。不难看出，在不少企业家心中，攀上高官，即便是形式上比划比划，也不是一件小事。如果私底下真正有些往来，那更是无上荣光了。
郭广昌曾经为政商关系划出界线：“人们都说，一个人的财富是一个‘0’，健康是一个‘1’。事实上，民营企业能不能合法经营就是这个‘1’，离开了‘1’，后面规模再大，财富再多，最后还是会变成‘0’。可以说，合法经营跟身体的健康同样重要。”与郭广昌经营理念相似的还有王石“不行贿”的立企哲学。无论是郭广昌还是王石，他们的准则都是摒弃畸变的政商关系。
“当前国情决定了政府在事务决策中占主导地位，企业家试图剔除商业发展中的政治因素，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家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如何有技巧地游刃于政商博弈之中，仍将成为企业家的最大挑战。在一个没有稳健机制和良性体制架构的环境下，巧妙腾挪与弄巧成拙往往只有一线之隔，一朝得手与稳健拥有不可同日而语。那么，企业家该如何拿捏与政府及官员的关系呢？对转型期的中国企业家来说，这既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更是一个技巧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