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北京6月22日电 （陈苑）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22日（北京时间）对本届会议中国提交的“大运河”文化遗产申请项目进行了表决，该项目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46处世界遗产。人民网文化频道特别采访到多位专家，对此进行解读。
大运河的价值无可比拟
如果说绵延万里的长城是中华民族挺立不屈的脊梁，那么贯穿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则是民族流动不息的血脉。大运河申遗项目始于2006年12月，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及浙东运河沿线8个省市27个城市的58个遗产点，河道总长1011公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认为，“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大运河的作用不可替代，大运河是世界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的遗产。”
在古代，大运河是国家的生命线，它将我国因自然地理形成的东西向的多条水路，通过人工开凿，进行南北向沟通，展现了中国古代极高的科学技术水平，是一项非常伟大的工程。如今交通运输方式虽然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大运河仍然保持着强大活力，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大动脉，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运河遗产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新拓展，目前，已有5项国外运河及其相关的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包括法国米迪运河、比利时中央运河的四条吊桥、加拿大里多运河、英国旁特斯沃泰水道桥与运河和荷兰阿姆斯特丹17世纪运河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安家瑶认为，“这些都是工业革命之后开凿的运河，历史仅有二三百年，无论从时空跨度、历史价值、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科技含量上相比，它们与中国大运河都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大运河在世界上的价值是无可比拟的。”
“活态遗产”申遗有特殊性
大运河申遗具有其特殊性，它是仍在使用的活态线性文化遗产，对这类项目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在中国尚属首次。“大运河的保护管理具有不同于其他古建筑、古遗址的鲜明特点，维护其水利、航运等现实功能，本身也是遗产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文物局有关人士曾在2012年全国政协召开的大运河保护与申遗跟踪调研情况通报会上介绍到。
大运河的申遗与保护工作十分艰难复杂。2005年世界遗产中心将运河遗产拓展为世界遗产名录项目。2006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呼吁将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2006年底，大运河列入预备名单。国务院由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牵头，组织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等有关部委和大运河沿线的北京、天津、河北、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河南8个省、直辖市人民政府共同成立了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通过会商小组来进行‘通气’协商，让大运河既可保持其历史文化性，同时又可兼顾其现代运输功能。”安家瑶告诉记者。
大运河保护分三类情况
大运河目前的保存状态有三种：保存最好的河道如今依然行使着其运输功能，甚至有些地方依然保留着过去古香古色的遗迹旧貌；其次，有些河道保存较好，但目前已失去了其最初的运输功能，变成了旅游景观地；再次，部分河道已断流，仅作为“遗址”存在。针对上述三种情况，北京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孙华认为，相比今年同时参加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丝绸之路”申遗项目，大运河的保护与管理工作更为复杂，难度更大。
如何协调好大运河在历史文化价值保留、旅游景观利用以及运输功能使用三者间的关系，刘庆柱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目前仍在正常使用的运河河段，由于现代航运的需求，河道的宽度、深浅及码头的数量、位置都会有所改变，在这类情况下，对运河地改造必须要在保留其历史文化价值的前提下开展，不能改造得面目全非；第二，有些河道文化遗迹保存较好，审美价值高，是文化旅游景观区，可将它们作为地方的历史文化符号来加以保存，沿河的各项建设要与其保持协调一致；第三，对于被废弃的河道遗址，保留其历史遗迹尤为重要，要为它们留出一定范围的保护区域，绝不能在上面乱盖乱建。“将大运河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处理好，保护要放在首位。”刘庆柱强调。
申遗过程大于申遗结果
孙华认为，相比结果，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通过申遗，使遗产相关的国家、地区、部门、遗产点等各方面能够更好地树立起遗产保护的意识，共同应对遗产保护及管理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把遗产保护得更好。
大运河申遗启动至今已近8年，与2006年相比，大运河部分地区出现的断流、淤塞、污染的现象已得到很大改进，清理、整顿、修复、疏通等一系列繁杂而艰巨的工作使大运河再现生机。但由于大运河文化遗产项目非常庞大，各地管理与保护难免存在不均衡的现象。
如今大运河能够顺利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我们更应当注重今后的保护与管理，不要“申遗时轰轰烈烈，申遗后冷冷清清”，如果人们重复申遗前对待大运河的态度，那么恐怕所有在大运河申遗过程中经过努力所取得的成果将付之东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