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刘仁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
日前，复旦大学177名学生给上海高院写“求情信”，为“复旦投毒案”犯罪嫌疑人林森浩求情“免死”一事，引发热议。“求情信”是否发挥作用，该如何看待“求情信”，以及围观者的心态？
“求情信”更像“法庭之友”
1、新京报：目前的舆论两极分化比较明显，支持者认为，复旦学子有权表达对“死立决”的态度。质疑者认为，复旦学子的同情心用错了地方。你怎么看？
刘仁文：从言论自由的角度看，对同一个公共事件持不同观点，是完全正常的。
即便在美国，尽管死刑只是作为一种极其例外的象征性刑罚而存在，但如果要判处或执行一个人的死刑，“反对死刑”和“支持死刑”的声音都会通过各种渠道发出来。
但是，在“复旦投毒案”判决时，社会上似乎只有支持死刑的声音，而没有反对死刑的声音。所以，从这个角度看，能出现这样“救人一命”的声音，总的来说还是件好事。
值得深思的是，我国的“死刑”有很强的文化基因。比如，尽管“求情信”出来之后引发了不同的争议，但对复旦师生进行指责的声音还是占很大比例的。同时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仅仅把“求情信”寄给法院这样一种正常的民意表达，就会受到如此大的反对？
2、新京报：签署“求情信”的师生，是否如某些人所指责的“法盲”？
刘仁文：首先，不管是谁，都有表达诉求的权利，这和自身是否具备法律素养没有太大关系。其次，即便是“法盲”，也不宜指责。法院应当利用一切可能的渠道听取民意，只要不是被民意裹挟。
3、新京报：国外法院如何去倾听民意呢？
刘仁文：国外有一个“法庭之友”(或译作“法院之友”)制度。简单说，“法庭之友”不是诉讼当事人的任何一方，可以是任何一个组织或个人，回应诉讼双方的当事人请求，或是出于自愿，提出相关资讯与法律解释的法律文书给法庭，以协助诉讼进行，或让法官更了解争议的所在。提出这种法律文书的人，被称为“法庭之友”。而复旦师生的“求情信”，有点像是国外的“法庭之友”。
4、新京报：有人认为，“署名者不及师生1%”，民意诉求和联名人数有关系吗？
刘仁文：社会关注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求情信”本身是不是在摆事实，讲道理，有没有证据支持，而不是关注求情的人数占多大的比例。
人数多少可以反映出部分问题，但不能作为主要指标来衡量问题。
“量刑判断”需要回归法律
5、新京报：我注意到一个细节，“求情信”是在上海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之后发起的。发起人之一复旦大学教授谢百三也表示“对嫌疑人林森浩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话，觉得有些不妥”，“当庭宣判”的问题怎么看？
刘仁文：我国目前强调当庭宣判，目的是防止事后暗箱操作，出现司法腐败等现象，但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应当辩证地看。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作《美国司法细节观察——与一位美国法官的通信》，专门提到这个问题。在美国有一个缓刑部门，相当于量刑建议部门，是法院的得力助手，从他们那里，可以了解到被告人的罪行及其生活状况，如他的家庭、教育、工作，以及他的医学或精神上的问题，还包括他的犯罪史。
按照我国法律，如果二审宣判死刑，最高院核准死刑后，七天就要执行死刑。我觉得这种制度设计不恰当，杀人还是不急为好。像这样的案子，在开完庭后，确实要了解当事人的人格、背景如何，这样才比较科学，防止简单的“杀人偿命”。
6、新京报：学生们提出这个诉求是否合理合法？如果有诉求，该如何表达？
刘仁文：我认为这个诉求合理合法。因为他们没有去干预司法，只是把信寄给了二审法院，请他们考虑，便于法庭进一步了解情况，了解当事人的背景。
法官该不该收这些信、该不该纳入量刑考虑的范畴？目前没有明确规定。为了更好地吸纳民意，我们应该有类似“法庭之友”的制度。例如像这样的请求信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门槛，由法院内部什么机构进行接收和转发，承办法官应否入卷等等，都应当规范化。
7、新京报：他们的诉求是否会有效？
刘仁文：至于他们的诉求是否有效，我觉得“求情信”只能供法官参考。实际上法官应该不受舆论干扰，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下，很多人会求助媒体，法官会有一定的压力，我非常担心一些领导看了以后给法院一些批示。
法官如果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平心静气地看看这些求情信，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妥，反而有利于他全面思考问题。就怕在中国目前的司法体制下，法官的地位不是很高，如果受到外界的压力，不管最后的结果正义不正义，都不是法治健康运作的结果。
8、新京报：根据报道来看，是律师建议复旦学生写求情信，让林的家人、同学和被害人黄洋的父亲沟通，尽最大努力求得他的谅解。律师此举是否涉嫌干预司法？
刘仁文：我基本的意思是，如果律师只是给出建议，没有问题，因为写求情信的同学和老师还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写信的，没有被谁要挟、诱惑或欺骗。当然，如果律师直接或间接采取了要挟、诱惑或欺骗的手段，那肯定是违反职业道德的。
死刑之争亟须“超越悲剧”
9、新京报：这个事件的本质，其实是民意与死刑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你怎么看？
刘仁文：这个问题特别复杂，民意是一把双刃剑。有时我们看到，民意在死刑上是推波助澜的。从刘涌案到药家鑫案，再到李昌奎案，当事人都是因为民意而死。还有郑州张金柱案也是这方面的典型，他说自己是被媒体判了死刑。
但也应看到，民意也救了一些人，例如吴英集资诈骗案，本来二审被判处了死刑，后来民意反应强烈，最高法院最终没有核准死刑。
在任何一个国家，民意对司法判决都不可能没有一点影响，但是里面确实有一个度的问题，在我国，相关规范不够成熟，民意对死刑的影响更大。
最理想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民意通过一些正常渠道表达出来，法官给予考虑，至于判不判死刑，法官独立思考。但现在我们达不到，像吴英因为民意活下来的毕竟是少数。
现在法官最怕的可能不是民意本身，而是民意通过舆论等被上级领导关注了以后，领导采取批示的方式，批给有关领导或上级，给承办案件的法院和法官造成很大的压力。为了仕途或前途，法官不可能不听上级或领导的意见。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就是上级领导和部门绝不要批示案件。
10、新京报：如果说从法律上平衡民意与死刑的关系稍微容易一点的话，那么从根本上清除“死刑”的文化基因，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而这却是民意的一个重要基础，该怎么办？
刘仁文：所以我一直呼吁要“超越悲剧”。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例子，2000年的时候，南京市发生一起凶杀案，四个苏北的无业青年杀了一个德国人普方一家四口。听说这四个孩子根据中国法律将很可能被判处死刑，普方的母亲在跟亲友商量之后，写信给中国法官，说不希望判处这四个青年死刑，“德国没有死刑，我们觉得，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
当年11月，由普方夫妇的同乡和朋友发起，在南京居住的一些德国人设立了以普方名字命名的基金，用于改变苏北贫困地区儿童上不起学的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庭审中的一个细节给他们触动很深：那四个来自苏北农村的被告人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如果他们有个比较好的教育背景，就会有自己的未来和机会。”
目前世界上废除死刑的现实和趋势，是不是可以做一些适当的介绍和引导？绝大多数人生活在习惯中，我们的思维会受到周围人的影响，如果周围很多人都还简单认为“杀人偿命”，那大幅度减少死刑直至最后废除死刑的目标就永远无法实现。
当然，我们也不是倡导无原则的宽容，罪行必须得到严惩。在西方很多国家无期徒刑就被认为很重了，但在我国认为死缓还便宜他了。
如果像纪念普方那样，就如复旦有同学说的，他们想捐款以受害人的名字来命名一个基金会，我认为这样的方式将可以慢慢改变“杀人偿命”的文化基因。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实习生 孟亚旭
(原标题：刘仁文：复旦“求情信”呼吁“超越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