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件不仅对应权力，更对应着权利。用权力服务、以权利为本，才是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日前，广州市一位政协委员公开展示了一幅《“人在证途”图》，长达3.8米，包括常用的103种证件，并感叹：中国人不是在办证，就是在去办证的路上。“人生不满百，要办百个证”，这一现象引来众人的感叹乃至吐槽。
反过来想想，作为确认个人身份、资质的凭据，证件也是法治社会的必需。在计划经济年代，多数人是单位人，结婚、生子，外出、上学，都需要单位开证明，否则寸步难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流动性、自由度大增，更多人成为社会人，即便没有固定单位和住所，揣着身份证、学历证，就可以闯天下、谋生活、干事业。在这个角度上，从“认人儿”到“认证儿”是一种进步。
身份证、学历证、驾驶证，各有效用，代表着人们的能力和权益。人们抱怨“人在证途”，并非希望所有的证件从生活中消失，不满的只是一些不必要的证件叠床架屋——比如，身份证能显示年龄信息，为什么还要个老年证？不满的是一些职能机构人为地制造出一些证件来——比如，有了社保卡，医保卡、公积金卡究竟为什么存在？更不满的，是程序繁琐、手续复杂的办证难——比如，办个准生证，为什么要盖40多个章？
证件多、办证难，背后是权力运行的问题。对于职能部门，办证是一种权力，每个证件背后都站着一个或几个单位，可能有明面上的收费创收，也可能有暗地里的利益交换。这可是一些单位的“核心利益”！也正因此，行政管理部门之间更容易产生“业务壁垒”，有意无意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导致各自为“证”，难以有效整合。
实际上，证件不仅对应权力，更对应权利。权力本身是为权利服务的，有关部门办理证件，落脚点应是方便管理、更好服务。如果为了证件背后的权力而不愿放手，显然是本末倒置，更会忽略了证件的服务功能，漠视了证件背后的权益保障。而现实也证明，管得过多过细过死往往管不好，以证“拴”人的僵化体制，不仅无益于权利保障，反会成为实现权利的绊脚石。
理顺公众在证件问题上的心结，需要把权利排序在前。一方面，改掉造成办证难的作风病、机关病。试想，即便有了“一站式大厅”，如果不能以人为本优化流程，如果依然脸难看、话难听，哪怕只办一个证，也会带来投诉。另一方面，治理上的画地为界假如不逐步清除，证件附着的权益也有可能难以落实，成了空头支票。比如，跨地域的医保结算、社保转入，就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完善。
全面深化改革，政府管理领域的重点就是简政放权。前不久，国务院公开了所属部门行政审批事项的“权力清单”，进一步表明了坚决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一种权力对权利的尊重。比如，减少企业进入的坎儿，少些对市场的无谓干预，正是让企业能走得出来、活得下去。在社会治理上，同样需要秉持这样的态度，用权力服务、以权利为本，才是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人在证途”的现象说明，在更大范围、更多层级上，还有很多政务需要简化、很多权力需要清理。不管是政协委员的建言，还是媒体网络的吐槽，都是一种倒逼的力量。以此为契机创新社会管理，让“有限证件”为群众“无限服务”，才能得到更多信任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