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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理论上，只要把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和职务写在信封上并塞进邮筒，这封信就会进入邮局系统，得到被回复的可能—大多数时候，反映问题的来信会被转发到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有的信会得到秘书处工作人员甚至领导人本人的亲笔回复。
无论得到何种形式的回复，写信者的人生往往会发生或多或少的变化—有的人奋发图强，有的人就此改行，也有的人受到负面影响。
让王刚走上演艺道路，让李连杰投身公益事业
主持人、演员王刚上小学四年级时曾给毛泽东写过信。1959年的王刚上课非常淘气，在被老师号召同学们孤立之后，他开始逃学。因心中苦闷，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没有任何功利、世俗的色彩，当时实在是再没有人可诉说了。”
王刚在信里表达了一个孩子的忠诚，画了两幅水彩画，一幅是小白兔在吃萝卜，还有一幅好像是解放军在保卫祖国，还放进一张和妹妹王静的合影，在信封写上“北京毛主席收”，投进了信箱。
信寄出后不久，王刚就被找回了学校。在问了家里在北京有没有亲戚，亲戚有没有在中央之后，老师和校长征求了王刚的意见，拆开了来自北京的回信。
回信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办写来的。“王刚小朋友：你6月24日写给毛主席的信还有图画和照片都收到了，谢谢你，今寄去毛主席照片一张，请留作纪念”，“希望你努力学习,注意锻炼身体，准备将来为祖国服务。1959年7月3日”。
此后的王刚被学校看作“转变生”的典型，排练了一部话剧《他转变了》，让王刚自己演自己。据他多年后自述，自己立即恢复了自信，成为一个上进的学生，并在1969年回乡考上了沈阳军区的文艺宣传队，文艺生涯就此开始。
同样受到影响的演艺界人士还有李连杰。他曾经在《鲁豫有约》节目上谈到过自己写信给邓小平的往事。
当时的李连杰凭借电影《少林寺》成名，但是不知道路在何方，非常苦恼。“我20岁的时候（1983年），我写信给邓小平爷爷，信的内容不便透露，写完之后我就去拍戏了。”李连杰说，他没有想到，约3个星期后，有人到剧组通知他赶回北京去中南海见有关领导。
“邓爷爷的批示有三句话：‘想法很好、时机不成熟；好好学习；将来做个栋梁之材。’我没想到自己作为电影界的一个孩子，冲动地写了这么一封信，这么快就有了一个结果。”
李连杰的信同时还写给了邓颖超，有一个从中南海来的人转达了邓颖超的祝福。“邓奶奶让我注意身体，长大为人民服务，可邓奶奶托他带给我的梨却忘记了。”
“我从来都没讲过，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其实这些爷爷奶奶都在私底下关怀我很多。我从来也没敢拿他们当舆论炒作过。23年了，我没敢忘过每一句话。”
李连杰认为，这些老人的关怀是他后来投身公益事业的动力之一。
让李昌平成为三农学者
有些领导人回信，引出的是一串长长的故事。2000年，37岁的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经济学硕士李昌平曾上书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反映了农村基层工作的种种弊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封长信引发了朱镕基的重视，他把长信转给了其他领导人看，同时向监利县派出了工作组，由此引发该县一场被称为“痛苦又尖锐的改革”。
这封信获得重视的当年，李昌平也离开了工作17年的乡镇基层，成为一位三农问题研究者，一度担任过《中国改革》《改革内参》记者、编辑。他的一项重要主张就是呼吁给予农民国民待遇。2002年，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温家宝长于书法，毛笔字写得很周正，是一位喜欢写亲笔信的总理。他也许是近20年来亲笔回复人民来信最多的国家领导人。
湖南望城县星城镇马桥河村农家书屋管理员李芳曾经于2009年致信温家宝，介绍自己创办民办图书馆的情况，并邀请温为图书馆捐献一本图书。不到一个月，她就收到了温亲笔签名的《现代汉语词典》。
这本签名词典，是受时任湖南省省长周强委托，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局领导一行人专程送来的。同时，省市县镇四级政府，也带来了价值6万元的图书。李芳后来有了一家新图书馆。
另一个命运被温家宝回信改变的群体是重庆《农民工之歌》的主创团队，2007年11月18日，广厦重庆一建公司的1181名农民工写信给温家宝，希望他能听听农民工合唱团演唱的《农民工之歌》，还希望《农民工之歌》能走进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以鼓舞全国的农民工兄弟。这家公司的农民工曾经在温家宝视察工作时送给他一顶签名的黄色工地安全帽。
12月1日，他们看到了温家宝的回信，里面希望“转告来信农民工朋友们，来信及所附照片、歌词、唱碟都已收到，非常高兴。请转致我对大家的问候，希望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温家宝批示将信抄送中央电视台。紧接着，中央电视台传来消息：农民工们唱响的《农民工之歌》，已确定进入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单。
不过，出于全国办春晚的考虑，舞台上只保留了5名重庆农民工，另外10名左右的农民工来自其他省份，他们作为背景出现在舞台上。那一年，前面载歌载舞的仍然是职业演员，领唱的则是当过农民工的艺人王宝强。
负面影响：张铁生 李庆霖
当然，并非所有的回信都会对写信者的人生做出有益的改变，也有人会在收获意外时迷失自己。知识青年张铁生曾经利用招生试卷的物理化学试卷背面写过一封信，这封信虽然不是写给领导人的，但是经过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的整理发表在《辽宁日报》上，并被人民日报转载而引发讨论。
1973秋，张铁生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并被破例发展为党员。但此后，张铁生迷失在了政治活动中，并在“四人帮”倒台后被逮捕，获刑15年。
类似的还有1972年写信给毛泽东的教师李庆霖。他1952年任福建莆田县某中学校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处分，被分配到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村小学任教。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一篇报道称，1972年，李冒险写信给毛泽东“告御状”，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他风里来，雨里去辛劳种地，头发长了，连个理发的钱都挣不到”。信的落款是1972年12月20日。李担心这封信会送不到毛泽东手上，是寄给外交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翻译王海容，而后由王海容转交的。
毛泽东为此亲自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自由、幸福。”李庆霖也因为这次回信而受到了重用—很快成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成员。
他在之后的政治活动中犯下了错误，在1976年11月被隔离审查，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1994年才提前出狱。
不过，李庆霖在许多知青心目中始终是一位冒死谏言的知青父亲。在20世纪80年代初，很多回城知青赶到李服刑的监狱，带着糖果糕点，去探望他。
他们记得一件事，那封信及毛泽东的那一封回信，改善了他们很多人的困难处境。
正如此后多年中发生的那样，尽管领导人只能从那些充满期盼的来信中选择很少一部分进行回复，这些回信都会影响甚至改变为数众多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