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进程的中国思考之二
提升中小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除了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更重要的是规范分配规则、营造公平环境
春节过后，一个段子在微博上流传，“未来几天，又将是秀兰、翠花、桂芳、大强、二饼、狗剩们陆陆续续变回Linda、Mary、Vivian、George、Michael、Justin的时候了”。在今天的流动中国，人们身份转换的频率大大加快，各种身份关系更加复杂多元。
流动性变化的背后，是两种不同的环境和文化。前者是土生土长的故乡，一个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熟人社会；后者则是“高端大气”的北上广，一个彼此相对独立的陌生人社会。在二者的相互切换中，从“秀兰”成为“Linda”不容易， 而要从“Linda”变回“秀兰”可能更难。这几年，许多人先是“逃离”北上广，后又“逃回”北上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于是，一方面是大城市的人才高消费，一方面却是中小城市的人才紧缺。年轻人“折返跑”的背后，有着种种无奈；而中小城市人才只出不进、多出少进的现状，则是亟待解决的发展命题。尤其是，当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明确“以中小城市为重点”，中小城市既蕴藏着巨大发展潜力，也成为最需要人才的地方。在此背景下，中国如何形成正常、合理的人才流动？中小城市如何吸引高素质人才回流？这直接关系到中国城市化的内涵和素质。
“大城市有机会，中小城市要拼爹”。一位北漂情绪化的感慨，折射出一种客观现实：大城市的艰辛，小城市永远不懂；而小城市的关系，大城市也很难解开。相对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的人情、关系更浓。开车的人都知道，同样是酒驾，在北京很少有人敢以身试法，在中小城市则可能心存侥幸，因为总能找到关系。许多人回到中小城市工作，发现自己已不适应，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做事往往讲关系、论人情，个人的努力常常陷入关系的重围。类似的看法或许偏激，却反映了人们对某些现实逻辑的隐忧。
法学家梅因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北上广处于中国现代化最前沿，经济发达、国际化程度高，基本上是“陌生人社会”，人情、关系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个人能力的重要程度提升了，没有关系的年轻人也可以找到晋身之阶。相形之下，现代化水平不高、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小城市，资源更多集中在政府手中，“关系”也因此变得更加重要。这些年来，媒体爆出的“萝卜招聘”、扯出的裙带关系，出自中小城市的比例明显要高。试想，如果有关系，就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没关系，草根逆袭只能是镜花水月，中小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从何而来？
在这个意义上，与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的优势不只是高楼大厦，更在于相对公平的契约关系。反过来讲，提升中小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除了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更重要的是规范分配规则、营造公平环境，用法治思维、规则意识取代地域情结、人情关系。一方面，从市场经济秩序着手，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构建全面开放、自由竞争的就业环境；另一方面，从社会法治秩序着手，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从源头上治理“拼爹”背后的“拼权”现象。
古人说，“公则四通八达，私则一偏而隅”。按照十八大提出的要求，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的利益，我们的社会才有活力，中小城市也才会有吸引力。是身份和关系决定命运，还是努力和奋斗创造未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已经给出了坚定选择。巩固和壮大这一社会进步主流，让个人奋斗突破“关系重围”，让公平正义普照中国大地，才能让更多人看得到希望、摸得到未来、守得住理想、圆得了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