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问题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必须系统谋划和长远考虑，形成明确的能源战略及实施举措。近两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壳牌公司、哈佛大学、清华大学等中外多家机构的70余位专家，开展了中国中长期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重点对全球和中国能源的供求形势，未来中国能源发展的目标、原则和战略途径，煤化工、核电、电动汽车等有争议的能源技术，城市化、交通等重点用能领域，能源安全以及重大能源政策进行研究。形成以下基本观点：
一、能源领域处在大调整、大变革时期，能源技术、能源市场和能源地缘政治正发生重大变化
一是能源技术革命快速演进。全球能源技术创新进入高度活跃期，呈现多点突破、加速应用、影响深远等特点。供给侧的可再生能源、非常规油气已进入大规模应用阶段，需求侧的电动汽车和转化环节的智能电网处在市场导入期，可燃冰开发、碳捕获封存等技术有望取得新突破。主要国家根据其资源禀赋、技术能力、需求潜力等条件，突出重点，加力推进。能源技术革命已经引发了产业革命，将对能源供应结构、生产和利用方式、产业组织、地区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并将引领全球进入新一轮工业革命。
二是全球能源供求格局出现重大变化。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带动石油储量增长，石油峰值理论引起的短缺恐慌已基本消失。目前全球已出现油气消费重心东移，生产重心西移的新趋势。2010—2030年，中国和印度新增石油需求将占全球新增石油需求的一半以上。预计在2020年前后，美洲将成为新的石油生产中心，美国也在谋求成为石油天然气的定价中心。石油供应地区格局呈现出传统产油地区、美洲甚至北极等多极发展的新格局。
三是能源地缘政治日趋复杂。美国能源独立取得实质性进展，使得全球能源地缘政治更趋复杂和多变。美国不会放弃在中东地区的石油利益，但在推进中东民主进程时将不再受石油问题的牵制而更加强硬和激进，国际能源市场将更加不稳定。全球能源运输通道安全风险上升，对一直在搭国际“能源运输安全便车”的我国带来新挑战，我国将直接地暴露在周边地区、中东和非洲地区的地缘政治风险之中。随着页岩油气的成功开发，美国将成为天然气的潜在出口大国，我周边地区的能源角力将此消彼长，能源地缘政治将更为复杂。另外，页岩气革命导致欧洲市场上液化天然气和来自美国的低价煤炭供应增加，俄罗斯天然气所占份额和影响力下降，俄罗斯的天然气需要向东亚出口，这将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二、未来20年是我国实现能源生产和利用革命的窗口机遇期
一是全球能源需求将持续增长，供求偏紧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即使全球付出巨大努力推动绿色转型，根据模型分析，2020年和2030年的全球一次能源需求将分别达到159亿吨标油和177亿吨标油，比2010年增长20.4%和34.1%。新兴经济体是推动国际能源需求增长的主要力量，2010—2030年中国和印度新增能源需求分别占同期全球新增能源需求的33%和29%。尽管北美由于非常规油气开发使得地区能源供给状况有所改善，但从全球的角度来看，随着南亚、东盟、中东等地区加快步入工业化进程，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全球能源供求偏紧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
二是在我国经济将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的阶段，能源需求增速有可能明显下降。未来20年，如果采取正确的能源战略和政策，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发展低碳交通和绿色建筑等，可将2020年和2030年的能源需求分别控制在50亿吨标煤左右和60亿吨标煤左右。2010—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年均增长4.8%，2020—2030年年均增长1.5%，明显低于2000—2010年年均8.4%的增长速度。
三是我国能源自给率总体上保持在较高水平，但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能源开发利用带来的环境压力持续加大。如果不控制石油消耗快速增长，2020年我国石油消耗将超过6亿吨，2030年将超过8亿吨，2030年石油进口依存度将达到75%左右，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也将快速上升，能源安全面临严峻挑战。能源开发利用带来的环境压力增大，二氧化碳排放持续上升，如果不采取控制措施，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重大挑战，有损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福祉。另外，化石能源使用是PM2.5、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排放源，如果不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耗并降低排放强度，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大气质量将达到难以承受的程度。
三、以推动能源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构建安全、绿色、高效的能源系统
在全球能源领域大调整、大变革，以及我国加快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能源战略应以推动能源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到2020年应初步构建并在2030年基本形成“安全、绿色、高效”的能源系统。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途径包括保障安全、节能优先、结构优化、绿色低碳、技术引领、体制创新等六个方面：
（一）保障安全。一是坚持立足国内的方针，加大新能源和天然气的开发力度，避免能源自给率的快速下降。石油应保持一定的储采比，稳定国内产量，适度发展煤制油和煤化工。二是安全、有效利用国际资源。明确提出控制石油、天然气进口依赖度的战略目标。加快推进石油进口多元化，降低石油进口对中东和运输通道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程度，保障油气通道安全。鼓励产油国石油公司和跨国石油公司来华投资中下游业务，鼓励企业走出去投资上游业务及炼化等中游业务。三是提高储备和应急能力，健全国家、商业、社会多层次的石油储备体系，鼓励各类企业参与石油储备，加快石油期货交易中心建设。提高天然气储气率，保障电力系统和运输通道的安全稳定运行。
（二）节能优先。一是实施针对煤炭、石油等主要化石能源的消费总量控制。力争到2020年煤炭消费总量达到峰值，不突破30亿吨标煤（约折合45亿吨原煤）。同时将2020年石油消费量控制在5.5亿吨，2030年控制在6.5亿吨左右。二是继续制定节能约束性目标，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到2015年、2020年、2030年分别实现能效追赶、接近、同步国际先进水平的目标。力争实现2020年单位GDP能耗比2010年下降35%，2030年单位GDP能耗比2020年再下降30%。三是必须走绿色低碳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实施较激进的可持续交通发展战略。
（三）结构优化。优化能源生产、转化、利用结构，推动能源供应体系变革。一是大幅度优化能源供应结构。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确保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15%的目标。203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进一步提高到25%左右。加大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力度，提高天然气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比重。力争到2020年天然气消费量达到3500亿立方米左右，到2030年天然气消费量达到6500亿立方米左右，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0%和15%左右。显著降低煤炭消费比例，2020年下降到60%左右，2030年进一步下降到50%以下。到2030年初步形成煤、油、气、核、可再生五足鼎立多元化的能源供应结构。二是优化能源使用结构。统筹考虑能源和化工两个领域，石油应主要用于生产交通燃料，煤炭优先用于发电，促进煤炭高效清洁利用；煤化工主要走多联产的技术路线，适度发展煤制油、煤制气等项目。三是优化能源转化结构。要明确“大电大网”与分布式电力系统并重的发展思路，形成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绿色智能的电力系统。一方面积极建设大型煤电、核电、水电可再生能源基地；明确“输电输煤并举，当前加快发展输电”的方针，优化能源输送方式；在保证安全可靠的前提下积极发展特高压输电，提高输电经济性。建设结构清晰、功能明确、匹配合理的智能电网，以提高电网对可再生能源的吸纳能力、实现用户侧响应和提高电网利用率。另一方面，提高对发展分布式能源系统重要性的认识，加快发展分布式风电、太阳能发电，发展天然气电热冷多联产能源系统。
（四）绿色低碳。一是逐步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削减到排放总量控制的过渡，建议分三步实施，即：2015年努力完成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10年降低17%的目标； 2015年之后，设定与能源总量控制相对应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目标，实行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控制；2030年前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实现排放总量减排。二是加快发展低碳能源和低碳技术，显著提高碳生产率。力争到2030年我国因能源使用排放的二氧化碳大体上在100亿吨左右，人均排放量为7吨，和欧洲届时的人均排放水平大体相当。三是减少污染排放。通过末端工程治理、发展循环经济、源头预防和加强监管等措施，减少废气、废水和废渣排放。
（五）技术引领。实施“追赶”与“跨越”并重的能源技术战略。一是制订符合中国国情和全球能源技术发展方向的能源技术路线图。实施国家能源科技创新战略，由目前需求拉动的“跟随”式创新，逐步向需求拉动与技术推动的双重作用转变，发挥技术引领作用。二是加大对能源战略性前沿技术和重大应用技术的研发支持力度，供给侧重点支持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技术、煤制油等石油替代技术、煤气化整体联合循环等新一代火力发电技术、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生物能源技术、第三代和第四代核能技术；需求侧重点支持电动汽车、分布式能源系统、热电联产系统技术；输送转换环节重点支持智能电网、储能技术和氢能技术以及碳捕获及封存技术。三是创新组织形式，建设公共研究开发平台，支持和引导组建基于市场机制的产业创新联盟，构建创新链，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分担的联盟机制，推进协同创新。
（六）体制创新。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放开竞争性业务的市场准入限制和价格管制；更好地发挥好政府作用，强化对自然垄断业务和市场秩序的监管，加大节能环保和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
四、积极应对城镇化进程中的能源挑战，走绿色低碳的城镇化道路
城市化消耗大量能源，2010年全球能源消费的66%被城市所消耗。203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将有望达到65%，大约再有3亿人（占全球城市新增人口的20%）进入城市。我国城市人均能源消费约为农村的3倍，每增加1%的城镇化率，相应需要新增6000万吨标煤的能源消费。亟待寻求适合中国国情可持续、绿色低碳的城镇化发展道路，紧凑型城市形态、建筑节能、高效能源系统和可持续交通是绿色低碳城镇化的主要支柱。
一是塑造紧凑型城市形态。分析表明，推行紧凑型城镇化，与蔓延型城镇化相比，可以节约土地73350平方公里，减少10%的能源消耗，并使人均GDP提高20%，综合效益十分明显。为此，在城镇化规划中要明确城市边界，防止城镇化蔓延。发展高速轨道交通，形成城市群和城市网络。推广低碳城区规划，细化城市布局，增加土地混合利用。
二是控制人均建筑面积，大力发展绿色节能建筑。中国目前的城镇人均建筑面积为31.6平方米，美国人均面积为61.8平方米，德国和日本人均面积分别为42.9平方米和36.6平方米，中国不可能走美国的住房消费模式，只能走欧洲日本的住房消费模式，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应将人均建筑面积控制在40平方米左右。在一二线城市推广节能率为75%的建筑节能标准，并逐步扩大推广范围，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强化建筑节能监督管理，对新建建筑实行强制性建筑能效标识制度。
三是优化城市能源系统。发展分布式天然气电热冷多联产系统，就近利用太阳能、风能和地热能，对公共建筑提出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要求。北方城镇推广先进热电联产机组，提高集中供热效率与管网输送能力，推行供热分户计量；长江流域不宜采用集中供热，应发展高效、节能、舒适的分散式住宅采暖和空调技术。要制定城市综合能源规划，实现多种能源形式统筹优化。
四是实施更为激进的交通能源战略。交通能源战略对于保障石油安全和保护城市环境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分析表明，从运输结构优化、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三个方面推进交通节能，到2020年和2030年交通能耗与基准情景相比将下降20.5%和39.3%。其中，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控制私人轿车使用，使城市客运油耗下降17.9%；提高燃油经济性、发展替代燃料、实施电动化和柴油化，可使私人轿车油耗下降57%；通过优化货运交通方式、发展第三方物流、优化管理和提高信息化水平等手段，货运能耗可降低16%。
五、通过加快能源体制改革来推动能源转型
能源战略的实施、能源发展方式的转型关键在改革。要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并发挥好政府在市场监管、节能环保等方面的作用，推动能源的生产和消费革命。
一是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首先，放开准入限制，在油气领域，鼓励各种所有制企业进入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将页岩油作为独立矿种进行矿权登记管理；放宽油气储运（主要是支线管网）、加工、销售的市场准入；取消对进口原油、成品油、天然气的限制。在电力领域，推行大用户直购电，在发电侧和售电侧形成多买方、多卖方的市场竞争，打破电网企业单一买方和单一卖方的市场格局。在放开准入限制的同时，要加强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监管，让竞争主体在同样的标准和水平上竞争。其次，要逐步实现可竞争环节与自然垄断环节的分离，放开竞争性业务，加强对自然垄断环节的监管。深入研究油气管网的有效管理体制和运营模式，探索电网输配分开的必要性和机制。
二是改革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而不仅仅是价格水平的调整。上网电价逐步由发电市场竞争或发电企业与大用户双边合同确定；输配电价实行政府管制，形成直接反映电网企业成本和效率的独立的输配电价，并尽快建立能够反映电网企业真实成本的成本规则；居民和中小工商业销售电价仍实行政府指导价，引入峰谷电价和实时电价。改革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政府有关部门不再直接规定成品油价格，改为在石油价格出现较大幅度波动时采取临时性干预措施。推进天然气定价机制改革，政府对输送成本加强监管，井口价格和销售价格逐步由市场定价。
三是完善矿权和资源税费政策。适度提高勘探基金的征收标准，鼓励风险勘探。将资源税从价定率征收逐步由油气扩展到煤炭等领域，同时探索建立天然气和煤炭特别收益金制度，将资源溢价收归国有。合理确定资源所有者与开发主体、中央和地方资源收益比例，协调理顺相关主体利益关系。
四是注重建立节能长效机制。加快形成由市场定价的价格形成机制，健全差别电价、差别气价等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峰谷电价。逐步形成以环境税、消费税（如成品油消费税）等为主体的绿色税收体系。健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核制度，大幅度修订和提高产品能效标准，加快落实“领跑者”能效标准制度。制定重点行业节能目标，落实行业责任。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节能指导与服务。落实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督促发电企业和电网企业完成规定任务。
五是健全碳排放政策。当前重点推行基于市场定价的碳交易制度，在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的基础上，研究实行碳税的必要性、方式及征收范围。
（作者：李伟 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作者：秦朔 ／ 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在这个越来越推崇“轻资产”的时代，你是否能意识到“重”的价值？
南海，神狐海域。去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国从海底连续多天试采出天然气水合物（俗称可燃冰），在能源勘查开发领域实现了一次全球领跑。
南海可燃冰地质资源量约为700亿吨油当量，前景广阔。但要从水深1266米海底以下203到277米的矿藏中开采可燃冰，相当于“在豆腐上打铁，用金刚钻绣花”。
麦伯良担任总裁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集），旗下的中集来福士公司，承担着一项重任，就是要设计制造一座全球最先进的第七代深海钻井平台，无论作业水深还是钻井深度都没有先例。
这就是“蓝鲸1号”。平台长117米，宽92.7米，高118米，拥有27354台设备，4万多根管路，5万多个机械调试模块报验点；2.6万多根电缆，每一根都有唯一编码，总拉放长度1200公里；最大作业水深3658米，最大钻井深度15240米。
| “蓝鲸1号”第七代超深水钻井平台
“蓝鲸1号”首次使用100毫米NVF690超厚钢板，在全球首次成功完成CTOD实验（裂缝尖端开口位移实验），它所配置的液压双钻塔和DP3闭环动力管理系统，能提升30%的作业效率，节省10%的燃料消耗。
“蓝鲸1号”连续试采了60天，顶住了风力达到12级的台风“苗柏”。要是弱一点的平台，或者用钻采船，强风早就把钻井平台和试采井的连接切断了。
大国需要重器。当我想象着那座37层楼高、甲板有一个半足球场大的海上巨无霸，在狂风巨浪中从1000多米的海底精细地开采出可燃冰，敬畏感油然而生。
我的采访对象，是1959年出生、1977级大学生、从毕业加入中集就没有离开过的麦伯良。在上世纪90年代后半期，因为把集装箱做到世界第一，他曾名动一时。这一次，中集在高端装备制造领域为国家海洋战略做出了突破性的贡献，麦伯良再创奇迹。在中国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道路上，麦伯良领导的中集，铸就了一块又一块里程碑。
“深海海工，国际上没有二三十年是做不起来的，我们花了九年十年，净投入有大几十亿。一年几个亿就不见了，如果不是中集有比较大的体量，很难消化得了。‘亏’了那么多钱，换了别人，总裁还能做下去？够呛。我做，别人会相信，我尽力了。大家算账都急功近利，但海洋强国、大国重器，总要有人敢去干。我相信大家给我的掌声多过对我的抱怨。”麦伯良说。
十年前麦伯良要做深海海工，遇到巨大压力。虽然他领导中集在集装箱、道路运输车辆、登机桥等多个领域做到世界第一，在能源化工及食品装备、海洋工程、物流服务、消防及救援设备等方面具备世界竞争力，但当他去北京征求很多老领导的意见时，无一例外希望他慎重再慎重，有领导甚至说：“你已经取得了十几个世界第一，非要做深海海工，名声可能会葬身海底。”最后麦伯良说服董事会的理由只有一个，征服海洋尤其是深海，中国必须有人要做，舍我其谁！
说服董事会后，中集收购了烟台来福士船厂，迅速切入学习先进的造船技术，从一无所知，到逐渐掌握大型自升式和半潜式钻井平台的核心设计和建造技术。2013年，中集来福士在全球率先研究建造最新一代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D90，即现在的“蓝鲸”号系列平台。整个过程并不顺利，开始时，因为不信任，有的船东选择离开。但麦伯良咬紧牙，一面重新改进设计平台技术，一面一家家拜访客户。之后三年多，中集来福士连续成功交付了多座钻井平台。2016年，“蓝鲸1号”成功交付，被国家租用试采可燃冰。2017年5月，可燃冰在南海试采成功，“蓝鲸1号”也一举扬名海内外。
| 2017年5月18日，在可燃冰宣布试采成功的现场仪式之后，麦伯良前往驾驶舱慰问中集蓝鲸1号的外籍员工们
2017年11月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将可燃冰（天然气水合物）列为我国第173个矿种。
一般人不了解中集，超市里也没有中集的品牌。但凡是集装箱运输的商品，可能就装在中集造的箱子里。没有集装箱，就没有全球贸易。
中集的产业远不止集装箱。我采访麦伯良的时候，看了几则中集最近的新闻：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集参与完成的“重型压力容器轻量化设计制造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018年，中集旗下的模块化公司为雄安新区市民服务中心提供6栋模块化建筑，70天内完成建筑模块的深化设计、制造供应、运输和主体吊装。中集主推的钢结构集成装配式建筑，可以实现一栋建筑80%-90%工程量在工厂预制完成，施工现场只需完成剩下10%左右的搭装，是目前建筑工业化的最高表现形式；
预计到2019年底，中集旗下的“中集天达”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机场实现首批无人驾驶登机桥的大规模使用，使登机桥对接飞机的时间从3分钟降至1分钟，并大量减少现场操作人员数量；
2017年中集获得德国中国商会首届“在德中资企业优秀投资奖”。自2008年中集在德国先后并购了TGE、吉曼、齐格勒等三家本土企业，都成功实现扭亏为盈。中集在亚洲、北美、欧洲、澳洲拥有300余家成员企业，客户和销售网络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中集这家世界级企业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经济阳刚凝重的一面，充满韧性的一面。我相信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史册，一定会写下麦伯良的名字。
麦伯良，广东肇庆人。父亲是市服装厂厂长，“文革”被打倒，到干校劳动了两年，母亲做工早出晚归，8岁的麦伯良负责照看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天天帮他们洗澡。他8岁就懂得干活了，十一二岁给家里做了家具，父亲从干校回来后他们一起到郊区抓田鸡、抓鱼。抓田鸡要在黎明前，父亲带着矿灯，他拿着6节电池的电箱。他还帮家里养过4年猪，在郊区种过菜，编过两毛八分钱一张的草席。
5年小学，4年初高中，麦伯良1975年上山下乡，两年半后以肇庆理工科第一名的成绩被华南工学院机械系录取，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读书算不上勤奋，还有些贪玩，但聪明，也有组织能力，是学生干部。
1978年二三月，麦伯良走进华南工学院的大门。1979年7月2日，深圳蛇口炸响了“改革开放第一炮”，开山炮响的那个地方，就是今天中集的总部。
| 1981年1月24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破土动工，袁庚（右五）为公司首任董事长
1981年12月大学毕业分配，全系90个人，70多人想去深圳，麦伯良得到了两个名额中的一个，被分配到招商局蛇口工业区。那是他第一次去深圳，坐大巴到蛇口，只有一条水泥马路，最高的楼是两层。他从蛇口老街下车走到现在的海上世界，一路都是田埂和小山坡，比家乡肇庆差远了。但荒芜中充满了希望，喜欢挑战的麦伯良觉得，这片空白是让年轻人来画的，而不是让他们来享受的。
| 80年代初，建设中的中集集装箱厂房
麦伯良到工业区劳动人事处报到，接待者说：“还没有研究过分配，你先领两个月工资，春节后再来。”麦伯良看到每个月工资是151.7元，大喜过望，分到广州的同学只有56.5元。而当时的物价，一只鸡是1.7元。
春节后回来，2月初，具体单位还没下落。刚好这天人事处来了个丹麦人，是中集的总经理，叫莫斯卡。他问：“听说来了批大学生，有没有人可以到中集帮忙？”
中集是中国第二家中外合资企业，生产集装箱，由招商局、丹麦宝隆洋行按照50:50合资，1980年签订合资协议，初期投资300万美元，袁庚任董事长。1981年1月厂房动工，1982年4月建成厂房，6月开始试生产，9月正式投产。
1982年2月的这个时点，莫斯卡找帮手，是要做集装箱产品报价和技术说明书。麦伯良刚好碰上了，就到了中集。当时中集还是一片工地，门口有个1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面坐着生产技术部经理、英国人雷诺，以及他的一个中专毕业的秘书。麦伯良就这样成了中集第一个设计工程师。
中集正式投产后，设计产能是每天做8个20英尺的干货集装箱。一天，公司最重要的设备、德国进口的一台二手300吨压床坏了。打电话给德国人，说一个星期才能派人，至少10天才能修好。有人随口说，小麦是学自动化的，让他试试。于是雷诺叫仓库主任拿来工具箱，叫麦伯良修修看。
其实麦伯良不懂设备原理，也没有图纸，但他“无知无畏”，上去就把一个个零件和阀门拆拆装装。第一天毫无收获。第二天，几个有装备经验的工人来帮忙，弄清楚了设备原理。第三天，麦伯良判断可能是一个阀门坏了，刚好仓库有配件，一换，能转了。他初出茅庐，就得到了上上下下的认可。
但市场是残酷的。宝隆洋行做项目可行性报告时，按照欧洲的成本，预算每标准箱的价格是4000美元，而公司成立时市场已跌到2800美元，且一路跌，越做越亏。当时管生产的是一个香港人，他的管理办法是一天做到6个箱子就给工人发10元外汇兑换券，这导致工人只管生产不管质量，用两包烟就糊弄了质检员，最后到客户那里过不了关。糟糕的情况持续到1986年，300万美元亏光了，8月停产，300多员工裁掉大半，最后剩下59人，转产钢结构加工。这段濒临倒闭的痛苦经历，让中集对市场经济有了深刻认识。
1986年8月转产钢结构工程后，麦伯良事实上成为59个员工中的主心骨。为了谋生存，他能接到活就干，从马路栏杆和防盗网开始，逐步做到一些大项目的钢铁配套工程。他从谈合同、签约到派工、搞工艺设计，又当设计师又当规划员、派工员、检验员、销售员，用了3个多月时间扭亏为盈。有一次在沙角发电厂煤码头做铁围栏，他去检查发货，一个司机开着叉车装货，撞到围栏，他没地方退，眼睁睁看着轧到小腿，扎断了两个脚趾，第二天不得不在医院里开调度会。
1987年中集重组，中国远洋运输总公司入股，新中集的股权结构是：中远和招商局各占45%，丹麦宝隆占10%。中远有国内订单，加上行业复苏，中集重新开始造集装箱。
1985年，麦伯良担任中集副总经理，主管业务，1990年担任代总经理，1992年被正式任命为总经理。在他的带领下，中集从业务单一的集装箱小厂，1996年就发展成全球产量最大的集装箱生产企业。
| 80年代中期，麦伯良（右一）与公司领导们在研究市场开拓
今天回顾中集集装箱的成功之道，会发现，和几乎所有优秀企业一样，都离不开几个支点：
成本
中集1991年下半年成立企业管理部，1992年4月完成第一个企业目标考核方案，在旗下工厂推行。他们将各项成本分解为拟定压缩目标和奖励方案，比如一台设备维修费是43美元，如果能把费用压下来，年底可得奖金。中集直接和材料供应商谈判，建立质优价廉的采购体系。收购一个目标企业，就纳入统一管理、统一设计、统一接单、统一采购、统一财务管理，并安排离客户最近的基地生产。从1996年到2000年，中集单位产品材料成本降低了33%，一个集装箱的总成本比全行业平均成本低50-100美元。虽然集装箱价格不断下滑，但中集的竞争优势岿然不动。
质量
一开始中集的质量也不过关，比如给香港客户做钢窗，钢窗卡住玻璃，运到后镶玻璃，发现螺丝孔钻得不规范，卡不住玻璃；中集给日本三菱重工加工造纸机，把底板铸件外包给国内铸件厂，他们做得坑坑洼洼，用水泥填上，再刷一层油漆。铸件运到日本要船运、吊装，一路上水泥剥落，现出原形；好不容易接到日本铁路货运公司（JR）的单子，箱子要装大米白糖，一点漏缝也不能有，中集产品也达不到要求。
在这样的基础上，麦伯良和中集人呕心沥血，从方方面面一点点抠质量。1997年到2001年，从零件编码做起建立系统，编码做了3年，每卷钢板都用贴条，最终实现了箱子的全生命运动寻踪，每个箱子所用的钢材、木地板、游戏、铰链的批次都可以追溯。下了硬功夫，中集的口碑不断提高。像JR的单子，他们主动给客户建议，为了防止雨水和沙子渗漏，可以将原来的平板箱顶改成波纹板箱顶，并免费做了两个，得到再试一次的机会。一开始，JR对中集产品百分百检验，而日韩产品只是抽查。几年后，麦伯良建议日本检验专家对三国产品盲测，20多个专家在遮住品牌的情况下打分，综合评估结果，87、86、64，中集是86，只比日本产品差一分。这时JR才完全信任了中集的质量。
| 中集出口日本的JR铁路箱
战略
麦伯良预见中国外贸的高增长使中国完全可能成为全球集装箱制造中心，1990年就决心超越当时的世界干货集装箱老大韩国，所以率先在沿海布局，先承包经营、再并购整合国内厂家，做大规模后进行海外扩张。1993年起，中集在青岛、大连、天津、上海、南通、新会等地兼并了10多家集装箱企业，1996年赢得了全球干货箱市场20%以上的份额。之后又向冷藏箱延伸，1995年花巨资引进德国Graaff公司的“三明治发泡”技术，并进行技术改造，用了8年时间使钢质冷藏箱取代日本的铝质箱，成为全球冷藏箱的新标准。再往后，中集又扩张到罐箱以及其他特种箱，成为门类最全的生产商。当集装箱的市场占有率达到半壁江山后，中集重新定位为“为现代化交通运输提供装备和服务”，这又有了后来的道路运输车辆以及能源、化工、食品等罐式装备，最后进入深海海工。
创新
首先是产品技术方面的创新。中集之所以引进“三明治发泡技术”，是因为该技术借鉴汽车工艺，改进冷藏箱生产流程，用原需资金的20%可扩大产量1.5倍，生产效率可以从原来20多分钟/箱提高到近5分钟/箱；其次是营运模式方面的创新。如集装箱骨架车原来在美国生产和销售，后来挪到韩国制造，散件运输到美国组装销售。而中集100%在中国生产，然后用集装箱化的方式整体运到美国销售。这一运营模式的彻底改变，使美国的工厂不得不关闭，中集用3年时间取得了北美市场的领导地位。最后是管理方面的创新。中集能建立起全球竞争力，靠的不只是低成本，更是通过系统化的管理创新，确保质量更优，效率更高。中集的精益管理（ONE，Optimization Never Ending，持续改善、永无止境），遵循PDCA管理逻辑（plan、do、check、action，计划、执行、检查、调整）和全员参与理念，由众多管理子系统、评价思想、方法论以及先锋人群等构成，经过2008年到2012年的探索，已经成为实现世界级企业目标的坚实保障。
和麦伯良接触过的人，都会对这个充满事业心、就要做世界第一的企业家的快人快语、直截了当留下深刻印象。
1990年代初期，麦伯良任中集代总经理。中远作为股东提出，总经理应由两大股东代表每三年轮换一次，除非麦伯良辞去招商局的身份。当时麦伯良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不要招商局的身份，拿着400元月薪在中集干下去；一个是不做代总经理，作为招商局外派干部到香港上班，月薪1万元。麦伯良选择留在中集，成了职业经理人。
1993年中集上市，董事会为激励管理层创造利润，提出了按照每年利润700万美元为基数的超额奖励方案，超出越多提成比例越高，经理层占全部奖金的8%。这一方案使麦伯良获得了丰厚奖金，远远超过他如果选择招商局身份的收益。
有良好的治理机制，中集就能沿着市场化和现代化的方向一直向前。中远是中集的重要股东，但麦伯良管销售时，却和中远的竞争对手签约供应集装箱，虽然被认为犯了“政治错误”，不得不去检讨，但最终也就是批评一下了事。麦伯良为何“犯上”，中远为何宽容？因为共同的目标是世界第一。
麦伯良不是完人，也犯过错，但他从不谋个人私利。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集参与上海市的一个高架桥项目，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际银团撤资，为履行对上海的投资承诺，就从香港子公司“截留”了一部分港币补充项目资金。中集还拿了2000万人民币和广发证券合作成立了一个委托账户，投资二级市场，广发证券用账户里的钱买了中集股票。这两件事，一个涉及逃汇，一个涉及用自有资金炒自己股票，都很严重，被证监会、中央金融工委、交通部等十几个部级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查了一年多。在此过程中，中远和招商局为麦伯良说了很多公道话，以至于外汇管理局的人说：“我看你们不是来落实领导批示的，是为麦伯良辩解的。”他们说：“也不是辩解，他个人真有问题我们坚决处理，如果没有个人问题，也不能忽略他对世界集装箱行业的贡献，何况我们两家股东也有责任。”
由于没有查出麦伯良的个人问题，他受到了处分和罚款，但依然担任着总经理。此后，麦伯良成熟了不少，中集的法律意识、风险意识、管理规范化程度也大大提高了。
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我希望读者朋友能意识到，当年中远和招商局能顶着压力为麦伯良说话，不是相信他的为人，而是相信科学的治理机构和良好的激励、监督机制的作用。当时的董事会成员、中远副总经理周祺芳说：“国企鼓励不够，只有两种结果，一是有本事的人被民企和外企拉走，二是权力过大导致内部人控制的腐败。中集这么多年能避免干部腐败，我们相信麦伯良没有经济问题，和公司激励机制有很大关系。”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当年麦伯良被调查，中纪委一个专案组找过一次他，问：“你知道你在公司还有多少奖金没领吗？”平日忙于工作的麦伯良竟然说不出具体数额。因为他的超指标奖金都放在那里，没有实质性领取，公司财务显示为“应付工资”，相当于个人的钱无息给公司用。专案组的人说：“你不拿，是不是觉得多了？”麦伯良说：“是我不愁用，我天天上班，回家吃饭，应酬是公司埋单，不怎么用钱。如果拿，第一上市公司要公告，手续费事；第二确实太忙，奖金放在这里就没有再想过。”
接受调查期间，按规定麦伯良不能离开深圳。1998年年底，全球集装箱年会在美国召开。麦伯良担心不去会引发议论，就申请参会，第一天下午4点交上报告，第二天下午5点，专案组说：“你可以去了。”
谈到20年前的那一场“生死存亡”，麦伯良说：“我很运气，两大股东设计的机制让我可以正当地获得利益，我没有需要也没有机会为个人谋私。如果我们工作失误，我也带头认罚。比如有个钢厂拿了我们几千万预付款，垮了，钱收不回来，虽然和我隔着几层，但我先自罚100万元，再往下面罚。如果没有股东的监督和支持，没有主管单位的严格督查，我也可能会跑偏。我算是有个性的人，不会逢迎上级官员，但上级仍然支持我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政府是实事求是的。”
“现在政府强调要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的氛围，这是对的。作为企业家，如果你自己自私自利，劣迹斑斑，是不可能站得住的。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够高，绝大多数人才会尊重你。自己做的不好，还要求别人宽容，是很难的。”麦伯良如是说。
| 2004年，麦伯良获得“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我问麦伯良，回顾过去几十年，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
他回答：“我没有觉得不快乐过。一定要说最快乐，那还是一声号令、上下同心、众志成城、反应速度极快的时候。有人说，集装箱有什么难的？潜艇不都做出来了？做出来是不难，但有竞争力不容易，所有东西要精打细算，效率、成本、质量、服务、设计，等等。早期我们的管理相对简单粗放，但充满热血，不怕累不怕脏不怕苦，一说要工人加班，全体鼓掌，因为加班奖金多，为了富裕都拼命干。”
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麦伯良拎着公务包全世界接订单，只要有单子，只要答应了客户，他和团队说不睡觉就不睡，日夜赶工。有一次麦伯良3天不睡觉，在车间和弟兄们泡在一起，盯进度和质量。
“最早有个国外的大客户说，给你100个箱子试试吧，为了奖励你锲而不舍的精神，磨不过你。当我们做出完全超出他的预期、unbelievable（不可思议）的产品时，他再加500个箱子给我。一天半夜，他打电话我，说可以介绍几个客户给我，我马上就飞过去，下了飞机直接到酒吧和他们喝啤酒，第二天他们纷纷下订单。可以说，我没有让他们失望过一次，不是一次，是半次。每一次我都亲力亲为。”
麦伯良说出“不是一次，是半次”的时候，我的心被强烈地拨动了。那源自蛇口的创业创新的奋斗基因，就是中集文化的根基，就是中集的竞争力之源。
麦伯良说：“我们中国人是不怕吃苦的，喜欢挑战，把握机遇，踩着时代脉搏，撞了南墙不回头，‘中国制造’的成功就是靠这种精神。”
我问麦伯良，对今天的年轻人有什么希望，他说：“人生要什么？最多三样，不能要得太多。什么都想要，想想是可以的，万一有，thank you very much，但绝大多数时候，人要做出选择。比如对我，事业平台最重要，所以当年我选择留在中集。事业做成了还愁没钱吗？但是，有一个机会让你施展才华，有一个平台能够欣赏你，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你要全力以赴把握好。还有一点就是，要严于律己。人生的难关很多，有无数风雨，甚至狂风暴雨，要屹立不倒，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很重要。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乱做，却想着成功，天下哪有这样的事？”
我访问麦伯良的几天前，他刚做过一个小手术，医嘱卧床休息。但下午有领导来，他又到中集去了。我们从晚上9点多谈到差不多零点，实在不想再打扰，就问了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企业家是一种什么状态？”
麦伯良说：“企业家喜欢看到自己的作品，比如集装箱做成世界第一了，就开心，能开采‘可燃冰’了，就开心。有一次在澳大利亚，一个人迹稀少的地方，突然看到两个集装箱，好像是我们的作品，就开车到近前，果真是中集的，中午我就喝酒了。我就是这么一个喜欢做作品的直爽的人。”
| 2017年9月22日，在中集35周年庆典上，全球中集人同步举行“乐跑”活动，麦伯良和他的团队们
改革开放，体制创新，造就了无数创业机会和平台。但真正让历史生动起来的，还是那些创造出前所未有、让世界惊叹的作品的，冒险的企业家和无畏的奋斗者。他们是平台上的真正主角，是他们把一个个对中国经济的问号，拉成了世界第一的惊叹号。
参考文献：《中集：可以复制的世界冠军》，郑贤玲著，机械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