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清官的形成，一在于对国家的忠爱，二在于对家风家训中清廉教育的秉持，三在于对社会正气的坚信。
清官和贪官，是我们对为官者的两个基本判断。大凡初为官者，不论是本人还是其家族，肯定不愿把做贪官当作目标，那么为何有人成了贪官为人所不耻，有人成为清官彪炳史册？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
纵观历史，清官的形成，一在于对国家的忠爱，二在于对家风家训中清廉教育的秉持，三在于对社会正气的坚信，缺少了其中任何一点，都可能在“为官”之路上留下瑕疵。因此可以说，清官群体是对此三种信念能够践行并坚持下来的产物。
对“国家”忠爱 信念的执着
任何人生活在社会上，都承担着多种责任，作为官员，其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多，当其能把这种责任始终如一地坚持下来时，就能获得人们的尊重和景仰。
中国古代社会中，任何一名读书人想进入仕途，必须苦读儒家经典，而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的内心会形成“为天下”的责任，当这种“应然”责任在内心根深蒂固以后，体现在精神层面就是“忠爱国家”信念的展现。
清官之所以为清，固然有清廉之义，但最根本的是对国家的忠诚，将国家作为付出的对象，而并非将个体家庭作为自己的最爱目标，所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古代社会的终身教育中，国和家是一体的。所谓“家国同构”，国是大的家，家是小的国，国家安定，家才能平稳，如果国家处于动荡，那么家也就可能随时受到冲击。所以有远见卓识者，皆以保国作为自己的使命。岳母之所以刺下“精忠报国”，而不是“精忠报家”，就在于其清晰地厘清了“国与家”的关系。
凡是清官，最重要一点就是对国和君的捍卫与忠诚，他们考虑的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国家的发展与稳定。在古代社会，维护国家稳定是官员们的职责所在，所谓“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西汉时汉宣帝也曾言，“使政平讼息，民无愁叹，与我共理，其惟良两千石乎？”两千石是高官的代称，良即是好，是清的另一种说法。汉宣帝说，国家稳定需要好的高官。因为重用清官，社会的运行就顺畅，否则，社会就会出现问题。更多清官解读：www.yangfenzi.com/tag/qingguan
一些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清官，不完全在于其思想境界有多高，工作能力多么强大，而首先在于其能够对国家的要求全力践行，对国家的事业倾力付出。古代社会，国君通常代表着国家，所以对君的忠诚也就是对国的忠诚，对君的忠诚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能够遵从和实施其正确的建议和安排，二是能够有胆量指出国君建议和安排的不合理。明朝官员海瑞科举落第，以举人身份入仕，他在后半生的为政生涯中，始终以“爱民忠君”为念，所以当皇帝的行为出现了与社会发展、国家安定不符的地方，他敢于不畏个人安危，上疏陈言，应该说这一行为就是出于其对国家关爱、对社会负责的信念。
纵观清官的行为，不一定都是像岳飞、文天祥那样做出了轰轰烈烈的惊天壮举，也不是都如包公、海瑞、于成龙那样因位居显位而有条件为国为民，实际上更多的清官多为普通官员，他们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诠释了为国为民的信念，这些人是清官群体的主体组成。在官修史书中，都列有“良吏”和“循吏”部分，这实际上就是清官群体的整合。就拿《明史》来说，收入“循吏”传者有43人，这些人多为中小职级官吏，他们在履职时，得到了百姓和社会的认可，被誉为“清官”，应该说正是因为这一群体的存在，才使得整个国家和社会的运行顺畅安定。
总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如果能坚持自己的“应然”责任，尤其是在国家或社会出现问题乃至困难时仍不逃避职责的官员，最后一定会被评价入清官群体。
对家风家训中“清廉”理念的秉持
家风是每个家族和家庭都具有的，中国传统家风文化对清官群体形成的作用也不可小觑。
在重视家风家训的家庭和家族中，清廉教育是一个重要内容，如战国时期田稷母在教育子孙时就说，“吾闻士修身洁己，不为苟得。”隋朝官员房彦谦更是明确指出，“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以子孙，在于清白耳。”南宋刘清之留下的家训《戒子通录》中强调，“仕官之法，清廉为最。”同是南宋时期的赵鼎告诫子孙，“人之才性，各有短长，固难勉强。唯廉洁二字，人人可至。”清末重臣曾国藩更是强调，“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他们在家风教育中之所以强调清廉，是因为子弟一旦为官后，其清廉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家庭和家族的命运。清廉者，能得到社会和民众的认可，整个家族在得到精神上的愉悦满足后，还会从朝廷那里获得奖赏和荫封，子孙也可能以此进入仕途。相反贪污者，整个家族成员不但精神上耻辱，而且还可能会牵连入狱，甚至失去生命。
重视家族和子孙后代的为官者，肯定会秉持家风，要求子孙清廉从事。家风中的廉洁要求作为一种精神约束，已经与其行为融合在一起，成为行为的规范。正是有了这样的家风要求，这样的清官才能一代代传承，从而形成清官群体。
北宋时期的包拯，不但自己为官清廉，而且严令子孙“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有了这一家风家训的教育，包拯的儿子包绶也是为官清正，如当时朝中大臣文彦博就评价包绶“孤立不倚，能世其家，恬静自首，不苟求进。”在其出任汝州（今河南临汝县）通判后，经过他的努力，很快汝州便呈献出一片平和清晏的景象，当包绶被晋升为六品朝奉郎，调离汝州时，汝州百姓扶老携幼，为他送行。包绶去世后，人们打开他的行李，发现除了任命状、书籍、文具、著述之外，找不到任何一件值钱的东西，包绶早年曾被宋仁宗赐为“太常寺太祝”，又掌管大内珍宝，是仕至六品的达官贵人，与世长辞时衣袋里竟只找出了四十六枚铜钱。包拯的孙子包永年也是清正为官，如在任职咸平（今河南开封附近）时，人们评价“公至邑，廉勤自守，蔚有政声，吏民爱思。”实际上，包拯之所以能成为清官，也得益于其父为官清正及其母的家风教育，包拯之父包令仪进士出身，曾任虞部员外郎；其祖父包士通，耕读传家，曾为乡村塾师，祖母宣氏，终身务农。正是这种传统的耕读家风影响了包家几代人成为清官，可以说，包家的清廉家风肇始于包士通，发展于包拯，影响了子孙数代，都名垂青史，为后人所仰念。
翻开中国史籍，父子清官、祖孙共史的状况并不少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清廉家族，应该说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家风家训的影响与熏陶。如果说包拯家族是知名度颇高的清官家族代表，那么更多的是一些名度不高，但却清正为官的家族。如明朝嘉靖时徐九思，曾任句容知县，安境护民，为百姓所仰，所谓“为治，于单赤务加恩，而御豪猾特严。”其子徐贞明继承其父为官品格，在任浙江山阴县知县时，明敏而有仁爱。再有清代安徽桐城张氏家族中，张英、张廷玉、张若霭祖孙三代“合家顶戴”，满门朱紫。其之所以能够被后人所记，也是因其清廉家风教育，使得子孙皆为清官，如在其家训中就提出，“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便宜者，天下人所共争也，我一人据之，则怨萃于我矣。我失便宜，则众怨消矣。故终身失便宜，乃终身得便宜矣。”占便宜就是占利，自然不会是清廉，正是他们的这种家风，张家三人皆为朝廷重臣，更是留下了“六尺巷”的佳话，从而彰显了清官家族的风范。
相反，贪官家族的下场也使得人们更加重视对子孙“清官”思想的培养以及清廉家风的教育。作为一个对家族和子孙负责任的人，肯定不会以个人之私殃及后人，而是尽可能为后人留下可以继承的财富，包括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清廉是兴家之本，贪享是败家之道，“不让祖宗蒙羞，不让子孙汗颜”是中国传统家风家训中包含清廉教育内容的感悟，也是能培养清官群体的责任者的根本担当。
可见，清廉家风教育不但是先人的一种教育智慧，也是清官群体不断形成的最基本要素，正是清官群体将这种家风文化内化于心，外见于行，才使得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的发展趋于一致，也才因此使自己和后人收获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社会”正气观念的坚信
人生活在社会上，肯定会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我们常说“常居贤母三逸里，不慕高官万石家”，就是提醒人们一定要选择优良的生活和生长环境。
清官的生活工作环境，不会也不可能完全是清明世界，社会上对权位、财富的不当认知也无时无刻不围绕在官员的周围。但清官之所以能不被污染，关键就在于其对社会正气氛围的坚信和对自身正气的坚守，所以在生活和行为中，处处彰显着“正”的气场。
包拯就曾就对一些贪官凌弱护强、打压清官的行为提出了指责，他不但指责了主管官员的失职，而且也为该部门中清廉官员鸣不平。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首先肯定会使大理寺、审刑院官员不满，甚至反而攻击、陷害包拯。包拯之所以还这么做，就在于他对公正信念的坚信，对社会正义的维护。包拯在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再次上疏“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能够不顾个人荣辱乃至生命公正陈言，为国家思考、为社会呼吁，自然是因为其内心充满了正能量。包拯能够成为名垂青史的清官，对社会正气理念的坚信当是促动其行为的重要根源所在。
一些清官也敢对社会弊端乃至政府的不当行为提出批评，也是因为坚信社会“正气”的存在。明朝的海瑞在任兴国知县时，不避时弊，直陈陋习。其曾向上司提出八议，“据所见所闻事体有当兴当革者”，他对乡间官员小吏的设置提出了裁撤建议，认为这些人专一吓骗商民，所以建议清除这些官吏，减轻百姓生活负担。这一建议固然符合社会实际，百姓也很欢迎，但肯定侵犯了这些小吏乃至其他官员的利益。海瑞并不顾及这些个人的得失，而是从社会的实际出发，站在百姓的立场，这就是对“正”的一种坚持。海瑞之所以能被百姓誉为“海青天”，就在于其一切以“正”为准，以“正”为信念。
应该说，也正是因为这些清官敢于坚持“正义”，且其力量能够达到一定程度，所以才使得社会的发展状态处于一种相对和谐，而一旦没有人对正义坚持，或者说他们的力量很微弱时，那社会就会混乱，由此可见，清官群体的社会价值所在。
相比而言，贪官和不作为者之所以被称为“贪”和“庸”，根源就在于其对“正”的回避，完全以个人得失为中心，历史的一些贪、昏、庸者，首先考虑的就是个人的利益和享受。如被列入“奸臣传”的明朝官员严嵩之子严世蕃，以其父故入仕，但贪婪无度，“剽悍阴贼，席父宠，招权利无厌……其治弟京师，连三四坊，堰水为塘数十亩，罗珍禽奇树其中，日拥宾客纵倡乐。”最后被朝廷诛杀后，其家中竟有“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作为朝廷大员，这样的行为肯定对社会产生了极坏影响。当官员把个人的眼前利益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看待问题时，就会忽略了社会正气的存在，而逐渐为“邪气”所包围。只有把个人融入社会来考虑问题，才能顺应社会大势，才可能成为清官。同样是生活在该时期的海瑞去世后，家产竟不如普通贫寒之家，只有“葛帷敝籝”，连装殓的钱都没有，不得不靠同僚资助，所谓“酬金为敛”，百姓感念至深，“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也正是如此，一直到今天，海瑞还深受人们的敬重。
清官的形成，既需要个人内在修养，也需要外界环境发挥重要的作用。当正气充盈，邪气自然就会减弱。所以培养清官群体，既要重视个人“官德”培养，更要重视其为政环境的培育，只有这样，社会发展才能具有更厚重的支撑基础。
作者：王伟凯
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所长，研究员
本文刊登于《中国政协》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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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德年间，有一位大学士名焦芳。还在正德皇帝的爷爷宪宗为帝的成化年间，焦芳受到一个案子的牵连被流放，他怀疑此案是江西安福人彭华等官员在背后策划的，于是他对江西人恨之入骨。后来复官并做到了大学士，便开始进行报复。
恰好当时有一个南洋的小国满剌加派使臣来大明朝贡。一个叫亚刘的使臣，本是江西万安人， 原名萧明举，犯了罪流亡海外，改名换姓，没想到混出来了，还当了使臣。这个人品行不好，他和另一个满剌加土生土长的使臣端亚智同来天朝，途中他密谋到渤泥国索取财物，大约端亚智认为这破坏了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同意擅自行动。这个萧明举便把同行的端亚智给杀死了。这当然是件大事，作为宗主国、使臣的目的地的大明朝不能不过问。
焦芳获知此事后如获至宝，把萧明举的犯罪行为和他的籍贯联系起来，说：“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李孜省、彭华、尹直等，多被物议。且其地乡试解额过多。”于是奏请皇帝批准，减少了江西五十名乡试名额。他还把古人拉出来给自己的地域歧视作理论根据，他说：“王安石祸宋，吴澄仕元，皆宜榜其罪，戒他日勿滥用江西人。”
这个荒谬的说法连另一个老资格大学士杨廷和都看不惯，替江西人抱不平说，因为一个奸民的行为而波及一方，是不正确的。江西已经被裁减乡试举人录取名额，难道还要把宋、元的古人拉出来审查惩治吗？
而焦芳为什么要团结北方籍官员来对付江西籍官员呢？除了个人情感因素，还有一个原因是明朝江西人太能读书，也太能考试了，不能不引起嫉恨。《明史.儒林传》中收录115人，其中江西占35人，全国第一，浙江26人，南直隶（今天江苏加安徽部分）18人，而整个湖广省（今日湖北湖南）只有2人。
焦芳是河南人，他当时所依附的大太监刘瑾是山西人，于是他把从江西那儿削夺的名额，补加到河南、陕西等北方省。这样做当然不地道，但对河南、陕西乡亲来说，焦芳大学士是心系故土的“好官”。
古代中国是农耕社会，官府所管辖的社会事务有限，没什么国家投资的大项目，连修桥铺路都常常依靠民间集资。京官给家乡争利益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想办法给家乡蠲免赋税；二是关照故乡的士子，为故乡多争取生员（以县为单位）或举人（以省为单位）录取的名额。
京官照顾家乡几乎是一种传统的政治文化。皇帝自称受命于天，各级官僚的权力是皇帝授予的，普天之下的老百姓是皇帝的子民。一切来自朝廷的恩惠，都体现皇恩浩荡。特别是明清两代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加强，更是如此。京官替家乡争利益，不但可以理直气壮，而且是一种士大夫的责任。一个官员如果一清如水，在京为官不替家乡争利益，只能算一个好人，未必是一个好官。
再以晚清第一中兴大臣、亦是清代“立德立功立言”做得最好的高官曾国藩为例。他三十七岁就做到二品大员侍郎，但在他刚刚做了从七品官的翰林院检讨（副处长）开始，就乐于联络在京湘籍官员，为家乡的百姓疾苦呼吁。湘军崛起前，清朝二百多年来官员选拔主要通过科举，湖南的京官和地方大员数量和重要性远不如文风鼎盛的江苏、浙江、江西等省，因此虽为翰林院小官，但曾国藩对造福桑梓责无旁贷。
如其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初一的日记所载：“丑正起，为蠲缓华容钱粮，同乡公去园子谢恩。”那一年洞庭湖周边的华容等县遭受水灾，曾国藩等湖南籍京官多处奔走、呼吁，让华容县蠲免部分钱粮，其余钱粮也蒙恩缓交。这些同乡京官在凌晨两点（丑正）就爬起来，一起赶到郊外的圆明园拜见皇帝谢恩。——可见那时候京官为故乡说话根本不是潜规则，而是明规则。
《曾文正公年谱》记载：
（道光二十八年）正月初八日，领同乡京官具折谢恩，为上年水灾借给籽种。
（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初九日，领同乡京官具折谢恩，为上年水灾借给籽种。
（咸丰元年）正月初十日，领同乡京官具折谢恩，为上年水灾借给籽种。
咸丰元年（1851）十二月，曾国藩的岳父欧阳沧溟致在给他的信中说：
道光十五年前，我衡清（衡州府两附郭县衡阳、清泉，后来清泉并入衡阳）钱粮都差倒折；自十五年后倒折归里甲，而两邑之士民凋瘵日甚矣。捧读吴御史奏章，无不欢腾，蔀屋控告，官长不肯允行。仁婿为国家兴利除弊，或另请御史奏，或面禀皇上，酌定章程，钱粮系都差倒，永不归里甲倒，颁诏煌煌，为两邑群黎造福，即为一己子孙造福，切祈切祈。
曾的老丈人是位学问不错的秀才，他显然受衡阳的百姓委托，给这位已是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的女婿去信，让朝廷下文改变前两征收的“倒折”方式，以减轻衡阳、清泉两县不合理的农民负担。——清代在各地征收皇粮国税，以路途中损耗为名要在正税之外，加征一定比例的折色，有些地方加征的部分还大于正赋，地方官吏以此来谋私。
可见，从曾国藩当了礼部侍郎开始，他已是湘籍京官的领头人，为家乡谋福利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后来曾国藩在湖南训练湘军，战胜了太平军，他的故乡湘乡县随之从军的很多，伤亡也较大，因此朝廷几次下诏增加了湘乡县的生员（即秀才）录取名额。
皇帝为什么允许各地官员如此做？在京官员一定程度就是各地的利益代表，皇帝掌握着最重要的资源，取之或予之，由皇帝说了算，应各地官员之奏请给予某地一些利益，换取的就是效忠。同时，作为一个疆土广阔、人口众多的大帝国统治者，最大限度地掌握资源并进行再次分配，也是为了损有余补不足，来维持帝国的统一。——这是帝国最大的利益。
在古代政治的运行中，利益总是大于是非。
本文首刊于《新华每日电讯》“草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