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就是这样汉子！
就是这样秉性！
就是这样皇帝！
尔等大臣若不负朕，
朕再不负尔等也。
勉之！
By 雍正
是的，你没看错，以上这段话是“四爷”雍正在回复大臣田文镜的“私人信件”（奏折）时卖的萌。在我们的印象里，似乎“四爷”的形象都是冷峻严苛，然而却不知道在批奏折时又如此欢脱，自有一种，反差萌……
今天，我们来说说：
雍正帝
雍正帝的统治时间不过十三年，但正是这十三年奠定了清朝国内的基础。这一方面得益于四爷出了名的勤奋和“小气”（节俭），另一方面则在于治国理政方面的能力。
比如，派遣密探、设立军机处、完善秘密奏折制度……
在我们看来……雍正帝的才品在清朝首屈一指，其父康熙帝和其子乾隆帝亦难以望其项背。——宫崎市定（日本东洋史学者，京都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和集大成者）
鼓励大臣“打小报告”
雍正发现，在官僚生活中，有面子就有地位，有地位就有钱，有钱之后就更有面子；至于学问什么的都要让位于交际手段。官员结党营私、鱼肉百姓，而到头来百姓却只痛恨皇帝。
凭什么！所以，即位以后，他首先颁布了十一道谕旨，反对朋党。如果中央的政令必须要通过总督、巡抚——布政司、按察司——道员、知府——知州、知县下达，而后再逆向上传，那么总督、巡抚就有很大权力，并形成以他们为首的地方官僚体系。
雍正帝希望每一个官僚直属于自己。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派出密探监视地方官。而最重要的制度化措施就是秘密奏折。他要求不仅是总督、巡抚，也包括布政司、按察司、提督、总兵，甚至连道员、知府也必须给天子写信（奏折）。
如何向皇帝“打小报告”？
清代地方大员给皇帝汇报工作有两种形式：题本、奏折。
对于财政、司法、行政等可以依据相关法律和先例处理的事件，总督、巡抚把文书写好、盖上自己的打印，而后传到北京，正本送给皇帝，副本留在内阁。这种事情被称为“题达事件”。
除此之外，官员以个人名义向天子“打小报告”的文书叫奏折。包括上任之后的“报到折”、逢年过节的“请安折”（贺年卡？）、机密事件的“奏事折”。奏折不需要（也不能）让其他官员见到。这是皇帝与官员之间的“单线联系”。
现存文献《雍正朱批谕旨》就是这样一部“秘密信函合订本”。其以红、黑双色印刷，黑色文字是大臣们的奏折，红色文字则是雍正皇帝的批示。记录了皇帝与大臣之间的通信往来。
分分钟学会“打小报告”之地方官吏赴任前全攻略
1 赴任前要到宫中听皇帝关于施政方针的碎碎念，并领到四个“折匣”——信箱。
2 折匣外涂黄漆，内裱黄绫，可上锁，钥匙分别由天子和官吏本人持有。
3 赴任后须尽快向天子呈递到任报告，重复天子的训谕；折匣上锁，送往北京。
4 总督、巡抚等可以利用驿传或派遣武官将奏折送到乾清门奏事处；低级官吏需派遣家仆低调上京，将折匣交给指定大臣。
5 奏折经天子阅读、订正，返还给寄信人；当事人阅读朱批的奏折并须将奏折送还天子。
6 整个过程必须绝密进行，严禁向他人泄露奏折的内容以及天子的朱批。
7 折匣共四个，以满足在任职地与北京之间的不断往来。
雍正都回复了什么？
常用语：“知道了”、“朕安，尔等好么”
安慰语：卿之报告颇为冗长，但无需致歉。君臣之间不必如此客气。（虽然啰里，但朕忍了你啦！）
笑抽：李枝英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有面传口谕，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矣。（笑死朕了！——主砸您别笑抽过去……）
好事好事！此等事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爷您不呆，您就是……略萌~）
柔情脸：真正累了你了，不但朕，怡亲王都心疼你落眼泪。阿弥陀佛，好一大险！（好温油）
体恤：此朕几案上所污，恐汝恐惧，特谕。（估计是朱砂撒在纸上了，怕大臣误认为是血，赶紧解释一下）
当然，皇帝脾气再好也不能任由百官欺负，所以也会有以下这些回复。
自带捧哏技能：臣虽粉身碎骨（朱批：不必至此），至死以报（朱批：何用如是……差不多行了啊！）
臣每当官兵聚集之公所，必大声疾呼，委曲开导。（朱批：因欲众人听闻，大声是矣，疾呼似可不必……瞎吵吵啥玩意儿，装犊子呢？）
官员事情没说清：地方事宜如民情吏治、年岁丰歉何故未见陈奏一字。（地方老百姓肿么样了你倒是给朕说清楚啊！）
委屈脸：朕诲汝许多格言，何啻珍宝……未见汝感激奏谢一字……可惜朕一片苦心训诲汝如此顽蠢之人。自此亦不再训亦不赏赐矣。（你以为我愿意成天叨叨叨啊？以后再也不搭理你了！）
不耐烦：朕无暇细览此等琐屑计簿也。（什么破事儿，表烦老子）
不耐烦（升级版）：当谅朕心力所能，择紧要处简明陈叙以闻方是。若动以幕宾门客缀辑闲文混行冒渎，甚至以数两几分花帐连篇累牍任情开列以相烦琐，于心忍乎！思之！（胡扯了这么许多啰里啰嗦的，累死了朕对你们有神马好处！）
忍无可忍：仰赖洪福，这类套话实在没味。朕已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已是口干舌燥了，你竟仍务此道，难道没长耳目吗？（忽悠！净扯那些没用的干啥玩意儿？！瞎啊？！）
愤怒脸：朕经严谕数次，竟无一字奏覆，封还朕谕，可恶至极！（不回我邮件，想死啊？！）
恐吓脸：此数起盗贼情形，朕早闻之，汝幸实陈。倘匿不奏闻，其祸莫测。（嘿嘿，小样儿，幸亏你及时汇报。要不然，哼！）
今到广西，若仍皮软欺隐，莫想生还北京也。（到广西以后你要是再作死……你懂的！）
掀桌罢工：知人则哲，为帝其难之。朕这样平常皇帝，如何用得起你这样人！（你以为当皇帝好玩嘛！大爷不伺候你了！）
自带捧哏技能：
（墨字）臣虽粉身碎骨
（朱批）不必至此
（墨字）至死以报
（朱批）何用如是（差不多行了啊！）
（墨字）臣每当官兵聚集之公所，必大声疾呼，委曲开导。
（朱批）因欲众人听闻，大声是矣，疾呼似可不必。（瞎吵吵啥，不能低调点？）
尽管自古以来想当皇帝者不计其数，然而真正成为一个好皇帝的并不多。这不仅需要热情，更需要勤奋、能力以及天时地利人和。仅勤奋一项：四爷每天四点前起床、十二点左右睡觉，睡前还要批阅三五十份奏折，执政的13年间未曾远游，最多就是去西山休息一下……
所以，入宫有风险，皇帝不好做，治理国家不能只靠卖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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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日] 宫崎市定 著 / 孙晓莹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6
告密与反告密：国家机器的制度设定
汉唐：动用国家机器鼓励告密
在中国历史上，告密文化“古已有之”。据《辞源》释义，“告密”是指告发人的秘密。“告密”一词还有告发、告讦、告奸等不同说法。而告密文化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尽管曾被某些朝代所推行。
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告密在我国史书的记载，至少不晚于殷商时期。大约3100年前，“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史记》）其中的“谮”字即告密，崇侯虎就是告密者，被告者西伯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西伯姬昌收买民心，涉嫌反叛，加之商纣王又是这样一个暴虐无道的君主，西伯只能消受铁窗风雨了。
在西伯事件中，告密者是主动的，统治者是被动的。而在另一事件中，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周厉王三十四年（公元前845年），“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版）周代才经历几代，就出现了一个无道国君——周厉王。为了封住民众的悠悠之口，他竟然找了一个卫巫，专司告密之职。只要发现有谁对国王有不满之语，密报王室，立刻人头落地。白色恐怖之下，国人只好“莫谈国事”。在这一事件中，统治者是主动的，告密者则是奉命行事。然而，好景不长，三年后，民众忍无可忍，起而造反，厉王被迫流亡。这一事件不仅成为成语“道路以目”的出处，而且弘扬了一句名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这两起事件，毋宁将其视为孤立的、偶发的事件。真正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把告密作为必须履行的法律责任、法律义务来规范和要求民众，则是战国时期的秦国，其始作俑者则是一向被称为改革家的商鞅。周显王十年（公元前359年），变法令下，“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将法律与军事视为一体，把告密与作战同等看待，告密等同于杀敌，不告密视为降敌，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厉的告密法律了。这样的法令，将告密与连坐捆绑执行，剥夺了任何人独善其身的生存空间。利用国家法律激发、调动、强迫释放人性深处邪恶、阴暗的成分，作为控制民众、服务政治的手段，可谓前无古人。通过这样的变法，秦国虽然国富民强，天下无敌，甚至在秦始皇手里，席卷六合，一统天下，然而，不仅这个政权国祚不长，二世而亡，而且此恶法的制定者——商鞅在逃亡期间，因被他人告密，最终被秦人车裂（俗谓“五马分尸”）夷族，诚可谓“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另一个出台告密恶法的非汉武帝莫属。这个秦始皇式的君主，他的“雄才大略”不过是穷兵黩武，最终导致了国库空虚。如何解决财政困难，也是通过告密。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他下达了“算缗令”，开始征收富商的财产税。然而，不仅富商偷漏虚报、隐匿财产，而且还导致了一些人的投机钻营，比如一位叫卜式的放羊专业户，在北战匈奴时上书，愿捐出一半家产；南征时又上书“愿父子死南粤”，结果成了“爱国模范”，而且被朝廷封侯晋爵。“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汉书》）“告缗令”表面上为防止偷税漏税，实际上是鼓励民众对隐匿财产者进行告密，而且“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告密有功，把被告者的一半财产奖给告密者。这一举措几乎使所有的贪利者红了眼，以至于告密者络绎于途，不绝如缕。通过“告缗令”的实施，“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不过，其社会恶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商贾中家以上大氐（抵）破”，中国的商贸业终武帝一朝陷入了毁灭性的泥沼。比这更可怕的是，告缗使民风败恶，诚信沦丧，百姓风行给政府打小报告，做政府的密探，“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汉武帝的政权从此走向了下坡路。
在我国历史上，另一个告密高峰，出现在武则天时期。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篡唐立周的女皇武则天为胁制君臣，威服天下，竟然动用国家机器公然鼓励告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投机分子鱼保家专门为武则天设计了方便告密的硬件设施——铜匦，其功能主要用来接受告密信件。为激发告密者的积极性，武则天专门下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于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告密无论是否属实，均可受到朝廷高度重视，隆重接待。如此一来，告密成了一桩害人利己，且毫无风险与成本的好生意。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资治通鉴》）有什么样的恶法，就会孳生什么样的恶徒——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之类的酷吏，因告密有功，被武则天重用，个个封官晋爵——索元礼擢为游击将军，周兴累迁秋官侍郎，来俊臣升为御史中丞。
武则天时代的告密有多可怕，以下事例可见一斑。武则天废黜唐中宗李显的帝位，贬为庐陵王后，十几个飞骑军士在客店饮酒。朋友聚会，酒席筵上最不该的是议论前任君主，一人发牢骚曰：“早知今日得不到奖赏，不如去扶持庐陵王了。”于是，一人乘人不备离席，去向上司告密。酒席未散，羽林军破门而入，宴饮者全部被抓。经审问属实，告密者官授五品，发牢骚者被处斩，其余在场众人“知反不告”，一律处以绞刑。（《隋唐嘉话·朝野佥载》）
明清：告密之风横行
明代是我国古代又一个恶政横行的政权。太祖朱元璋之子、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凭借武力，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这在传统政治中可谓“名不正，言不顺”。朱棣为控制局面，稳固皇位，动用国家机器，实行特务政治，大兴告密之风。“山阳民丁钰讦其乡诽谤，罪数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钰才可用，立命为刑科给事中。”（《明史》）这个丁钰其实是踏着他人的骷髅向上爬，用他人的鲜血染红官袍。朱棣的儿子朱高炽登基之后，也感到过去的制度有些过分，可惜他是一个短命的皇帝，十个月后就龙驭宾天了。
有明一代，是中国古代政治中最黑暗、最残暴的时期之一。锦衣卫、东西厂、镇抚司，这些特务机构都是前代所无、本朝独有的专政机器。这些特务机构经常“遣逻卒刺事四方”，鹰犬们随时可以将刺探的消息上报皇上或厂卫，人人都被置于危险的境地之中。明末名臣杨涟遭宦官陷害致死，仍然为正直的官员所钦佩，“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明史》）一名朝廷官员，只因在家阅读落马官员起草的文件时发出几声赞叹，竟被家奴告密，不仅抄没家产，而且脑袋搬家。
不仅官场中人如履薄冰，在民间也是防不胜防。明代也有一起著名的酒局，“有四人夜饮密室，一人酒酣，谩骂魏忠贤，其三人噤不敢出声。骂未讫，番人（揖捕犯人的差役——作者注）摄四人至忠贤所，即磔（凌迟处死）骂者，而劳三人金，三人者魄丧不敢动”。（《明史》）骂权贵者竟被分尸，其余三人早已吓得三魂荡荡，七魄悠悠，哪里还敢领取奖金！清代康雍乾三位皇帝，也是惨烈的文字狱的主导者。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大规模地实施文字狱，不仅残酷迫害知识分子，而且借修《四库全书》为名，大规模毁灭作为华夏文化载体的古代典籍。而文字狱的构筑，就是由告密开端的。成为文字狱的告密者，有两个前提，一是告密者拥有相应的文化素质，二是告密标的是书籍与诗文。由此可见，清代的学术环境与文化氛围之可怕。
浙江乌程（今属湖州）人庄廷鑨，因病眼盲，想学盲人史家左丘明，撰写一部史书，其岳父朱佑明则予以经济赞助。书成不久，庄廷鑨病死。在这部拟名为《明史》的书中，奉尊明朝年号，否认清朝正统。其父庄允诚将书刻成，定名为《明书辑略》。不想却被归安（今属湖州）知县吴之荣两次告发。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年幼的玄烨刚刚登基，鳌拜责令刑部到湖州彻查，并严惩涉案人员。庄允诚被捕进京，不久死于狱中。庄廷鑨死后也不能幸免，竟被掘墓开棺焚骨。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及庄廷鑨族人均被处死。告密者吴之荣却攫取了庄允诚、朱佑明两家的大量财产，并被清廷擢为右佥都御史。因损人利己的告密行径，既升了官，又发了财，为后人树立了作恶的榜样。（杨凤苞《秋室集·记庄廷鑨史案本末》）
如果说庄廷鑨案结案时，由于玄烨年仅9岁，尚未亲政，并非由其决策，那么“黄培诗案”则是由这位时值15岁的少年天子直接处理的。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曾任明末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他的《含章馆诗集》中有“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入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之句，反映出黄培的反清思想。告密者是黄家的世奴家仆黄元衡。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文字狱案审结，黄培被判绞刑，余者被释放。
乾隆年间，曾任户、吏、兵、刑、工五部尚书的梁诗正说过：“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一切字迹最关重要……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清代文字狱档》，上海书店1986年版）在其返乡奉父期间，弘历居然派遣满官富勒浑，使用“钓鱼”与告密的方式，试图获取梁诗正的悖逆证据。这已经不是下属向上司告密了，其性质是上司在官员身边布设眼线。好在梁诗正老于世故，未授话柄，不过从他的话里也可看出，时人忧谗畏讥、临深履薄的恐怖心理，恰恰说明文字狱造成了多么重大的灾难和恐惧。
“反告密”的历史线索
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告密”特别是亲属之间的相互告密，致使整个社会伦理尽丧，人性堕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受到有识之士的谴责、反对与禁止。
《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大意是说，叶公告诉孔子：我们那里的人很直率，某人的父亲偷了羊，儿子就去告发。孔子道：在我们那里，对直率的定义与你们不同：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直率就体现在这里。孔子以风俗不同为由，间接谴责儿子对父亲的告密行为。而法家学派的韩非子也认为，这种行为不可接受，并主张干脆把告密者杀掉了事。他的原话是：“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韩非子集解》）甚至这一看法也为道家学派所赞同，庄子指出：“直躬证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
孔子、庄子、韩非子分别代表儒、道、法三家，但他们的观点，只是春秋战国时期学界或者知识分子的看法。直到数百年后的汉宣帝，才动用国家权力正式颁布了禁止告密的诏令。汉宣帝刘询是西汉中期比较有作为的皇帝。由于王室政争，他在襁褓中就曾体验过铁窗生涯。正因这一经历，使其执政较为谨慎与开明。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刘询颁布“亲亲相隐，均不论罪”的诏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汉书》）。在皇权时代，这一诏令，不仅极具人性意味，也代表了当时的社会正义——这大约是我国历史上以国家名义明令禁止告密的唯一一条诏令。
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开明皇帝。但在如何对待告密的问题上，他也曾犯过糊涂。只是由于当时君臣关系较为和谐，才不致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侍御史权万纪与李仁发二人均以告密得到唐太宗的宠信，许多大臣因此被迁怒。魏征进谏说：“万纪等小人，不识大体，以讦为直，以谗为忠。陛下非不知其无堪，盖取其无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万纪等挟恩依势，逞其奸谋，凡所弹射，皆非有罪。陛下纵未能举善以厉俗，奈何昵奸以自损乎！”魏征的谏言可谓一针见血，他所揭示的，其实是许多权势者利用小人告密，控驭下属的共同心理与常用做法。李世民毕竟与其他皇帝不同，虽然魏征的话说得很重，他并不以为忤，唯“默然”而已，还对魏征进行赏赐。事情的结果如何呢？“久之，万纪等奸状自露，皆得罪”。（《资治通鉴》）向历史排名第一的CEO唐太宗学管理
宋高宗赵构由于杀害岳飞、对金求和，在历史上臭名昭著。但赵构绝不是一个昏君，在宋金对立、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能够保持政权稳定、经济繁荣，殊非易事。他在处理告密问题上也并非毫无可取之处。赵构在杀害岳飞14年之后，仍然是南宋政权的主要领导人，他于绍兴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下诏：“近岁以来，士风浇薄，恃告讦为进取之计，致莫敢耳语族谈，深害风教。可戒饬在位及内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台弹奏，当置于法。”（《续资治通鉴》）次日，三省枢密院就令刑部开具告密者名单，议加黜罚，并指出：“倾者轻儇之子，辄发亲戚箱箧私书，讼于朝廷，遂兴大狱，因得美官。缘是相习成风，虽朋旧骨肉，亦相倾陷，取书牍于往来之间，录戏语于醉饱之后，况其间固有暖昧而傅致其罪者，薄恶之风，莫此为甚！”12天后，刑部开具一个九人名单。赵构对此指示道：“此等须重与惩艾”，于是“并除名勒停”。
元朝是一个外来异族政权，统治中国不到百年。元朝的历代皇帝，并非都是金戈铁马、沙场征战的马背蛮族，元英宗孛儿只斤·硕德八剌作为元朝第五位皇帝，奉行“以儒治国”，在位虽仅四年，却实施了不少新政，史称“至治改革”，使元朝国势大有起色。但由于这些改革触及了既得利益集团，致其本人在“南坡之变”中被刺杀。英宗在位时，就处理过一桩告密案件，他的指导思想与儒家的“亲亲相隐一脉相承。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驸马许讷之子苏拉告发说：“臣父谋叛，臣母私从人。”他告发的是其亲生父母，所关事由大约是父亲谋反，母亲出轨之类问题。英宗斥之曰：“人子事亲，有隐无犯。今有过不谏，乃复告讦！”英宗的斥责义正辞严——身为人子，侍奉父母，可以隐瞒，不可忤逆。父母有过，不加劝阻，岂可告密！如此逆子，不可容忍——于是下命杀掉苏拉。（《续资治通鉴》）
历朝历代都有一些为民请命、不避刀斧的骨鲠之士。乾隆初年，康熙、雍正年间的文字狱余烬未熄，曾任云南道监察御史的曹一士上疏称：“比年以来，小人……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为，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返）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为此，他建议“嗣后凡有举首文字者，苟无的确踪迹，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讦之风可息矣”。（《清史稿》）曹一士的奏折极有针对性，显然是针对乾隆皇帝的祖（康熙）、父（雍正）两代纵容告密、大兴文狱而言的。这无疑触碰了清廷的禁区。虽然弘历表面上“亦如其议”，但在其当政的几十年里，在纵容告密，制造文字狱方面，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在我国历史上，即使是专制的独裁者，也不一定执意把告密进行到底。一旦他们认为皇图稳固，大局已定，其纵容、鼓励告密的政策也会发生变化。武则天就是一个显例。
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时告密者不可胜数，太后（武则天）亦厌烦”，她支持监察御史严善思一举清除“虚伏罪者八百五十余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资治通鉴》）然而，严善思却遭到告密者的诬陷，一度被流放到驩州（今越南义安省荣市——作者注）。不久，又被武则天召回任浑仪监丞。当初被重用的如索元礼、周兴、来俊臣之流，均遭清算，个个结局悲惨。
当年五月，武则天曾下达一道禁屠令，“禁天下屠杀及捕鱼虾”。右拾遗张德喜得贵子，孩子三天时，“私杀羊会同僚”，摆下一桌喜筵庆贺一下。不想补阙杜肃酒足饭饱之后，藏起一块羊肉作证据，跑到武则天那里去告密。次日，武则天对张德说：“闻卿生男，甚喜。”德拜谢。太后曰：“何从得肉？”张德自知违反了禁屠令连忙叩头谢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预。然卿自今召客，亦须择人。”意思是说，朝廷禁止屠宰，吉凶之事并不干涉。不过，爱卿今后请客，可要有所选择。武则天甚至当场公开了杜肃的告密信：“肃大惭，举朝欲唾其面。”
结语
在我国历史上，围绕告密文化这条线索，持续了几千年。回顾这一历史过程，似乎有一些看不见的规律，比如告密往往是自上而下纵容与发动的结果；纵容与发动告密往往反映了统治的不自信；告密的内容虽然有人事与文字之不同，但其本质都是权力斗争等。
“告密”二字，其实值得探讨。告的既然是“密”，那就是只有你知我知、他人不知的秘密，这在现代社会应有一个隐私权的保密与保护问题。然而，告“密”并不等于告“罪”。他人的隐私与秘密并不能与罪状画等号。因告密而肇祸，因告密而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并不因为所告之“密”在法律上已经符合量刑定罪的法律范畴，而是与法律毫无关系的政治迫害。所以，建立民主的法治国家，才是杜绝此类冤案发生的根本途径。【文 | 安立志 同舟共进杂志（微信号 tzgjm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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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岱远：京范儿是个什么feel，北京的历史 烤鸭 同仁堂 四合院
告密是一个人告另一个人，最大可能是熟人对熟人，窃听是国家窃听个人，窃听部门的谁都可能做。告密极有可能导致人整人的冤案，窃听也并非只是“长见识”，也极有可能导致个人利用国家机器整人。
本文大体可以算是一篇学术论文吧，作者依据《词源》把“告密”定义为“告发人的秘密”，并且引经据典，选用了不少史料，把问题说得够清楚的；作者立场也很鲜明，把“告密”作为一种损人利己的卑劣行为予以毫不客气的鞭挞。 百密一疏的是，作者对于所告的“密”本身没有作是非界定。譬如俺家楼上有人贩毒，这是毒贩的秘密，俺可以告发他么？告发了算不算告密、算不算俺行为很卑劣？或者俺那条街上有个好朋友三天两头到超市偷东西，鬼鬼祟祟的，这是小偷的秘密，俺可不可以告发他？告发了他算不算告密、算不算俺行为很卑劣？俺隔壁有位租住者，形迹可疑，偷偷摸摸拍摄我国军事基地照片发给倭寇；这是间谍的秘密，俺可以告发么？告发了他算不算告密？算不算俺行为很卑劣？ 本文还把“告密”界定为中国的传统。俺是中国人，很想引以为荣，却想起了犹太教、基督教的圣子耶稣。耶稣是怎么死的？据说是犹大告的密。犹大是不是中国人？犹大告发耶稣，距今多少年了？看来，告密作为一种“优秀文化传统”，中国人没资格独享呢。
宋高宗是一位有污点的皇帝，比如他重用奸相秦桧，比如他冤杀岳飞。但他对告密行为的打击，却表明他至少明白一个道理：再冠冕堂皇的告密，都不可能“告”出优良的治理秩序，因为告密直接败坏了公共治理的根基——人心。
有一段时间，网上许多人都在讨论中国的“告密文化”，论者言之凿凿说，“告密”属于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传统文化是滋生“告密”的沃土。
这听得我的心都碎了，难不成“告密”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文化基因，而“被告密”则是我们摆脱不掉的历史宿命？但细一想，又觉得不对。以我这么多年读史的印象，在传统社会，告密行为一直是受到主流文化排斥的，中国的主流文明与其说是“告密文化”，不如说是“反告密文化”。
过去处于主流、正统地位的儒家文明，对告密行为可谓深恶痛绝。孔夫子曾问他的弟子子贡：你最讨厌哪些行为？子贡说：“恶徼以为智者，恶不逊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这里的“讦”，即告密。将告密当成正直的表现，是子贡最厌恶的行为之一。
发生在亲人、朋友之间的告密行为，由于直接破坏了小共同体最基本的人际信任，挑战了人伦底线，更是受儒家抵制。
曾有一个人告诉孔子：我们那里有个正直的人，发现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便跑到官府举报了。
孔子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亲亲得相隐匿，社会的人伦底线才不会被突破。用汉宣帝的话来说，“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亲亲相隐”的原则自此列入中华法系，并历代相沿。——不要认为“亲亲相隐”是陈腐、过时的观念，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同样非常明确地承认公民不给亲人证罪的“亲亲相隐”权利。
当然，我也不否认，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竞相告密的风气。但我们需要知道，告密行为的鼓吹者是边缘的法家，而不是主流的儒家。商鞅主张治国要任用热爱告密的奸民：“用善，则民亲其亲；任奸，则民亲其制。合而复之者，善也；别而规之者，奸也。章善则过匿，任奸则罪诛。”
商鞅认为，善民重视亲情，会相互包庇；奸民则相信“爹亲娘亲不如秦王亲”，会相互告奸。人民热衷于告奸，罪恶便无处逃遁。
但有意思的是，商鞅鼓励告密，却不能不将习惯于告密的人命名为“奸民”。可见在当时的道德评价体系中，告密行为是为人所不齿的。商鞅本人可能对这种道德评价很不以为然，但告密的反道德性质却是商鞅无法否认的。
历史上，但凡申韩法术大行其道的时期，告密之风便会盛行一时，比如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汉武帝时代、武则天时代、朱元璋时代以及所谓的“康雍乾盛世”。而受儒家价值观塑造最深刻的宋王朝，告密之风则大为收敛。
我不是说宋朝就没有告密，而是说告密的行为在宋朝并不受鼓励，士大夫群体乃至君主都自觉抵制告密，以告密为耻。
宋真宗时，李沆任宰相。一日宋真宗问李沆：“人皆有密启，卿独无，何也？”密启即秘密奏事、向皇帝打小报告。李沆对打小报告非常反感，说：“臣待罪宰相，公事则公言之，何用密启？夫人臣有密启者，非谗即佞，臣常恶之，岂可效尤？”李沆认为，只有那些品德败坏的人才会喜欢打小报告。
真宗的儿子仁宗当皇帝时，有一回，谏官韩绛收到同僚林献可送来的一封书信，信中“多斥中外大臣过失”。韩绛身为谏官，觉得应该向皇帝报告。便将这封私信交给宋仁宗：“林献可遣其子取书抵臣，多斥中外大臣过失。臣不敢不以闻。”宋仁宗却说：“朕不欲留中，恐开告讦之路。第持归焚之。”叫他将书信带回去烧掉。
仁宗皇帝不想了解大臣过失、借以整饬吏治吗？当然不是。但他深知，如果为了掌握臣下动向而纵容告密，对政治品质的败坏将远甚于“中外大臣过失”本身。
宋仁宗一朝，也是宋代最自觉抑制告密政治的时期。
皇祐元年（1049），台谏官李兑、何郯、陈旭等人上书：“比岁臣僚有缴奏交亲往还简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圣时成告讦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顺，毋得缴简尺以闻，其于官司请求非法，自论如律。”
意思是说，最近有些臣僚将私人书信上交朝廷，朝廷则凭书信私议调查臣下，弄得告密之风大盛。自今之后，除非事关谋逆，臣僚不得交纳私人通信，有司也不可收缴臣僚私信。宋仁宗批准了这一建议。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申明政府不得缴纳私人信件、据书信私议定罪的立法。
宋仁宗时代，监察系统非常活跃，台谏官可以风闻奏事，这固然对执政的政府系统构成强有力的制衡，但也产生了一些负作用——台谏官动辄上章告讦人罪，甚至根据道听途说“暴扬（他人）暧昧之事”，以致“刻薄之态，浸以成风”。御史吕诲于是上书“请惩革之”。仁宗皇帝从善如流，下诏“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禁止官员打小报告揭发人罪。执政官若有过失、罪错，可以公开弹劾，但不应告密，不能揭人阴私。
后来的宋神宗、哲宗时代，当变法派（他们受申韩法术影响较深）执政时，告密风气大有复炽之势，因为一部分变法派官员认为，新政的推行，需要借助告密的力量。如熙宁七年（1074），参知政事（副宰相）吕惠卿推行“手实法”，即要求老百姓自行申报不动产，政府再按其不动产征税。
这本非恶政，但吕惠卿为防止有人隐瞒财产，又“许人纠告”，鼓励告密。结果在民间大开告密之风，“家家有告讦之忧，人人有隐落之罪，无所措手足矣”。
因而，“手实法”甫一推行，立即就受到有识之士的强烈抵制。未久，宋神宗只好下诏废止了“手实法”。在宋朝士大夫看来，如果一项政策导致民间告密成风，社会便会进入人人自危的境地，敦厚的风俗就会被破坏殆尽，朝廷即使因此多收些税钱又有什么意义？
被现在许多人视为昏君的宋高宗，也不欢迎臣僚告密——也可能他实际上并不讨厌告密，只是因为主流士风对告密行为不待见，不得不表态拒绝告密。绍兴初年，高宗下诏求言，有些官员即以密奏的形式告讦同僚。高宗说：“自今上书言事，毋有所讳。惟不许因书告讦他人过失。”给告密者当头泼下一盆冷水。
绍兴二十五年（1155），三省与枢密院给高宗打了一个报告，说：“顷者轻儇之子，辄发亲戚箱箧私书，讼于朝廷，遂兴大狱，因得美官。缘是之后，告讦成风。考简牍于往来之间，录戏语于醉饱之后，虽朋旧骨肉，实相倾陷，薄恶之风，莫甚于此。”
一些轻佻的官员出于政治投机之心，将亲戚朋友私信上的谈论揭发出来，自己则因检举有功而获得美差。结果，告讦之风大兴，私人通信、茶余酒后的议论，都有人打小报告揭发。即便是亲兄弟，也可能被出卖。再没有比这种卖友求荣的风气更薄恶的了。
因此，三省与枢密院提出建议：“乞令有司开具前后告讦姓名，议加黜罚。”即提议朝廷将那些有告密史的官员列入黑名单，“议加黜罚”。宋高宗同意这个建议，“诏令刑部开具取旨”。这大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在官僚系统中清理告密者。
宋高宗是一位有污点的皇帝，比如他重用奸相秦桧，比如他冤杀岳飞。但他对告密行为的打击，却表明他至少明白一个道理：再冠冕堂皇的告密，都不可能“告”出优良的治理秩序，因为告密直接败坏了公共治理的根基——人心。
我们历史上存在过鼓励告密的时期，也拥有过一个明明白白“反告密”的时代——那就是宋代。我想说的是，拒绝告密、抵制告密，其实也是华夏文明的传统哩。
来源：平说
一带一路
我们在提起唐朝的时候，总是说唐朝是个开明、包容的王朝，除了通过丝绸之路产生的文化碰撞、交融外，一代女皇武则天也为这个评价加分不少。“女性”“皇帝”，这两个关键词吸引了后世文人骚客们的眼球，有人讽刺武则天是“牝（音同聘）鸡司晨”，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就曾评价她“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
可见，在中国古代，女性掌权始终不被社会主流所认可，因此后世对于武则天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但公允来说，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文治武功上绝对不让须眉，不论是在军事、经济还是文化交流上，都出色地做到了“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而在丝绸之路的建设上，她更是表现出了一位优秀政治家的魄力和智慧，使得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其当政期间，都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
从后宫走向前朝
一直以来，关于武则天的影视剧作品层出不穷，它们大多浓墨重彩地描述了她登基前在大明宫里勾心斗角的故事，把她塑造成了一个心机重、城府深的小女子形象——武媚娘。然而在历史上，武则天作为政治家的人生，比在后宫争权夺势的日子更为精彩，对后世的影响也更为显著。
武则天是并州文水人（现山西文水县），其父为唐开国功臣武士彟（音同约），母亲为出身于隋朝皇族家庭的杨氏。637年，14岁的武则天被唐太宗招入宫中，赐号“武媚”。入宫前母女二人分别时，母亲舍不得，武则天却说：“这次去侍奉的是天子，怎么就知道不是福气呢？所以就不要囿于儿女私情而哭哭啼啼的了。”由此看来，面对后宫三千佳丽的斗争，她已做好了准备。
武则天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家，善于察言观色，得知太宗喜欢知识女性，她就学习琴棋书画，但还是不得宠，就转向了储君李治，后来李治当了皇帝，就把出家为尼的她又接进宫去，拜为昭仪。当时她与王皇后、萧淑妃争宠，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亲手将女儿掐死再诬陷给王皇后，促使李治下定决心废掉王皇后而立武则天为后。此后因为高宗体弱，武则天就借机一步步地干涉朝政、收买人心，终于在690年，以周代唐，当上了皇帝。
称帝后的武则天，在政治上大肆肃清反对者，努力平衡李、武二家的势力；在经济上重视发展农业生产；在文化上打破旧的士族制度，广泛选拔人才，进一步发展科举制度，也留下了诸如“香山赋诗夺锦袍”的佳话。
然而，相较于可以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的国内问题，新王朝的周边问题更让武则天头痛。当时，边疆少数民族政权虎视眈眈，汉代所开辟的经西域至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也危机重重，渐有被急剧发展的海上丝绸之路超赶之势。
重夺安西四镇
登基后的武则天，解决周边问题的第一步，就是收复曾被她拱手让人的安西四镇，即碎叶、龟兹、于阗、疏勒四镇。这四个地方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而它们和唐朝的关系，还得从唐太宗李世民说起。
公元7世纪初，西域高昌国（现新疆吐鲁番东南一带）凭借在丝路上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迅速发展起来。到了高昌王麹（音同屈）文泰的时候，已经成为丝路上数一数二的大国。麹文泰自视甚高，是个喜欢和唐王朝作对的人。他不但拦截丝绸之路上的商贾和使臣，对唐朝又无君臣之礼，还嚣张地对唐朝的使者说“猫鼠各得其所”等挑衅的话，把李世民气得够呛，就派兵征讨他，结果唐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他竟被活活吓死了！
唐军灭高昌后，就把高昌州县化了，置西州，后又效仿汉朝，置安西都护府，从此，以高昌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畅通，唐王朝也在西域逐渐扩张，相继在焉耆（现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一带）、龟兹（现新疆库车一带）等地设立都督府和管理机构。
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唐朝打败西突厥，西突厥在西域的宗主权也转归唐朝所有，唐朝把安西都护府迁移到龟兹，设置安西四镇，并设立了众多羁縻州县（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特殊行政单位，有一定的自治权），号称：“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皆置都督，督州八十，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
但是唐朝在西域的统治并不稳固，尤其是面对强大而又有野心的吐蕃的攻击，加之西突厥余部的夹击，在给养困难的条件下，唐军更显得力不从心，所以安西四镇总是在唐朝与吐蕃间来回转换，679年，唐朝收复四镇，并以碎叶（现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市一带）代替焉耆为四镇之一。到了武则天实际统治时期，突厥复国，唐朝又皇位更替频繁，她为了自己的统治考虑，主动放弃了安西四镇，试图以册封西突厥后裔来维持与西域的藩属关系。但西突厥后裔早就在西域失去了号召力，倒是吐蕃看到唐朝放弃了安西四镇，就对西域大举进攻，占据焉耆以西，兵锋东向，形势危急。
唐高宗
这种形势迫使武则天做出决策，必须收复安西四镇。689年，她派文昌右相韦待价征讨吐蕃，但韦待价不敢与吐蕃兵锋相碰，滞留不进，加之士兵长途跋涉，给养不足，多饥馑而死，进兵失败。691年，武则天又命文昌右相岑长倩率兵进讨，但岑长倩未到前线就被召回，被人陷害打入狱中，最终惨遭诛杀。
不久，武则天又想起了名将王孝杰，他曾在高宗时期（公元678年）随工部尚书刘审礼进攻吐蕃。那次进攻唐朝大败，刘审礼伤重而死，王孝杰被俘虏。吐蕃赞普赤都松赞见其相貌与自己的父亲相似，最终让他免死归唐。在吐蕃多年，王孝杰对当地了如指掌。692年，武则天任命他率领军队再次进攻吐蕃，收复安西四镇。王孝杰不负众望，大破吐蕃，收复了四镇，并再次在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以3万名士卒镇守。
西域离唐朝较远，运送给养是个大问题：老百姓要对士兵“资遣衣粮”，因此怨声载道；西域的土地、气候条件对士兵也是个挑战。所以很多大臣建议放弃西域，但武则天却显现出了成熟的政治家的一面，力排众议，认为经营西域和丝绸之路才是上策。她的这一果断决策促使唐朝直至唐德宗贞元年间对安西四镇长达近百年的稳定统治，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正是因为武则天的坚持，经西域而至中亚的丝绸之路在唐代达到了鼎盛。当时阿拉伯、波斯以至欧洲国家的驼队络绎不绝地往来于天山南北道上，如今流传下来众多的唐代胡人形象的陶瓷器，就是这一盛况的真实写照。
海上丝绸之路大发展
在武则天执政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早在唐朝之前，中国与朝鲜、日本等就开辟了海上交通线。到了唐代，武则天等统治者对科学大力扶植，造船术和航海术都有很大发展，因此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凸显。当时，朝鲜半岛上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时战时和，武则天曾试图一统朝鲜半岛，但因为唐军需要应付的势力很多，无法首尾兼顾，所以坐视新罗于676年统一朝鲜半岛。此后，新罗对唐朝臣服，双方进入了和平时期，促成了唐朝至新罗的海上丝绸之路大发展。
唐之前到朝鲜半岛的海路主要是从山东半岛出发，直接东航至朝鲜半岛西部海岸。至唐朝，又开辟了两条新的航线——“渤海道”和“高丽道”，这两条道路都是从登州（现山东蓬莱）出发，越过渤海海峡，到今天的旅顺附近，而后循辽东半岛东岸到乌骨城（现辽宁东港市东）海面，直至鸭绿江口，在此分为两道：一道由鸭绿江北航，再转陆路至渤海王城（现黑龙江宁安市境内），即“渤海道”；另一路沿朝鲜半岛西岸到现朝鲜清川江口，再南行至唐恩浦口（现韩国仁川以南），即为航线的终点，由此再由陆路前往新罗王城（现朝鲜庆州），此即“高丽道”。
随着朝鲜半岛统一，原先日本经朝鲜半岛到唐朝的海上路线被阻断。当时日本南部的一些岛屿归附日本，于是日本就开辟了一条“南岛路”，船只通过南岛，横越东海至扬州或明州靠岸，由此至长安。但东海风浪大，所以在8世纪后期,又开辟了“大洋路”，据历史学者王育民研究，该路线从大津浦出发，经长崎县平户岛、五岛列岛，越过黄海，直航长江口。这条航线行程最短，若遇顺风，8天就可到达。
武则天统治前后期，印度洋、太平洋上的海路也逐渐发展起来。大体路线是：从广州起航，沿印度支那半岛海岸经今天越南的昆仑岛南行，经过今天的新加坡海峡至苏门答腊东南部。在此分为两线，一为东南通今天的爪哇；一为西北出海峡至今天的斯里兰卡等国，经今天的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最后陆路行至大食国的首都缚达城（现伊拉克巴格达），全程需要3个月。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不但建立了唐朝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的联系，还建立了与中亚阿拉伯人的大食帝国之间的联系。
武则天时期经济、文化、外交上的发展，让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进入到了共同繁荣的阶段。虽然后世不少人对于这位“心狠手辣”的女政治家颇有微辞，但她在政治上的建树，跟其他帝王比起来是毫不逊色的。她积极收复安西四镇，保障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唐朝与欧洲的东罗马帝国联系在一起；又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使唐朝与东南亚、南亚、中亚的国家连接在一起。
也许，武则天立下的无字碑，已经表达了她最后的愿望——让一切功过是非，皆留给后人评价。
作者：吕文利（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