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戏曲里，常喜闻乐见的题材，就是惩贪戏。惩贪戏里担当正义使命的，常是巡按御史。
特别是好些经典审案戏，无恶不作的贪官污吏勾结造假案，害得苦主眼看就要冤死，却是峰回路转，一顶巡按御史的简朴小轿从天而降，走下一身正气的巡按御史大人，立刻就场面大反转，挥手就伸张仗义，把先前拉足仇恨的坏人，瞬间霸气踩脚下。看得台下观众，常是不住口的喊好。比如一曲《苏三起解》，传唱了几百年。
拜这些经典传统戏曲所赐，中国古代官场上的这一重要行业——巡按御史，俨然成为正义化身，在世代善良群众间口耳相传，其光明正义形象，长期闪耀戏台。
而放在真实历史舞台上，传说中常见惩奸除恶的巡按御史们，真的也这般高大上？
曾经正义使者
作为一个专为肃清吏治而设立的官职，巡按御史的历史，也算是悠久。早在秦始皇时期，就有专门派驻各郡的监御史，演变到汉武帝时代，变成了派驻各地的刺史，唐朝时期，第一次有了“巡按”的称呼。虽说称谓一直变，工作内容却基本不变——抓贪官！
而到了明太祖朱元璋一统天下时，这位少年时吃够贪官污吏苦头的铁腕帝王，君临天下却也不忘本，想起贪污腐败，就恨得咬牙切齿。可恨起来容易，抓起来却难，元末的腐败成风，整个中国古代史上都出名，从中央到地方，好比层层腐肉，不单腐的厉害，病根更扎得深。想要斩除腐败，手里头就得有趁手的家伙！更多明朝解读：www.yangfenzi.com/tag/ming-dynasty
于是，在结合了秦汉至宋元的历史经验，以及这个行业历代前身的兴衰得失后，痛定思痛的朱元璋，终于打造了一款专属大明王朝的反贪利器：巡按御史。中央设都察院，是为专职反贪机构，全国划分为十三道，都察院每年派监察御史按期出巡，监察地方吏治，是为“巡按”。于是，“巡按御史”就正式闪亮登场。在那段时日里，这个新角色，仿佛精钢匕首，十足犀利无比！
有多犀利？别看官职不大，哪怕八府巡按，也不过是个七品官。但实力却是真硬！比它官大好几级的地方官员，包括三品布政司以下，全由他来考核。政绩名声口碑，全得由他过眼！最恐怖的却是杀伤力！虽说官职小，下手却叫狠，只要发现问题，小问题可以当场就拍板解决，大问题也立刻上章弹劾，掌握确凿证据，分分钟就能把贪官踩到脚下！堪称简洁有效好用，明初整治吏治的不二法宝！
如此强大法宝，自明太祖朱元璋起，就是屡试不爽，每次放出去，都是一下扫倒大批贪官。而且越用也越有心得，明朝的巡按御史制度，也越发完善：选拔十分严格，要从一百一十个御史里，筛选出其中能力最强品德最好的人物担当此任。范围时限也固定下来，基本是每年八月出巡。等于定期就要亮剑。
而且不但对贪腐零容忍，自家规矩也严格：首先绝不能讲排场，虽说权力大，谱去不能摆，只能带个书吏静悄悄出行。而且别看能拿捏地方官的仕途，但尊卑一定要讲，权力再大也是个七品，见了地方上的官员，照样要以下级礼节参拜。最重要是管的严，别以为可以巡按，就能上天。巡按一趟，各类工作大小三十九项，回来后一条条查，哪条不达标？等着倒霉吧！
所以这个贪官们提起来就怕的职业，放在当时，谁担任都是一把辛酸泪：时间紧任务重规矩多，十足高强度的磨人工作，能扮演如此正义使者角色的，必须反贪战线的顶级强人。事实也确实如此，明初不少巡按御史，都是后来名垂青史的政坛名流。
而放在反贪行业上，这个新官职，不但匕首般犀利，更似洗衣液一般效用强。在其辉煌年代，不但是大快人心的杀贪官利器，更好似明朝官场的清洗剂。除了要惩办贪官，还要时刻考察好官，发现有才有业绩的，就要及时上报。同时更要访贫问苦，朝廷的国策有哪些失当处，也要靠他们来及时考察纠偏。明朝的国策是否在正确路上，他们责任重大。
当然对贪官来说，这些正义使者，更堪称霸气强人，早年的时候，还有好些你死我活争斗，发展到明中期时，巡按御史们一度大杀四方，比如明英宗时代的巡按御史李纲，官场人送绰号“铁御史”，照着《国朝献徵录》里的形容，他只要出去巡按，想抓贪官几乎不用查，只要报上名号，所过之处的贪官们二话不说，赶紧扔下官印直接跑，吓得官都不做了。就是这么强大！
这般强大杀伤力，也正如明朝弘治中兴年代名臣王恕的形容：天下贪官污吏强军豪民所忌惮者唯御史尔。这个年代，确实是这个正义角色，最为辉煌的时代！
然而再往后，就变了！
腐败重灾区
曾经正义无比的巡按御史，到了明朝中后期，又变成什么样呢？
明朝中后期，特别是晚明，非常出名的一个现象，就是从上到下的腐败。套明朝崇祯明思宗朱由检年间给事中韩一良的说法，当时的明王朝，连官职都成了明码标价，从总督到举人监生，竟都能用钱买。真实的情况，其实比他更夸张，晚明的内外交困里，官员们依然赚得盆满钵满，可怜崇祯皇帝明思宗朱由检耗尽国库，悲愤自尽，打进北京的李自成，仅从京官身上，就压榨出七千万两白银。而这点钱，也不过是大明帝国贪腐状况的冰山一角。
明朝的灭亡，死因有很多，但一个死因无可争议：腐败而死！
那么在这个加速腐败的年代里，担当反贪大任，曾经斩除腐败不留情的巡按御史们呢？他们正带头腐败着呢！
巡按御史的腐败，从明朝进入十六世纪起，就开始冒头。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收一些贿赂，考察时给点方便，但在嘉靖年间时，好些巡按御史还没出巡，哪些官员该给什么样的考核成绩，早就按照收钱多少排好。甚至所谓考察，也成了走过场，匆匆到地方上亮个相就往回赶，当年的不辞辛苦，这时却是笑话！
但最雷的是，这些本来老百姓心中的正义使者，这时却成了带头祸害。比如嘉靖年间的巡按御史陈志先，回来路上遭了贼，结果一偷就吓一跳，官府寻回来的失物，不但有他收的黄金，更有记录行贿数额的账本，破案后惊倒一片。但这时腐败，比起最后苦哈哈的崇祯皇帝明思宗朱由检时，又是小儿科了。
明末崇祯皇帝明思宗朱由检，出名的苦人，自己穿的龙袍，都是补丁打补丁，可他用的巡按御史呢？巡按淮杨的史御史，一趟查出的赃款就是十几万。气的崇祯皇帝明思宗朱由检仰天长叹：每奉使富可敌国。当年的反贪正义使命，已经成了发财手段。
而形象正义的巡按御史们，明末时更是烂人辈出，除了能贪还能祸害，鱼肉百姓的事情屡见不鲜，而且出入也十分摆谱，本来按照明朝制度，巡按御史出行都该低调，可到了明末，这帮人每到一地，都是大张旗鼓，地方官高接远迎。特别是当地官员，有些毫无廉耻的，竟扑通就行跪拜礼——朝着比他们理论上品级低得多的巡按们下跪！
为什么会这样？根子上原因就是一条：权力变化！
明朝最初设立巡按御史制度，考虑的是以小制大，巡按御史们品级低，却有独家权力，但在礼仪规格权限上，却也要受当地官员制约，两家互相牵制，才有反贪效果。可随着时间推移，明朝政治制度几经变革，巡按御史的权限，却是越发扩大，连考核推荐地方官，都成了巡按御史的自留地，昔日的布政使完全给晒到一旁。既然一家独大，那就排场派头都大，既然无人制约，当然就带头糟蹋！
这般变化，与其看收入排场，不如看个最简单现象：座驾！早年的巡按御史，执行巡按任务，就是带一个书吏，骑着头小驴就出发了，可晚明呢？基本都是宝马香车，出入都是高头大马，座驾换了，自然身份使命，也就自然换。什么叫绝对权力带来绝对腐败，看看曾经正义的巡按御史，最后换了什么座驾。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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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锁和不路丝：大明的毁灭是必然的，只因帝国制度的独特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从秦创建帝国制度开始，帝国就出现了一个如影随形的敌人和仆人，他就是官僚集团，没有官僚集团皇帝就不能来统治和管理国家，没有好处官僚集团又怎么会为皇帝劳心费力的拼命工作。所以官僚集团即是帝国制度的守护者也是掘墓人。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官僚集团在帝国的巅峰时期达到鼎盛，他们个个不耕不织，锦衣玉食，香车美女，出则一呼百应应，入则妻妾成群，这样的生活怎能不让人羡慕，所以帝国百姓一方面生活在社会底层拼命挣扎，一方面又幻想着能通过科举考试登天子堂，实现自己过上幸福生活的梦想。当然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算是相对公平的，明末还有大量的买官，跑官，让更多的人变成仓中鼠，这无疑给本就孱弱的明帝国又加上了沉重的负担，明清小冰河时期的到来让中国大部分地方出现干，旱，冷的气候，粮食欠收，北方的屯兵制也受到了影响，大量的流民和底层士兵混在一起变成流寇。中原大乱，与之同时明清小冰河也使北方的游牧民族生存艰难，使其不得不南下中原寻找活路。在气候，经济，政治，军事的多重打击下大明王朝终于倒下了。清帝国能取代明帝国同样有必然性和偶然性，下次再说吧！
孤陋寡闻：黄炎培先生1945年在延安一毛泽东讨论历史周期率的话题。黄炎培说，中国历代王朝更替频繁，兴衰兴衰的发展周期，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他请教毛泽东有什么方法跳出历史兴替的周期率。毛泽东回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把王朝周期性的原因归结于政府腐败，归结于专制，归结于对统治者（官员）队伍的缺乏有力的监督与制约。
李盈：绝对权利带来绝对腐败，反腐要靠制度，权利的获得、行使和考评的各个环节，都要有透明、公正、清晰的制度去监管。单纯靠一个职位去监管另外一个职位，很难消灭腐败，带来的很可能是腐败的转移和扩散。大明王朝的巡按御史制度宣告失败，今天的中央巡视组可以借鉴些什么呢？
竹子：“管理学上说：好的制度能让坏人变好人，坏的制度能让好人变坏人。 可再好的制度也得真正执行才行啊！从国家层面讲，最高领导人虽然不是具体制度的直接执行者，却对制度的执行起着决定性作用。 嘉靖老儿不理朝政大权旁落，对按察使的变质难辞其咎！”田迎迎：前面的皇帝懂得帝王的平衡术，后面出几个昏君。
高雷：总觉得崇祯明思宗朱由检的那个时代应该拍成一部电影，悲剧，已警示后人。相信会非常震撼。时光慢些吧：果真应了那句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小二子：明朝后期的那些个伪君子御史真的很恶心。说到明朝我就想起了大明王朝1566 海瑞和嘉靖的对话。
自我感觉：历史上的这种“巡按御史”作用，与我们今天的“纪委”有些类似，都有反腐败作用。大明晚期上下腐败，连官职都成了商品，标价买卖，腐败症已病入膏肓是“不争”了，“巡接”与被“巡按”这种猫鼠之间摆不平的关系也就被买卖摆平了，而猫鼠之能和平共处也就恭迎历代王朝更替周期到来，大明就大“暗”了，亡了。历朝历代都在这种周期率里周期，唯毛主席为新中国找到了超脱这种周期率的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主席用两次“只有……才”来強调条件关系，可见条件之“民主”何其关键。但敢不敢启用“民主”，具体怎样“民主”？主席在世时进入宪法的“四大”，是不是民主？从最近揪出来的中纪委“l0亿内鬼袁卫华”之肥猫，与十八届中央委员.天津市原市委代理书记.市长黄兴国之硕鼠，以及中纪委魏健之猫与罗凯.申英之鼠，他们都玩了和平共处游戏，再次证明民主监督还是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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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为何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太监帝国
宦官问题，历来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权的毒瘤。各朝各代，将这个问题处理得好的并不多见。柏杨说中国经历了三次最黑暗的宦官时代:第一次是在东汉后期的二世纪；第二次是在唐朝后期的九世纪；第三次从公元1435年王振当权一直到明王朝覆灭为止。明代的宦官虽然没有东汉之末和晚唐时期那些宦官的气焰凶，势力大，也不像汉唐的宦官那样，把皇帝的立、废、生、死都操于自己手中，但是，明代的宦官用事最久，握有的权力极大，在中国宦官史上力拔头筹。自永乐朝起，宦官逐渐得势，从此一直到明思宗缢死煤山。二百多年间，宦官们熙熙攘攘，你去我来，活跃在朝堂之上，上演了一幕幕荒诞剧，甚至出现“九千九百岁”的魏忠贤这样颇为奇特的历史现象。奸佞之生不偶然，半由人事半由天。让我们从魏忠贤的前辈们谈起。
明代的宦官，最初除了做奴才的份儿外，没有更多的权力可言。草根出身的朱元璋，雄才大略，戎马一生，为朱家子孙们争来的天下，染着斑斑血迹。卧榻旁岂容他人酣睡，显然不仅是一个赵匡胤的隐忧，作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功臣、大将们兔死狗烹，权力禁脔，又岂容宦官染指？他亲眼目睹过元末宦官的危害，下决心从根本上铲除宦官干政的一切可能性。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有一名老太监，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指出公文中有明显的错讹。朱元璋明知太监说得对，仍然立刻下旨将这名太监逐出皇宫，遣送回原籍，原因是这名太监“干政”了。
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特意铸了一块铁牌，悬挂在宫门上。铁牌上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这时候，宦官的权力跌入了历史的低谷，不仅不允许干预朝政，更不能与官吏串通一气，甚至连给自己置产业的权力也没有。
到了明成祖朱棣手中，这一道铁的纪律起了一个微妙的变化，不但不再警惕宦官，而且开始把宦官视为心腹，当作控制外廷大臣的一股重要力量。“内臣不得干预政事”被悄悄地改为不得擅自作主。
朱棣之所以任用宦官，委以大权，是因为在夺取皇位的“靖难之役”中，尚为燕王的朱棣靠勾结受建文帝压迫的宦官而掌握了建文帝的动向，此后又在围攻南京时，与宫内的宦官里应外合取得了胜利，登上了皇帝宝座。因此，朱棣上台后，害怕会有失意的宦官像出卖建文帝一样出卖自己，所以不惜背叛祖训，拉拢宦官。而朱棣自己的宦官，如“狗儿”等，在“靖难之役”中表现得非常勇猛,率军与南兵对冲，为朱棣在战场上立了功。更多朱棣解读：www.yangfenzi.com/tag/zhudi
于是，明代的宦官悄悄地走上了问鼎权力巅峰的第一步。朱棣先后派李兴使暹罗（今泰国），郑和下西洋，侯显使西域，王安等督军营，马靖巡视甘肃。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又增设东厂，委任宦官主持，专门侦察刺探臣子民众情形。这样，宦官可以出使、专征、监军、分镇以及刺探臣民隐情，大权在握，为后来的宦官专权提供了条件。
朱棣儿子宣宗朱瞻基采取了一项措施，在宫中设立“内书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宦官学校。宦官学校收取了十岁以下的学生两三百人，由司礼监秉笔任校长，学长由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请翰林院的学士来教导学生。学生所研读的课本是《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及《四书》、《千家诗》、《神童诗》之类，评定成绩的标准是背诵能力和字体的工整度。成绩特别低劣和犯规者，由老师登记在成绩表上交给秉笔。从设立内书院始，宦官读书成为定制。这些太监们时间充裕又无青春期烦扰，明古今、通文墨，如虎添翼，更能在关键时刻运用筹算智诈，欺君作奸。
至英宗朱祁镇时代，宦官权力进一步扩张，开始握有典兵之权。朱祁镇即位时年方九岁，还是一个只知道玩乐的顽童，由太监王振带着他游玩。他对这个鬼点子层出不穷的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称为“王先生”。王振利用朱祁镇的信任假传圣旨，总揽朝政，没有人能控制他，不但成为太上宰相，而且成为太上皇帝。朱祁镇成年后，皇家教师刘球上奏章劝朱祁镇亲政，王振认为是讥讽自己，把刘球逮入锦衣卫诏狱，乱刀砍死，尸体肢解，抛掷荒郊。
有一天，王振前往国子监视察，祭酒李时勉对他没有表示特别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时勉盗用国家树木，让他在国子监门前戴枷示众三天。数千学生哭号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后辗转求到朱祁镇的母亲何太后那里。当何太后询问朱祁镇时，他惊愕地说，“一定是王振干的事”，并下令释放。
朱祁镇即位的第十五年，蒙古瓦剌部落向东推进，对中国北部边疆发动攻击，沿边城堡相继陷落。朱祁镇召集大臣商量对策，王振力排众议，极力主张皇帝亲征。他把战争看成儿戏，认为有权就有战斗力。诏书颁下后的第二天，朱祁镇即行出发，因仓促间没有准备，半途上已有军士饿死，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大军到了大同后，王振还要北进，可是派出去的几个兵团先后溃败，军心大乱。镇守大同的宦官也提出警告，不但不可北进，连大同都危在旦夕。王振不得已，下令回京。走到距居庸关三十公里的土木堡时，瓦剌追兵已至。兵部尚书邝野请求英宗急速入关，但运送王振所搜刮的金银财宝的车队还没有赶到，他坚持等候。邝野再三坚持迅速撤退，王振骂道:“军国大事，你懂什么？”把邝野逐出营帐。很快，瓦剌骑兵合围，大呼:“投降免死！”王振这才发现权力也有不管用的时候。禁卫军官樊忠，悲愤交加，用铁锤把王振击杀。明军全军覆没，樊忠战死，朱祁镇成了阶下囚。这就是惊天动地的“土木堡之变”，为大明王朝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明代宦官权力全面扩张，是在宪宗朱见深统治时期，他赋予亲信宦官汪直以军政大权。一些外廷官员想得到升迁的机会，往往走汪直的路子。只要汪直肯在孝宗面前美言，则此人官运立刻亨通。由此一来，那些想走终南捷径的人，莫不以结识汪直为荣，这样一来就抬高了汪直的身价，也给汪直的弄权创造了更大的空间。
有一次，汪直受皇上派遣，到北方巡边。那时，中国的主要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蓟辽、大同、榆林等处，素称北方九边。担任巡边的人，都深受皇帝信任。巡边大臣在皇上面前的一句话，可以决定边镇命官的生死升谪。因此，被巡之地的官员从来不敢马虎。这次汪直巡边，鉴于他已经是皇上的宠宦，官员们更是唯唯诺诺尽显小人相。那些督抚、总兵以及所在地的抚台、按台等各种官员，都出境二三百里地迎接。官员晋见他，都行跪礼。公堂之外，官员们纷纷私下向汪直行贿，以博欢心。这些丧失人格的做法果然奏效，汪直回京之后，所有对他阿谀奉承的人全部升官。反之，那些不肯依附汪直的人，都被免官或遭贬谪。
成化十四年(公元1478年)，曾经发生了一起假汪直案。崇王府仆人杨福，因相貌酷似汪直，便假称汪直。从芜湖、常州、苏州，到杭州、绍兴、宁波，所到之处，各地官员争相奉承，甚至有人找上门托他打官司。当他南下到福州时，被福建镇守太监识破，杨福被斩杀，轰动一时。此案虽然颇令汪直难堪，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汪直的权倾一时。
武宗朱厚照十五岁即位，是一个只对女人和游荡有兴趣的花花公子，荒唐而且任性。从小就跟他在一起的玩伴宦官刘瑾，犹如朱祁镇的玩伴王振一样，利用皇帝的昏庸和信任掌握了政府大权。刘瑾有一个核心集团，被称为“八虎”，这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名字。刘瑾使刚上台不久的朱厚照相信，以托孤大臣谢迁、刘健为首的忠心耿耿的朝臣，是阴谋使皇帝陷于孤立的“奸党”，把他们统统地赶出朝廷，连儒家阳明学派的创立人王守仁也于廷杖后贬窜蛮荒。从此朝中文武大臣要么对刘瑾侧目而视，要么争先恐后拍他的马屁，刘瑾牢牢地控制了朝政大权。
有一天早朝时，朱厚照发现了一份揭发刘瑾种种罪行的匿名信，但朱厚照拒绝相信，把这封信转交给刘瑾。刘瑾大发雷霆，命高级官员三百余人跪到奉先门外的烈日之下追究事主。那些高级官员们从早晨跪到天黑，许多人当众倒下来死掉。天黑之后，未死的人再被囚进锦衣卫诏狱。后来还是刘瑾发现匿名信来自宦官内部，跟朝臣无关，才把他们释放了。
刘瑾权势熏天，整个政府都围绕着他转圈。宰相焦芳、内政部长张彩、国防部长曹元，几乎跟他的家奴没有分别。政府的大小措施都在刘瑾的私宅里决定，即使最荒唐最恶毒的大政方针也没有人敢提出半点异议。
各地官员进京朝拜述职时总是要向刘瑾行贿，叫做“拜见礼”。少的要上千两，多的则五千两。如果升了官要立即使用重金“谢”刘瑾，叫做“谢礼”。送少了还不行，会马上撤职，但如果你赶紧追加银子，官职又能马上恢复。官位基本上成了刘瑾手中卖钱的商品。刘瑾究竟拥有多少家产呢？据史家考证，刘瑾的家产近乎天文数字——合为三十三万公斤黄金、八百零五万公斤白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时，崇祯明思宗朱由检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仅为二十万公斤黄金！
刘瑾当权只有五年，右都御史杨一清利用“八虎”之间的矛盾，刺激张永反戈一击，告刘瑾谋反，武宗下旨逮捕刘瑾，籍没家产。从刘瑾家中抄出金银数百万两，并有伪玺、玉带等违禁物。其中，有两柄貂毛大扇，里面暗藏机关，以指按动，便弹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武宗看了，也吓得目瞪口呆。刘瑾最终多行不义必自毙，但整个明政府的结构，几乎被他拆散。
至此，明代宦官的权力完成了其扩张的全部过程，明代宦官终于登上了权力的顶峰。以后魏忠贤的专擅独断，不过是这些前辈们的历史延伸与再现罢了。于是，历史就上演了这样一幕讽刺剧:朱元璋最怕宦官专权，但恰恰是这个明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宦官最有权势的时代，被人们耻之为“最大的太监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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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的历史，几乎是与黄河水患不断斗争的历史。从朱元璋的洪武元年（1368年），一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近两百年的时间里，黄河决口竟然有五十七次之多，平均不到四年一次的河患，给沿岸的百姓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嘉靖后期，黄河的治理终于有了显著成绩，而负责这项工作的人就是潘季驯。
嘉靖四十四年和隆庆五年，潘季驯两次总理河道。这期间他不辞辛劳，千里奔波，深入工地，不顾个人安危，与役夫一起劳作，率领民众堵口、筑堤、修堤，黄河治理初见成效。
万历五年（1577年），潘季驯第三次总理河道。有了前两次经验，又经过认真勘查，他总结出一套治黄、淮的治理方针，提出“以河治河，以水攻沙”的八字策略。其中的“以河治河”，便是通过对淮河的筑堤束水，再利用淮水对抗黄河的大量积沙，达到疏浚、治理黄河的目的。然而，淮水弱于黄河，想要“束水攻沙”就必须大筑高家堰，从而将淮水蓄到洪泽湖内，再从清口全部放出，如此以增强淮水冲沙的力量。潘季驯将自己的治河策略上报，饱受河患问题困扰的万历皇帝此时却犹豫不决了。
因为，在洪泽湖西畔的淮河入湖处，坐落着明代第一陵——明祖陵，这是朱元璋为其高祖、曾祖、祖父修建的陵寝，是太祖认定的一块风水宝地。若依潘季驯言加高加长高家堰，淮水蓄入洪泽湖内，抬高其水位，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明祖陵被水淹没。把祖宗的陵墓都给淹了？这不是触犯了龙鳞？
一边是因河患饱受涂炭的百姓，一边是保佑大明江山的祖陵，该如何抉择？万历皇帝苦苦思索着，若是淹了祖陵，黄泉之下如何面对自己的祖先？最终，万历皇帝下令，高家堰大堤只许整固，不可加高，其余的工程措施全权交给潘季驯。
于是，一些潘季驯创造发明的遥堤、缕堤、月堤等堤防工程体系在黄河边相继筑起，而具有决定意义的高家堰大堤却只能被加固修复。潘季驯望着这无法加高的大堤，心里不禁生起隐隐的忧虑。
新建的堤防体系发挥了作用，此后的将近十年，黄河没有大的事故，这让万历皇帝大喜过望，对潘季驯大加称赞。可是，安静了几年的黄河接连在万历十五、十六年再次决口，治河难题又摆在了万历皇帝面前。他希望任用“老成才望”之人，其实，就是心里惦记着潘季驯呢，潘季驯就这样第四次被推到总理河道这个职位上。
上任的潘季驯旧事重提，上呈万历皇帝的奏折中，他陈述黄河利害，是与百姓性命相攸关的大事，恳请皇帝以民为重，批准他加高加长高家堰，以达到长期杜绝黄河水患的目的，避免生灵涂炭。然而，这次万历皇帝仍是不予同意。
年事已高的潘季驯无奈，只得整修加固一些堤防、闸坝，将对堤防的防御工作提到新的高度，希望通过主观人为的防守制度，为治水防汛提供最后一道防线。万历二十年，“世事误人称老马，机心终日愧闲鸥”的潘季驯以年老多病为由辞官，结束了自己漫长且艰辛的治河生涯。
然而黄河的治理再也没有大的进展，到了明朝末年，黄河水祸不断，所经之地满目疮痍，粮食绝产。水灾又带来瘟疫，老百姓缺吃少穿，贫困交加，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纷纷揭竿而起，奋起反抗。内部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外边又有女真不断扰边，内忧外患、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大明这座帝国大厦最终轰然倒塌。也许，万历皇帝抛弃百姓，以祖陵为重而否决潘季驯提议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这样的结局。
大明皇帝弃百姓安危于不顾也要特意保护的明祖陵，到了清朝康熙十九年，黄河夺淮，终于还是沉没水底。这个被朱元璋认为是风水宝地，以期可以保佑大明社稷永固的祖辈陵寝，却最终导致江山的覆灭，这点恐怕是朱元璋不曾料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