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以丁丑之年，寇自海上来，金陵齑粉，钟山崩颓，三十万性命一时饲犬戎刀锋，诚百年来至惨至痛之事也，乃祭曰：
东南形胜，六朝风流，龙盘虎踞，天下之枢。
十年经营，堪称黄金岁月；一朝屠戮，顿成白骨地狱。
阵前碎裂，铁甲尽丧闸北；炉中熔灭，壮士多死淞沪。
虎贲余勇，滚滚大江虚设；残军无凭，岌岌雨花失据。
虽伤敌三万，奈何兵锋难继；虽浴血十里，可惜辎重不续。
将失其卒，卒失其兵，兵失其刃，刃失其锋，懵懂不闻君命，仓皇唯知争渡。
争渡，争渡，舟中断指可掬；奔命，奔命，江上哀嚎无数。
猛士徒然身死，指挥朝不知夕；赤子猝然命丧，辗转手不顾足。
遂有狼子五万，铁车数百，入徒手之城，犯无防之域。
铁甲岂辨良贱，逢户则碾；兵刃不分僧俗，遇人则屠。
稚子尚属黄口，投掷遭刺；白发已然木僵，羁缚受戮。
汉中门机枪扫射，尽为手足之民；草鞋峡铁丝牵连，皆是血肉之躯。
遂使姐妹受辱，兄弟遭残，灭则连巷，死则阖户。
乌衣巷文采，只付血污；秦淮河风流，但闻鬼哭。
虽佛陀之慈悲，难遏修罗之嗜杀；虽耶稣之宽恕，无阻魔鬼之淫欲。
岂容雌黄染污青史，幸有拉贝日记，教父留图，当时炼狱，历历在目。
有名有姓，十六师团，柳川平助；有图有文，松井石根，谷寿兽夫。
呜呼，天生蒸民，或寿或夭；地载群氓，或贫或富。皆欲自然其性，安死户牖，贫者忍其贫，富者乐其富，但得太平无事，兵刀不遇。
奈何兵从东瀛来，碎此太平之境，坏此繁华之域，寿夭皆不得善终，贫富皆不得安堵。
哀哀金陵先民，膏血日寇锋镝，至今怨恨不休，天阴犹闻簌簌。
今莫轻言国耻，国耻乃在东瀛，军人杀民杀俘，进化不如牲畜。
但告死难同胞，魂兮归来受享，祭灵非惟涕泗，强国则为当务。国安则魂安，民助则神助。
丙申冬公历12月13日 太史刘祭
【文/刘黎平 （刘备我祖 微信号：gzliubeiwozu）】
氧分子网注：今年12月13日，是第三个国家公祭日，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都如同点亮一支精神的火炬。烽烟尽处，一束象征和平的紫金花，凝聚着对遇难同胞的深切缅怀。经历了战争的残酷，才会懂得和平“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体会过民族危亡的切肤之痛，就会深刻理解国家强大对于普通百姓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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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2016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新华网]2016年12月13日上午10时，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清晨7时，纪念馆举行了国旗下半旗仪式。
[新华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在开始。仪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沈跃跃同志主持。
[新华网]现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沈跃跃]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哀。
[沈跃跃]默哀毕。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敬献花圈。
[沈跃跃]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赵乐际同志讲话。
[赵乐际]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悼念南京大屠杀无辜死难者，悼念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宣示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
[赵乐际]痛定思痛，痛何如哉！1937年12月13日，刻骨铭心的日子以血泪书写，记载着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惨遭杀戮，六朝古都满目疮痍，无数民众流离失所，这是对国际条约的公然违背和践踏，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
[赵乐际]“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面对极其残暴的日本侵略者，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中国人民凝聚起同仇敌忾、血战到底的空前斗志，中华大地每一个角落都成了众志成城、前赴后继的抗日战场。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引领下，在全民族各种积极力量共同行动下，中华儿女昂起头颅、挺直脊梁，历经8年浴血奋战、付出伤亡3500万人的沉重代价，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铸就了不屈不挠、共御外侮的英雄史诗，揭示了“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千古铁律。
[赵乐际]“昭昭前事，惕惕后人。”30万无辜亡灵，饮恨江城，控诉着日本侵略者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我们公祭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为的是守护不能忘却的记忆、捍卫不容否认的真相。南京大屠杀在国际上、法律上都有定性和定论，铁证如山，不容抹杀、不容抵赖,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任何妄图篡改历史、否认暴行，为侵略战争翻案的丑恶行径，都将受到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人民的谴责和唾弃！
[赵乐际]“永矢弗谖，祈愿和平。”遭受过外敌蹂躏、经历过战争磨难的人们，更懂得正义的价值、和平的珍贵。我们举行国家公祭仪式，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要唤起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祈盼战争的阴霾远离人类、和平的阳光洒满人间。我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理念、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在国际上赢得越来越多的理解、支持、参与。我国与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建立亚投行、丝路基金，援助抗击埃博拉疫情、派遣联合国维和人员，都是共筑和平、共谋发展、共襄繁荣之举。“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中国人民深知“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将坚定不移同国际社会一道维护国际公理、维护国际正义、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做世界和平的倡导者、推进者、捍卫者。
[赵乐际]国弱则民辱，国强则民荣。国家强大、民族强盛，始终是每一个中国人生存、发展的基本保障。此时此刻，我们要告慰遇难同胞、革命先烈的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后中国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悲惨命运，不可逆转地开启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军。今日之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华民族更加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矢志不渝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赵乐际]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同祭民族之殇，共圆复兴之梦。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历史节点上，全面小康，这个中国人民历经苦难与辉煌的执着梦想，即将如期实现；民族复兴，这个承载一代代中华儿女奋斗与牺牲的百年夙愿，从未如此接近。我们一定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谱写新的壮丽篇章！
[沈跃跃]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
[新华网]《和平宣言》：巍巍金陵，滔滔大江，钟山花雨，千秋芬芳。一九三七，祸从天降，一二一三，古城沦丧。侵华日寇，掳掠烧杀，尸横遍野，血染长江。三十余万，生灵涂炭，炼狱六周，哀哉国殇。举世震惊，九州同悼，雪松纪年，寒梅怒放。亘古浩劫，文明罹难，百年悲叹，警钟鸣响。积贫积弱，山河蒙羞，内忧外患，国破家亡。民族觉醒，独立解放，改革振兴，国运日昌。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七十九载，青史昭彰，生生不息，山高水长。二零一六，国家公祭，中外人士，齐聚广场。白花致哀，庄严肃穆，丹忱抒写，和平诗章。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大德曰生，和气致祥。和平发展，时代主题，民族复兴，世代梦想。龙盘虎踞，彝训鼎铭，继往开来，永志不忘。
[沈跃跃]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结束。请大家参观“人类的浩劫——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实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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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天蓝：今日各类媒体仍到处是戏子绯闻，灯红酒绿，莺歌燕舞，鲜有人还记得当年国耻。为有责任感的公号点赞
生如夏花。：呜呼哀哉 先生之檄文必能动天下
周和泰：忘记历史，等于犯罪
春华秋实：祭民族之殇，铸复兴之梦。
张彬：勿忘国耻，中国人应铭记历史，奋发图强
正义：我哭豺狼笑，扬眉剑出鞘
刘琳 美林画廊＆软装：祭灵非惟涕泗，强国则为当务！
钟弗劳尔：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刘树茂：《国殇》之风，华夏动容。 前事不忘，后来称雄。
秋佳：怒向刀丛觅小诗
乐乐：铭记，不只是民族的悲怆，还有落后挨打的训诫；纪念，不为宣扬复仇的怨念，只为许下复兴的心愿：吾辈当自强。
亦谐亦庄：从昨天我就有预感，刘太史今天要放大招，很赞！只待余年能雪恨，长缨直取招魂社！
徐其辉：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网络移民：中華民族怎能撫平那些“裂伤”，刚刚听完美籍華张纯如感人肺腑的故事，年轻有为的学者为了揭谛史实和人性，蒙受日本右翼之袭扰，承担了她所“不应该”承担地无形的压抑，而自弃美丽人生。倒让我们欲哭无泪，悲愤亦将深深地埋在我们心里，但愿后人不要忘记她“她们”还有他们……。 又读刘君的祭文，我觉得，日本民族和其党派绝大多数为阴险狡诈之类，出尔反尔暗里生奸流淌在他们慈面兽心的血液里。更多南京解读：www.yangfenzi.com/tag/nanjing
兵山来客：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雨花石 马善有人骑，人弱被犬欺； 当年小徒弟，撕咬何其急。 倭寇几猖狂，满城遭血洗； 生灵如草芥，天堂变地狱。 苍天飞凄雨，大地在哭泣； 泱泱大中华，凛凛冒杀气。 人间正沧桑，除恶有正义； 举国齐发力，挥剑斩熊罴。 剩勇追穷寇，不可学项羽； 粉碎共荣梦，折断膏药旗。 警钟要长鸣，囯耻尤需记； 雄狮傲然立，巨龙腾空起。 军民聚一心，天下谁能敌； 大国崛起日，东瀛沉海底。
一览众山：东赢进化，不若牲畜！利剑何日出鞘，斩寇首！
洪浩：孙将军缅甸破敌，大块人心，坑倭两万，虎贲之师，震碎东瀛胆
乐揽山间：勿忘国耻，吾辈自强
荆山野夫：打倒日本贼国主义，祭慰南京大屠杀！
正一劉春鋒易經預測館：腐敗與不公(天下為私)是自廢武功的精神鴉片，自毀長城的核武器！
蔡愈明：铭刻历史，莫勿国耻；缅怀先烈，扬我中华！
甯：今莫轻言国耻，国耻乃在东瀛
林桑：铭刻历史，不忘爱国、强国！
芦荟：吾辈以血肉之躯换吾今日之安平，勿相忘。
五哥放羊：虽佛陀之慈悲，难遏修罗之嗜杀；虽耶稣之宽恕，无阻魔鬼之淫欲。
哦可噢：历史不容忘却 国之殇 魂断肠
绿箭侠同学：旧闻新做，加油
芝麻：翻遍腾讯，竟无涉“公祭”一字，悲乎！
皖豫：日酋宁可去珍珠港致歉，也不来南京谢罪，于此可见倭寇蔑视中华之心，我泱泱华夏与倭国誓不同立于东海两岸！
档案员外外：批评“各类媒体仍到处是戏子绯闻，鲜有人还记得当年国耻”太以偏概全了。今日主流媒体官博基本都有纪念专题。即使现在依然是“娱乐至死”的媒体环境，把艺人统称为戏子，看来并未真正解放。
戒之：但愿国长盛，百姓居久安。
李银河：铭记历史，是为强国安民。另，可有印刷版精选？厚颜索赠公签名版乎？
Jason：解气！刘公不仅好文采，还有家国情怀。必须打赏
海岱雄风杨远文：中国南京噩梦八十九周年 金陵王气遭涂炭，虎踞龙蟠尽黯然。 滚滚江水头颅血，浩浩天风尸骨山。 卑屈何阻倭贼暴，贫弱怎敌日寇残。 野蛮禽兽多少事，迈向文明步步艰。
海璐璐：常聞知恥而後勇，國不安亡靈實在無法安寧。與其向自己的同胞拔起唇槍舌劍，倒不如看看仇敵在做什麼。學文學的時候就知道多少史料被東瀛鬼子掠奪走，導致現在我們還要低聲下氣向他們要膠捲，還落得個就連中國文學史他們都要比我們研究的成果多的惡名。
茉莉花：勿忘国耻，强我国防！
奉润~种墨斋：先生椽笔似欧刀吴斧，将隔代峥嵘削成江郭
耘生：稚子白发，贫贱僧俗……夫东瀛军国主义至今哭鬼，窃我疆土，怎能宽恕！
寻·常：今莫轻言国耻，国耻乃在东瀛
龙腾阁主：甲午海战伤脊梁，南京被屠痛断肠。华夏儿女须牢记，枕戈待旦护炎黄！
想吃猫的鱼：只待残年能雪耻，纵长缨直取扶桑路
装甲迈尔：天道好还，中国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顺，匹夫无不报之仇！
我心飞翔：国强则民强，国安则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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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的真正灾难，不仅仅来自他们的死去，更来自整个社会的冷漠，和整个社会拒绝回答他们之死所提出的问题，认为他们已经被遗忘
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因为在微博上谈论大饥荒，称当年饥荒最重的河南安徽很多村庄，“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至今没有一个告诉我他家里谁饿死了，可都在那里叫嚷死了几千万”，被网民千夫所指，“群起而论之，群起而攻之”。有无数人提供了大量统计数据、书籍、文章、图片、影音和个人叙述，来证明他无视普通百姓都知道的事实。
最终，林不得不出来道歉：“我对大跃进那段历史缺乏研究，掌握情况不够。这几天接到网友许多信息，告知当年悲惨的情况，得以了解更多事实，内心深受震撼！我的个人不当言论引发很多国人的痛苦回忆，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为此深感歉疚，向大家真诚道歉！感谢各位网友指正我的错误，并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林社长转换身形之快，令人咋舌。有网友评论说：“突然跟换了个人一样⋯⋯他过去真的那么缺乏了解信息的渠道和能力？不管是或不是，都挺悲哀的⋯⋯”这个微博上的历史普及性故事说明了，在涉及中国社会的一些重大灾难时，现实的习惯性遮掩。而这种遮掩的方式之一是抽象记忆术。
犹太人汉学家舒衡哲1995年发表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中说，我们今天常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杀了南京三十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
“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理解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遇难同胞，在纪念这场浩劫70年的时候，朱学勤先生曾写道：
“南京大屠杀，相当长时间内曾有意无意回避，不许民众提及。此后政治进步，允许民间向日方提出赔偿要求，地方政府闻风而动，兴建惨案纪念碑，这一点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一旦允许放声，一提就是30万，为什么不是有零有整，拿出一个确凿数据？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还剩下有户籍管理的国家，……此前利用这一户籍制度做出过多少事情，为什么临此大案，反而如此潦草，一个‘3’再加五个‘0’？
我参观珍珠港事件纪念碑、越战死难者纪念墙，都是有名有姓，十分具体。波士顿犹太纪念死难碑，可能因无法收集那么多具体人名，但刻有死难者集中营编号，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直上云霄，参观者仰头达90度看不到顶端，那一组组冰冷的阿拉伯数字编号，比有名有氏更让人震撼。
如此具体，才是以人为本，真正体现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价值，杀人三十万是惨案，杀人二十万、十万零壹、零二就不是惨案？那零壹、零二就不是生命？目前所提三十万，是模糊概念，不是具体数据，概念不能说服人，模糊概念更不能说服人，反而会让人产生疑问，甚至给日方留下狡辩借口。应该是以确凿数据，最好是刻有具体名姓，宁缺毋滥，才能最终震慑对方，赢得世界舆论敬重。”
是啊，三十万的数字看上去似乎触目惊心，实际上在其抽象概括之下，反而如舒衡哲所说，容易以一种“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的方式总结历史。只有在一段一段记忆的恢复、一个一个人的寻找之中，大屠杀方显示其意义，昭示后人痛苦的历史如何不能重复。欲“中国不能亡”，首先要“中国不能忘”。这种不能忘，是不能忘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具体消失，而不是其他旁的什么。
一句常被误引为斯大林所说的话是这样的：“一个人的死亡是一场悲剧，一百万人的死亡则是一个统计数字。”历史学家常常争辩历史上谁杀人最多，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
2009年3月，在“5·12汶川大地震”10个月之后，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犹自声称，政府很难对遇难学生人数给出准确的数字。如果我们不谈准确的数字，而是要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那又如何？一些公民在2008年年底发起“汶川地震死亡学生”公民调查，联合志愿者全面调查核实遇难学生情况，其所要反抗的，正是官方有意的抽象化，和民间已经泛起的遗忘。
“那些孩子，他们有父母亲人，有幻想，会欢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属于他们，三年、五年，十八，十九年，这是他们可能被记忆的全部，可被唤起的全部。”
用震災死亡學生的九千個蓝色、红色、绿色、黄色、白色的書包，排成十五個中文字「她在這個世界上開心地生活過七年」，這是一位媽媽形容在川震時死去女兒的話
也正因此，回答林治波这样的否认大饥荒者的最好方法，是唤起民间的历史追溯力量，寻找每一个被饿死的冤魂的姓名，并记住他们。
在北京，纪录片工作者吴文光2009年冬发起民间记忆计划，迄今已运行数年，参与者有60岁村民、纪录片作者、其他艺术创作者及在校大学生，计划参与者返回自己的村子，调查、统计、整理，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三年逝者”刻名立碑。
它采取一种雪球自然滚动方式，卷入更多参与者，波及更多村子的被访老人。发展至今，已累积了上千人的口述访谈、逝世者名单、数百万字的创作田野日志、完成超过30部纪录片、五部剧场作品。如论者所说，一点一滴，他们是黑暗历史中的小小火光，以行动点亮自身与群体，抵抗着被抹灭／遗忘的历史与记忆。
年輕作者的數次探訪，使老人說出曾經不能談、不該談、不願談的悲痛記憶。這些記憶深刻影響了這群年輕的生命，他們帶著積極「行動」的熱情回到村子，面對這段被噤聲的歷史，進行翻攪與記錄
让我们每一位网民都出来支持这样的事业，拒绝现实两大沉重铁门之合围——拒绝谎言，拒绝遗忘。这是因为，死者的真正灾难，不仅仅是来自他们的死去，而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冷漠，和整个社会拒绝回答他们之死所提出的问题，认为他们已经被遗忘。
不要让屠杀、地震和饥馑中死去的人们第二次死去！
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对我同胞实施长达四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三十多万人惨遭杀戮。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长期以来,日本国内总有一些势力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为二战甲级战犯张目,企图挑战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正义审判,挑战二战结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对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决不允许。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我们举行国家公祭,就是为了牢记历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307号的江苏省会议中心,几乎每天都举行着各类重要会议,不少与会者或游客,都会对其中几幢民国宫廷式建筑印象深刻,甚至驻足留影。其中一幢名为“黄浦厅”的建筑,因其系1947年国民政府设立审判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励志社大礼堂,作为南京审判的重要见证,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含义,越来越受到历史界、法学界的关注。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法官梅汝璈曾经说过的这句话,诠释着作为一名法学教授在经历了对日本甲级战犯审判后的沉思。
“鲜为人知”的是,梅汝璈还说过另一句话:“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心头之恨。”这句话更加丰富地记录下了这位当时中国法学界权威人物“先审后斩”以及秉持公正客观,希望对日本战犯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司法惩罚的思想坚守。
历史不容否认,更不允许篡改。在第三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前夕,《法制日报》记者在采访和搜集大量史料后深切感受到,正是像梅汝璈、石美瑜、陈光虞等法学精英在当时艰苦卓绝条件下,坚守着法治惩戒战犯的思想,并通过“海量”的司法调查取证工作、严格的审判程序和审理中与狡辩的战犯斗智斗勇的精神,才留下了一页页判决书和一部部著作。如今,我们才有了对那段苦难岁月的无尽追思,才有了对捍卫审判结论的无比坚守,才有了无情抨击和粉碎那些罔顾史实、否认南京大屠杀言论行为的坚定意志。
在日本右翼频繁否认南京大屠杀相关史实,不断激起中国人民以及国际上正义之士和爱好和平人士激烈反对的情况下,梳理出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那段历史,显得弥足珍贵。
日本右翼频频否认史实
“1946年2月15日成立的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主要审理了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和其他日本战犯,共计有696名日本战犯被国民政府检察机关起诉,其中149名罪大恶极的战犯被判处死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其中臭名昭著的乙级战犯谷寿夫以及曾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残酷杀戮的战犯田中军吉,进行“百人斩”杀人比赛的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都系战后从日本押解、引渡到中国接受审判的战犯。
不过,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之后22年、南京审判日本战犯12年之后才出生,并毕业于国际知名学府早稻田大学法学部,具有律师职业背景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不仅在担任律师期间曾为南京大屠杀“百人斩”事件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家属担任辩护律师,起诉日本媒体战时对“百人斩”报道失实,公开表示“百人斩”是媒体杜撰、不足以为南京大屠杀提供充分证据。在案件败诉后,稻田朋美依然罔顾史实、一意孤行,利用各种公开场合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历史。
2016年8月,稻田朋美在新任日本防卫大臣后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仍然表示“不认为存在‘百人斩’(杀人比赛)”。中国国防部新闻局对此回应:日本在二战期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杀人比赛”,铁证如山,不容置疑。日方篡改历史,只会重蹈历史覆辙,否认历史,中日关系就没有未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随即发表《声明》称,南京大屠杀铁证,纪念馆“库存”十分充沛,其中包括外国新闻媒体的揭露,滞留于南京的中外人士的书信、日记和影像资料,加害者的日军官兵日记及回忆录,国民政府的调查及中外法庭的审判记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等。
《声明》还称,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审判是严肃、正义的审判,是国际社会共同意志的体现,其合法性不容置疑。任何妄图篡改历史、遗忘过去的做法,都将为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所不齿。
国内外档案还原史实
《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日两国政府和两国专家曾经对联合调查确认侵华历史相关史实,推动中日和平友好事业发展进行过长期不懈的努力。
1995年,在日本时任首相村山富市支持下,日本政府实施了为期十年的“和平交流计划”,日本外务省决定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中国外交部则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商相关事宜。
1997年,经过中日双方协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1998年起,通过年度课题招标,每次均有15至20项课题申请获得通过。其中由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搜集、编纂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其中较为全面的历史文献。
1934年出生,今年已82岁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宪文,如今还担任着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一职。回忆起他曾经作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主编的那段经历,精神显得十分振奋。
“课题编委会成员曾分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以及台湾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和史料机构获取了大量文献档案,仅从海外搜集的就有1000多万字原始资料,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张宪文说,史料不仅搜集了较为完整的南京保卫战中方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以及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搜集了大量掩埋大屠杀遇难者尸体的资料,还搜集到了大量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搜集了一批英、美、德等国新闻记者的公开报道和传教士、教师、医生等的日记、书信等史料。“这些史料不仅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也是日本右翼无法翻案的铁证”。
南京审判获国际认可
《法制日报》记者查询相关史料发现,当时的司法体系大量引进、吸收了西方近代法律学说和原则,但依然是在“六法”基础上的大陆法系法律制度。
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组织,根据当时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的规定,由国民政府国防部军务局会同司法行政部分别派员组成,该庭庭长始终由石美瑜担任,审判官为陆起、李元庆、林建鹏、叶在增、孙建中、龙钟煌、张体坤、宋书同、葛召棠等,主任检察官为王家楣,检察官为陈光虞、李璿、李浚、徐乃堃、高硕仁、施冰等,主任书记官为丁家庵、施泳等。这些审判官和检察官基本上都有着浓厚的法学专科教育背景,其中庭长石美瑜曾经担任过上海高院法官,并在上海沦陷后担任过上海高校法学教授。
史料记载,除了审判专业人员外,审判庭还配备了翻译、司书、军需文书等辅助人员。相比当时异常艰苦的办案条件,南京审判的法律思维、法庭设置一点都没有缺失,中国的审判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样,毫无疑问具备无可争辩的公信力。
史料记载,仅对谷寿夫的审理前后进行了1年多时间,检察官在长达1个多月的公审中,指证谷寿夫及其师团所犯下的集体屠杀就有28案,零散屠杀858案。其间,先后有80余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包括来自英国、日本、美国的3名外籍记者和1名美籍教授。
“谷寿夫案件判决执行阶段,被告人聘请了美国律师,按照当时国际法庭规定,还派来了美军少校赫伯、美国驻国际法庭的法官阿尔达克、霍西3人担任监审官。最终谷寿夫还是在大量证据面前低头认罪。”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蔡道通说,这些史实都说明,当时的审判庭给予了战犯充分的辩护权,在司法程序上是十分完备的。
中国司法人员的严谨办案精神,在战乱条件下尤为凸显。
据资料记载,检察官陈光虞在办案中,根据国际红十字会提供的线索,亲自刨开丛葬坑,将尸骨一一验看,然后按被刀砍死、枪弹击中致死、身首异处、被钝器击死、火烧死及妇女遭强奸后被杀死六类情况,将尸骨装袋,又从中山码头、草鞋峡、燕子矶、东岳庙、斩龙桥等地取回大量证据,这些确凿的证据后来在法庭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南京大屠杀惨案审判：日军“百人斩”案铁证如山
“百人斩”案铁证如山
“日本右翼企图以否认‘百人斩’为突破口,进而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是一种对法律史实无知的幻想而已。”蔡道通说。
虽然在战时,媒体报道会被严格审查,但侵华日军攻破南京后的狂妄,以及将残酷杀戮平民当成瓦解中国军队、打击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手段时,炫耀武力、赤裸裸的新闻报道,成为最强有力的历史证据。
揭露并记载下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在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前后实施“百人斩”暴行的,就是源于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
1937年12月5日、12月12日,该报以《“杀百人”大捷战》《杀百人“超记录”》为题先后两次报道了这个残忍的“比赛”,并前后署名“浅海、光本两特派员五日在句容寄”“浅海、铃木两特派员十二日在紫金山麓”的新闻电头,其中还刊登了两个面带微笑的侵华日军少尉军官拄刀而立的大幅照片。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国民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1947年5月至11月的6份《电报》,详细勾勒出了两名战犯从日本引渡、押解并从上海港口起岸到押解至南京收押的全过程。此后,《中央日报》完整报道了审判过程。
1947年12月8日早上10点,在励志社大礼堂对战犯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了公审,审判长石美瑜,审判官李元庆、孙建中、龙钟煌、张体坤,检察官李璿,主任书记官施泳出庭审理,3名辩护律师到庭参与。
“被告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以屠戮平民,认为武功,并以杀人作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非予尽法严惩,将何以肃纪纲而维正义。爰各科处极刑,以昭炯戒。”《判决书》中这段文字,时至今日,依然可以看出战犯杀戮证据之确凿,定罪依据之充分,可谓义正辞严,警示后人。
尊重历史开创和平未来
2016年10月22日,在法国冈城和平纪念馆开展的《共同见证:1937南京大屠杀史实展》,相关史实不断获得国际社会了解和认识。11月22日在南京国际安全区设立之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国际安全区史研究专家和大学生代表,还徒步考察了拉贝纪念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等旧址。
据了解,在今年的国家公祭日当天,除举行国家公祭仪式外,同时还将安排6项悼念纪念活动,其中还包括举办国际智库交流活动,举行“记忆与和平——南京大屠杀史学术年会”,邀请部分国外专家学者、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以及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专家学者参加；组织“世界和平法会”,中日韩和两岸三地佛教界人士代表将受邀参加；举办“烛光祭”活动,参加人员为出席公祭仪式的国际友人、港澳台同胞代表、同类场馆代表和南京市各界群众代表。全国抗战主题纪念馆和部分城市也将同步举办纪念活动。
举办公祭日公祭遇难同胞,缅怀抗战先烈,谴责侵略暴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是为了携手开创和平美好的未来。
只有尊重南京审判史实,不断吸取历史教训,才能让中日两国人民真正放下历史包袱,开创和平发展的未来。
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在中国南京开始对我同胞实施长达四十多天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三十多万人惨遭杀戮。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长期以来,日本国内总有一些势力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为二战甲级战犯张目,企图挑战国际社会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正义审判,挑战二战结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对此,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决不允许。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我们举行国家公祭,就是为了牢记历史,以史为鉴,面向未来,避免历史悲剧重演。
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307号的江苏省会议中心,几乎每天都举行着各类重要会议,不少与会者或游客,都会对其中几幢民国宫廷式建筑印象深刻,甚至驻足留影。其中一幢名为“黄浦厅”的建筑,因其系1947年国民政府设立审判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励志社大礼堂,作为南京审判的重要见证,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含义,越来越受到历史界、法学界的关注。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大法官梅汝璈曾经说过的这句话,诠释着作为一名法学教授在经历了对日本甲级战犯审判后的沉思。
“鲜为人知”的是,梅汝璈还说过另一句话:“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心头之恨。”这句话更加丰富地记录下了这位当时中国法学界权威人物“先审后斩”以及秉持公正客观,希望对日本战犯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司法惩罚的思想坚守。
历史不容否认,更不允许篡改。在第三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前夕,《法制日报》记者在采访和搜集大量史料后深切感受到,正是像梅汝璈、石美瑜、陈光虞等法学精英在当时艰苦卓绝条件下,坚守着法治惩戒战犯的思想,并通过“海量”的司法调查取证工作、严格的审判程序和审理中与狡辩的战犯斗智斗勇的精神,才留下了一页页判决书和一部部著作。如今,我们才有了对那段苦难岁月的无尽追思,才有了对捍卫审判结论的无比坚守,才有了无情抨击和粉碎那些罔顾史实、否认南京大屠杀言论行为的坚定意志。
在日本右翼频繁否认南京大屠杀相关史实,不断激起中国人民以及国际上正义之士和爱好和平人士激烈反对的情况下,梳理出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那段历史,显得弥足珍贵。
日本右翼频频否认史实
“1946年2月15日成立的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主要审理了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日本战犯和其他日本战犯,共计有696名日本战犯被国民政府检察机关起诉,其中149名罪大恶极的战犯被判处死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其中臭名昭著的乙级战犯谷寿夫以及曾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军民残酷杀戮的战犯田中军吉,进行“百人斩”杀人比赛的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都系战后从日本押解、引渡到中国接受审判的战犯。
不过,令人不可理解的是,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之后22年、南京审判日本战犯12年之后才出生,并毕业于国际知名学府早稻田大学法学部,具有律师职业背景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不仅在担任律师期间曾为南京大屠杀“百人斩”事件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家属担任辩护律师,起诉日本媒体战时对“百人斩”报道失实,公开表示“百人斩”是媒体杜撰、不足以为南京大屠杀提供充分证据。在案件败诉后,稻田朋美依然罔顾史实、一意孤行,利用各种公开场合否认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历史。
2016年8月,稻田朋美在新任日本防卫大臣后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仍然表示“不认为存在‘百人斩’(杀人比赛)”。中国国防部新闻局对此回应:日本在二战期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杀人比赛”,铁证如山,不容置疑。日方篡改历史,只会重蹈历史覆辙,否认历史,中日关系就没有未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随即发表《声明》称,南京大屠杀铁证,纪念馆“库存”十分充沛,其中包括外国新闻媒体的揭露,滞留于南京的中外人士的书信、日记和影像资料,加害者的日军官兵日记及回忆录,国民政府的调查及中外法庭的审判记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等。
《声明》还称,二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审判是严肃、正义的审判,是国际社会共同意志的体现,其合法性不容置疑。任何妄图篡改历史、遗忘过去的做法,都将为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所不齿。
国内外档案还原史实
《法制日报》记者采访了解到,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日两国政府和两国专家曾经对联合调查确认侵华历史相关史实,推动中日和平友好事业发展进行过长期不懈的努力。
1995年,在日本时任首相村山富市支持下,日本政府实施了为期十年的“和平交流计划”,日本外务省决定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中国外交部则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商相关事宜。
1997年,经过中日双方协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1998年起,通过年度课题招标,每次均有15至20项课题申请获得通过。其中由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搜集、编纂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是其中较为全面的历史文献。
1934年出生,今年已82岁的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宪文,如今还担任着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院长一职。回忆起他曾经作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主编的那段经历,精神显得十分振奋。
“课题编委会成员曾分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以及台湾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和史料机构获取了大量文献档案,仅从海外搜集的就有1000多万字原始资料,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了科学依据。”张宪文说,史料不仅搜集了较为完整的南京保卫战中方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以及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搜集了大量掩埋大屠杀遇难者尸体的资料,还搜集到了大量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搜集了一批英、美、德等国新闻记者的公开报道和传教士、教师、医生等的日记、书信等史料。“这些史料不仅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也是日本右翼无法翻案的铁证”。
南京审判获国际认可
《法制日报》记者查询相关史料发现,当时的司法体系大量引进、吸收了西方近代法律学说和原则,但依然是在“六法”基础上的大陆法系法律制度。
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组织,根据当时战争罪犯审判条例的规定,由国民政府国防部军务局会同司法行政部分别派员组成,该庭庭长始终由石美瑜担任,审判官为陆起、李元庆、林建鹏、叶在增、孙建中、龙钟煌、张体坤、宋书同、葛召棠等,主任检察官为王家楣,检察官为陈光虞、李璿、李浚、徐乃堃、高硕仁、施冰等,主任书记官为丁家庵、施泳等。这些审判官和检察官基本上都有着浓厚的法学专科教育背景,其中庭长石美瑜曾经担任过上海高院法官,并在上海沦陷后担任过上海高校法学教授。
史料记载,除了审判专业人员外,审判庭还配备了翻译、司书、军需文书等辅助人员。相比当时异常艰苦的办案条件,南京审判的法律思维、法庭设置一点都没有缺失,中国的审判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样,毫无疑问具备无可争辩的公信力。
史料记载,仅对谷寿夫的审理前后进行了1年多时间,检察官在长达1个多月的公审中,指证谷寿夫及其师团所犯下的集体屠杀就有28案,零散屠杀858案。其间,先后有80余名证人出庭作证,其中包括来自英国、日本、美国的3名外籍记者和1名美籍教授。
“谷寿夫案件判决执行阶段,被告人聘请了美国律师,按照当时国际法庭规定,还派来了美军少校赫伯、美国驻国际法庭的法官阿尔达克、霍西3人担任监审官。最终谷寿夫还是在大量证据面前低头认罪。”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蔡道通说,这些史实都说明,当时的审判庭给予了战犯充分的辩护权,在司法程序上是十分完备的。
中国司法人员的严谨办案精神,在战乱条件下尤为凸显。
据资料记载,检察官陈光虞在办案中,根据国际红十字会提供的线索,亲自刨开丛葬坑,将尸骨一一验看,然后按被刀砍死、枪弹击中致死、身首异处、被钝器击死、火烧死及妇女遭强奸后被杀死六类情况,将尸骨装袋,又从中山码头、草鞋峡、燕子矶、东岳庙、斩龙桥等地取回大量证据,这些确凿的证据后来在法庭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南京大屠杀惨案审判：日军“百人斩”案铁证如山
“百人斩”案铁证如山
“日本右翼企图以否认‘百人斩’为突破口,进而否认南京大屠杀史实,是一种对法律史实无知的幻想而已。”蔡道通说。
虽然在战时,媒体报道会被严格审查,但侵华日军攻破南京后的狂妄,以及将残酷杀戮平民当成瓦解中国军队、打击中国人民抵抗侵略的手段时,炫耀武力、赤裸裸的新闻报道,成为最强有力的历史证据。
揭露并记载下战犯向井敏明、野田毅在侵华日军攻陷南京前后实施“百人斩”暴行的,就是源于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
1937年12月5日、12月12日,该报以《“杀百人”大捷战》《杀百人“超记录”》为题先后两次报道了这个残忍的“比赛”,并前后署名“浅海、光本两特派员五日在句容寄”“浅海、铃木两特派员十二日在紫金山麓”的新闻电头,其中还刊登了两个面带微笑的侵华日军少尉军官拄刀而立的大幅照片。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内,国民政府战犯处理委员会1947年5月至11月的6份《电报》,详细勾勒出了两名战犯从日本引渡、押解并从上海港口起岸到押解至南京收押的全过程。此后,《中央日报》完整报道了审判过程。
1947年12月8日早上10点,在励志社大礼堂对战犯田中军吉、向井敏明、野田毅进行了公审,审判长石美瑜,审判官李元庆、孙建中、龙钟煌、张体坤,检察官李璿,主任书记官施泳出庭审理,3名辩护律师到庭参与。
“被告连续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时俘虏待遇公约,应构成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其以屠戮平民,认为武功,并以杀人作竞赛娱乐,可谓穷凶极恶,蛮悍无与伦比,实为人类蟊贼,文明公敌,非予尽法严惩,将何以肃纪纲而维正义。爰各科处极刑,以昭炯戒。”《判决书》中这段文字,时至今日,依然可以看出战犯杀戮证据之确凿,定罪依据之充分,可谓义正辞严,警示后人。
尊重历史开创和平未来
2016年10月22日,在法国冈城和平纪念馆开展的《共同见证:1937南京大屠杀史实展》,相关史实不断获得国际社会了解和认识。11月22日在南京国际安全区设立之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国际安全区史研究专家和大学生代表,还徒步考察了拉贝纪念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等旧址。
据了解,在今年的国家公祭日当天,除举行国家公祭仪式外,同时还将安排6项悼念纪念活动,其中还包括举办国际智库交流活动,举行“记忆与和平——南京大屠杀史学术年会”,邀请部分国外专家学者、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以及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专家学者参加；组织“世界和平法会”,中日韩和两岸三地佛教界人士代表将受邀参加；举办“烛光祭”活动,参加人员为出席公祭仪式的国际友人、港澳台同胞代表、同类场馆代表和南京市各界群众代表。全国抗战主题纪念馆和部分城市也将同步举办纪念活动。
举办公祭日公祭遇难同胞,缅怀抗战先烈,谴责侵略暴行,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唤起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是为了携手开创和平美好的未来。
只有尊重南京审判史实,不断吸取历史教训,才能让中日两国人民真正放下历史包袱,开创和平发展的未来。
从2006年至今的10年间，吴先斌前往全国各地搜集抗战遗物，走访抗战老兵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凭借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座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扛起了保留民间抗战记忆的重担。
2016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南京举办。南京市政协委员吴先斌和他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再次成为全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
从2006年至今的10年间，吴先斌前往全国各地搜集抗战遗物，走访抗战老兵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凭借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座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扛起了保留民间抗战记忆的重担。
“许多人都会问我，你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吗？我说不是；你是抗战老兵的后代吗？我答，也不是；你是八路军、新四军的后代吗？我回答，什么都不是。只因为我是‘南京城’的后代……”当吴先斌谈及创建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的初衷时，表情肃然。
“一个没有危机感的民族是无望和无救的”
上世纪70年代，还在念小学的吴先斌跟着外公去南京秦淮河石头城桥边洗澡时，外公告诉他“当年日本鬼子在这里杀过很多中国人……”
如果一定要寻找到吴先斌心中关于抗战最早情愫的线索，儿时的记忆、外公的讲述和对这段历史的好奇，也许就是。
1983年的一个冬夜，在南京大学电教室工作的吴先斌加班整理一盘内部材料录影带。屏幕上出现的一段段既没有字幕、也没有声音的黑白影像，让他震惊。吴先斌后来回忆：“画面中人物痛苦的表情告诉我这座城市曾经发生过什么，我终于明白了外公当年对我说的是什么。其实，民间的记忆从来没有中断。”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距离南京市区8公里，距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20公里。坐落于相对偏僻所在的博物馆，开馆第一年便接待了3万多名参观者。10年来，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保证了每年300天的开放日，截至目前总计已有20余万人次的参观量。
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入口处，镌刻着《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先生的一句名言——“一个没有危机感的民族是无望和无救的”，这句话震撼着每位参观者的心灵。入口处雪白的墙上写满了参观者的签名和留言，“勿忘国耻，珍爱和平”是参观者留言的主要内容。展厅大门两侧墙上悬挂着吴先斌拍摄的72张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照片，照片上那一双双或哀伤或悲泣或愤恨的眼睛，向人们诉说着一座城市经历的那场浩劫。
“我收集了300多张抗战时期侵华日军所用的作战地图，把这300多张地图连在一起，可以清晰地看出日军侵华的整个路线。”吴先斌说，“它们能让今天的青少年居安思危，形象地懂得为什么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由吴先斌个人出资创建。对此，很多人不理解，觉得一个企业家去办什么博物馆，是不务正业；也有人怀疑他，办博物馆是为了更长远的经济利益。吴先斌说：“我就是想用这种方式来回报社会。在南京像我这样的小企业家成千上万，多我一个、少我一个无所谓，但不能少了一个在民间捍卫历史的人。”
“为了让资金更多地用于收集史料，吴先斌十分节约，他省下火车的卧铺费，千里迢迢坐硬座，甚至站着，去外地‘淘宝’，一站就是10个小时，下车后马不停蹄地赶往文物和旧货市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十分了解吴先斌的辛苦。
吴先斌觉得自己为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所有的花费和辛苦都是值得的，作为一名民间抗战记忆的守望者，他无怨无悔。“等我年纪大了，我可能就自己专门干这个馆，就做管理员。若真有一天，博物馆无法支撑，我会把馆内所有文物、史料捐赠给大学，让年轻人延续对历史的思考。”吴先斌说。
给“历史的思考”提供一个民间切入点
“南京已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国际航空烈士纪念馆，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的存在意义何在？”时常有人这么问吴先斌。
面对这样的疑问，吴先斌说：“我以为，国家博物馆更多地代表的是一种国家记忆，而民间博物馆的存在是国民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真实测量民间对历史认识的温度。二者融合才是民族的完整记忆。历史有时存在于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和实物之中，历史叙述也可从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展开，而我们这里可以提供更多的细节，让大家换一个角度了解历史。”
经过长达10年的收集和整理，吴先斌保存了一份关于战争和灾难的民间记忆，他为抗战这个主题注入了更为生动和鲜活的元素。
随着藏品的丰富和博物馆的发展，吴先斌对博物馆建设、抗日战争和历史认知的思考也更加深刻。“民间博物馆现在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收藏搞上去了，但是研究搞不上去。研究和收藏不能平衡。”是他目前最大的遗憾。
“如果仅仅是专家学者来研究这段历史的话，提供给社会的只是一个‘思考的历史’，而当各个阶层的人都来参与的话，给社会留下的将是‘历史的思考’。”吴先斌希望，他的博物馆能给“历史的思考”提供一个民间切入点。
平时，除了展出文物，博物馆里也举行许多活动，越来越多的机关、党派、团体与学校组织人员前来参观，吴先斌还时常受邀去学校演讲，向学生宣讲抗战历史，传递爱国情怀。
为了引导市民更深入地认知抗战文化，博物馆开办了“抗战大讲堂”。自2015年6月至今，一年多的时间，先后有20多位专家学者在“抗战大讲堂”开讲，与大众分享他们对抗战的研究成果。
2014年8月9日，吴先斌带着精选的近30幅图片，前往日本名古屋市，参加了由日中友好协会与日本爱知县联合举办的为期4天的《为了和平揭露战争》展览，把历史真相告诉日本民众。这也是中国民间人士首次在日本参展，具有历史性意义，引起中外媒体高度关注。
“日本的年轻人不很关注。日本有媒体报道这个事情，《朝日新闻》《中日新闻》《赤旗周刊》等，但他们会做模糊处理，把展览名改为‘中日战争问题’。虽然这些媒体在报道中含糊其辞，但我觉得只要能把这些东西宣传出去就好，以前都想以不变应万变，以后我们要以万变应万变。”展览结束回国后，吴先斌的使命感更加强烈了。
向世人表明一个公民捍卫历史的决心
近年来，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连续被民建中央、江苏省国防教育委员会、民建江苏省委、民建南京市委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和早期相比，吴先斌现在越来越关注宣传。现在，博物馆有了自己的网站，及时发布博物馆的活动信息及工作动态；组建起了自己的工作团队，可以系统策划和开展各类主题活动。
自成立以来，博物馆一直坚持开展探访和关爱抗战老兵的活动。10年来已经做了500多位老兵的口述记录。吴先斌觉得关爱抗战老兵，如同关注抗战历史，是博物馆的责任。虽然财力有限，他仍尽力扶贫帮困，为改善抗战老兵的生活境遇奔走呼吁。2014年4月，吴先斌参加一个电视节目时，某企业承诺资助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20万元，用于博物馆建设。吴先斌却与出资方商量，把这笔款项转赠给贫困的抗战老兵。
2014年12月11日，中央电视台国家公祭专题节目对吴先斌和他的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作了大篇幅的专题报道。
2015年7月，由民建江苏省委、民建南京市委和爱德基金会发起，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主办了纪念七七抗战78周年暨“聚首七十年，纪念抗战胜利专项公益基金签约仪式”，为来自全国各地的33位抗战老兵颁发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牌和慰问金。2015年7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专门对此作了介绍。
2016年12月8日，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举行新征集文物发布会，包括日本战犯、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的手书《勇跃破南京城》条幅、日本侵华士兵谷崎孙市《战尘》摄影集、贝德士手稿在内的一批重要文物史料在会上展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轰动。
虽然博物馆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吴先斌还是经常提醒自己不忘初心。“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过程。”吴先斌说，“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这个博物馆做研究，博物馆的成果能被社会利用，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也希望籍此向世人表明一个公民捍卫历史的决心。”
作者：缪庐陵
抗战史研究学者
本文刊登于《中国政协》2016年第24期
文丨鬼子六（历史研习社专栏作者）
南京大屠杀被屠杀人数有说法是40万人，也有说是10万人，或者是40万人和10万人之间，这有什么区别？……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新作《骑士团长杀人事件》提了下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结果惹火上身。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干了，开始口诛笔伐村上春树……
村上春树可是个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学家，你承认了南京大屠杀还指出了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这不是在打日本右翼势力的脸吗？
不仅如此，中国政府公布的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是30万人，怎么到了村上春树这里成了40万人？村上干嘛还要在中国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数上面增加10万？
日本网友怼村上春树
中国人心里也犯嘀咕了。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到底是10万、30万还是40万?这些死亡人数是怎么统计出来的？
我们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给大家解释下，村上春树的40万到底靠不靠谱？南京大屠杀到底死了多少人？
历史学是一门讲究证据的学问。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80年，我们要复原当时的死亡人数，必须要有来自当时的证据，才能得到合理的数据估算。
问题来了，南京大屠杀发生在1937年12月13日-1938年1月之间，在时段内发生的屠杀少则几人、几十人、几百人，多至几千人、几万人，规模大小还带有一定的随机性。这些分散的数据谁去统计过？
日本人不会每杀一个人就登记造册，最终汇总成为一个南京屠杀总死亡人数数据（这是在给自己的罪行留证据，日本人肯定不会这么做）。中国军民当时处于束手就擒状态，官僚行政体系崩溃，同样没有办法直接统计被屠杀的同胞人数。
这么一来就麻烦了，关于南京大屠杀没有一个直接的统计数据说明总体的死亡人数。后来的调查统计只能通过一些亲历者的描述、估计以及间接证据，去推测总体的死亡人数。
这些亲历者靠谱吗？基于个人的见闻估算的数字，只是盲人摸象，严重受制于本人的认识局限。一个生活在南京城鼓楼地区的居民，能见到的不过是周边几百米范围内的屠杀情况，他没法掌握整个南京城的情况。
报纸上的零星报道无法提供统计数据
于是，从一些亲历者口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混乱表述：
美国《每日电讯报》于 1 月下旬报道称 ：“一位传教士估计南京一地被杀害的人数达 2 万”。
一位外侨于 1938 年 1 月10 日写成的书信资料称 :“实则据掩埋的统计 ，尸体共达四万具”。
南京守军营长郭歧 ，曾于城陷后躲入难民区 3个月之久 ，他逃离南京后 ,将见闻写成《陷都血泪录》慨叹 ：“十余万可怜的同胞皆作了机枪下的鬼”
上面仅列举了三个亲历者的口述证据，就出现了2万、4万、10万三个死亡人数了。我们不能说这些数字都是错的，因为他们都是亲历者根据自己所见所闻的直观推测，这些数字反映的是“局部的真实”。统计死亡人数这事不是玩拼积木，不是说你把每个“局部真实”加在一起，获得的总数就是实际的死亡人数了。
其实，要获得南京大屠杀可靠的数据非常困难。
我们知道当时南京城的人口有常住人口、流动人口、军事人员等，这些人相互交织，却没有可靠的实时统计数据。当然，别说是80年前的南京了，即使是今天要获得一个城市的实时人口数据都很困难，何况是兵荒马乱的抗战时期。
这本就是一笔糊涂账。现在是要从糊涂账里拿出明白数据，确实不容易。这事一般人真的没法完成，统计工作只能由国家牵头，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档案、文献、证人、统计人员等力量，才可能获得一个较为可靠的数据。
南京做为国民政府的首都被屠城，国民党也觉得十分羞辱。只可惜抗战时期南京被日本人占领，国民党的势力没法深入南京去做调查研究。这事只能放下，往后拖了几年。时过境迁，证据破坏，南京城由外来人口填满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拖就更难收集证据了。
1944年2月，国民政府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开始在重庆成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后又相继设立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战犯处理委员会，以及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来搜集相关的罪证。
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国人定了规则，要通过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法律程序就需要中国人收集证据来证明日本战犯的罪行。南京大屠杀自然作为一项罪恶滔天的犯罪事实被提出，这个时候摆在国民政府官员、学者面前的是个死命令，必须要统计出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这次的统计不是一两个学者的个人研究兴趣问题，它代表着中国政府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态度。
大家要明白，南京大屠杀的遇难同胞数据不仅仅是一串数字，它在军事法庭审判时，能将一个人置于死地。他就是南京大屠杀的主谋谷寿夫，时任第六师团中将师团长，就是他率军进入南京城中华门，拉开了大屠城序幕。
谷寿夫接受审判
1946年2月，谷寿夫被盟军总司令部逮捕移交给中国，定为乙级战犯。1947年3月10日，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谷寿夫战犯案件判决书》中，郑重判定在南京大屠杀暴行中，“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十五万余具。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谷寿夫做为南京大屠杀之要犯，4月26日被押都南京雨花台刑场枪决，也算慰藉了南京数十万冤魂。
有意思的是，中国政府向世界正式公布的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是30万，这个数字写入中国军事法庭对谷寿夫的判决书，代表了中国政府的态度。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却没有采纳中国政府认定的数字。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开始宣判的《判决书》中称 “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二十万人以上”。
这份判决书长计1200页，约60余万字。对战前日本军阀专政与备战以及逐渐遂行侵略之经过，都有翔实的记录。日军在各地之暴行则另列专章，对华侵略部分为中国法官梅汝璈所亲自交稿提出，约二百五十页，占篇幅半数以上。因此，远东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关于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的说法，也参考了中国方面的意见。
梅汝璈
那么，为什么远东国际法庭认定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为20万以上，而不是国民党政府认定的30万以上呢？
其实，远东国际法庭认定被杀害者为20万人以上，不但未包括尸体被日军消灭了的大量被害者在内，而且这个数字仅仅是“在日军占领后六个星期内”的。这六个星期虽是日军杀人如麻的高潮，但是六个星期过后，日军杀人的勾当并没有完全停止，只是大规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人是减少了，而个别的、零星的或小规模的屠杀却仍在经常地进行着，这一类的被屠杀者是不包括在远东法庭所认定的那个数字之内的。如果加上此后被屠杀的中国军民，则总计死亡人数应在30万以上。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虽然对国民政府在国际上的许多表态不认账，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还是认可的，并做了进一步的细化研究。
1983年，由南京市委市政府组织社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历时4年建成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了 13 处南京大屠杀遗址纪念碑 ,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等配套书籍 。用一项巨大而系统的调查研究 , 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确认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在 30 万人以上 。
日本各出版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中对于“南京大屠杀”以及中方军民死难人数的表述
死亡人数超30万的说法其实也被许多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纂者接受。
但近年来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新版本里，却有越来越强大的声音，将“南京大屠杀”表述为“南京事件”，并质疑中国遇难人数超30万的说法。如山川出版社在《日本史A》称，有关“南京事件”中方军民死亡人数存在从“数千人”到30万人种种说法，但“实际情况尚不得知”。
该出版社否认中方的观点称，“日本有学者认为，中方主张的30万人死难者的说法是一种夸大”。
这种质疑历史真实性、“历史虚无主义”的看法才是真正值得警惕的。
那么，村上春树在书中写的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40万有没有道理呢？
事实上，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组织了对南京大屠杀现存史料进行调查研究。
他们考察了各种存在的死亡人员数据，认为根据已经得到的材料，有案可查的被屠杀人数在40万左右。从逻辑上来看，中国政府认为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在30万以上，并不排斥实际死亡人数超过40万的可能性。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到底有多少人？由于时代的局限、技术的困难，精准的统计数字我们或许永远也难以得出，但这并不能抹除侵华日军1937年12月13日开始的南京大屠杀罪行。
南京城的泥土里埋葬着数十万中国军民的亡灵
雨花台上还回响着击毙南京大屠杀要犯谷寿夫的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