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解教科书上杜甫苦难形象为手段的恶搞杜甫的“时尚”，好像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它赫然重现，竟然在一个我以为相对严肃的周刊微信公号上，一篇我素来尊重的作者十年砍柴所写的关于杜甫的文章旁边。此文题头配图又出现了一个被加工成杀马特风格的杜甫像，再加上了颇为标题党的题目“美食家杜甫被饿坏的一生”。
（诗人杜甫）
文章本身并无恶搞，通篇都是既知的种种杜甫有关吃的传闻与诗句的罗列，但结尾果不其然写到最戏剧性的一幕：所谓“啖牛肉白酒，一夕卒于耒阳”——一个饥饿诗人因为狂吃别人赠送的牛肉而饱死的故事。这个由唐人郑处诲《明皇杂录》杜撰的八卦，意外地被正史旧唐书新唐书采用，甚至加油添醋。事实上在比郑处诲更早也更严谨的诗人元稹为杜甫所写墓志里，早已写下杜甫是病死途中（“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而在宋之后，除了钱谦益，几乎各朝代研究杜甫的大学者都反驳了杜甫饱死一说，甚至斥之为“死后厚诬”。
在关于杜甫最权威的校注《杜诗详注》里，编注者仇兆鳌在衍生饱死传说的《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一诗后注里，记录了北宋作家王彦辅和清代学者黄生之力驳饫死耒阳说，黄生曰“耒岳两地悬绝，更隔洞庭一湖，卒此殡彼，理不可信，徒作骑墙之见耳（针对钱谦益说杜甫既是饱死耒阳，也是旅殡岳阳）……文饰而成其事，小说家伎俩毕露（针对《明皇杂录》）”。而仇兆鳌在此诗后更列六首诗，以半年后的《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为杜甫遗作，更是客观表明了不信服饫死耒阳之小说家言。另一权威杜甫研究者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也认同黄生说法，谓“深中其款”。
至当代，依然鼓吹杜甫死于牛肉之论的，只有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他为了自圆其说，制造出杜甫虽然未必饫死于牛肉，却是死于变质牛肉中毒的猜想。此说之大谬，有当代杜甫研究大家萧涤非《杜甫研究》里两篇专文力驳。郭沫若猜揣上意、极端扬李抑杜，并打压研究杜甫的学者，萧涤非愤而为杜甫一辩，着力最深。其《论杜甫不饫死耒阳》列出九大论据反驳，再以《论〈风疾舟中〉确为杜甫绝笔》正面论述，已经足以全面证实饫死耒阳实为好事之徒捏造。至于海外汉学界，亦多同此说，如被誉为海外最权威的杜甫传记、洪业著《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从时间上仔细证明了杜甫耒阳诗后仍写有至少四首诗。
其实无须再辩，正如校注《唐才子传》的周本淳先生在杜甫传后所说“前人辩者甚众”，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也被学界视为笑话，今人仍从饫死耒阳说的，表面上是一种人云亦云，实际上所附会的，是公众对诗人命运的一种习惯性的戏剧化想象，这种想象自古已有，如今更是与传媒崇尚炒作的逻辑不谋而合。
我在为张大春《大唐李白·将进酒》所作的《李白的天下意、无情游》结尾就指出：“当今之世，世俗对一浪漫化的诗人形象之期许更甚，世人希望李白成为的那个李白，比李白更李白；世人希望诗人成为的那个诗人，颠倒梦想，必须有电视剧一般的悲情。有几人愿意面对一个真正诗人的苦苦求索与欣然忘机？”此理用于杜甫亦通，然而更加复杂。
世人对李白式诗人所期待的是浪漫与叛逆，对杜甫式诗人所期待的是受难与悲剧——这种想象，当然来自于杜甫名句“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的暗示，因此杜甫不得不在此期待中，死得戏剧化，死于久饥以后的饱餐，这样才能完满“文章憎命达”的极端性。中国观众素来喜好极端，杜甫的命运已经够穷困悲惨了，还必须有这么一个荒诞的、甚至有点可笑的结尾，才能满足这些看客。
一千多年过去，这种戏剧化，我们在诸如《艺术人生》之类的煽情节目还是能常常见到。若说古人是因为公共性的娱乐焦点缺乏，选择了诗人这种正常生活的“例外异类”作为移情对象，还尚可理解。为何到了当代，诗人依然成为高端八卦载体？有一个著名例子，顾城，他的八卦可以媲美娱乐明星，顾城生前就预言过这种情况，他写的《墓床》里说：“人时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而其同时代诗人陆忆敏有几句诗也像是写他：“那人疯了，死后更疯／你玩味着细瓷杯垫／却不能因他疯了／就把他看成疯子”，诗人也许是疯子，可是看客要求他更疯，以便于“死后厚诬”——宋代诗僧德洪这么为杜甫抱不平：“死犹遭谤诬，谓坐酒肉馑。”
诗人之死，诗人之惨，诗人之疯，是如今尚能让公众兴奋的和诗有关的事情。或许，还可以加上诗人之爱国／叛国。近日朱大可先生有宏文半篇：《丧国者——第二代流氓（流氓的精神分析2）》，里面对李杜的形象接受学有极其独到的分析，他如此论述杜甫形象的被劫持：“杜甫并没有从国家信念中退出，恰恰相反，他从一开始就是国家话语中的一个谨严的句子，被国家劫持并书写在爱国主义的历史文本里，苦难则构成一个环绕四周的语境，用以探查忠良和制造国家英雄，国家据此向它的人民指出：看哪，这个人受苦，却没有成为流氓! ”
这是一种国家话语强力参与、知识分子懵然配合、大众欣然围观的戏剧化，与大众喜闻乐见的诗人情仇、惨死八卦互相呼应，结果就是诗本身、诗人的思想与艺术本身从舞台后退，乃至于被隐灭。人人津津乐道诗人的牺牲，顺便诅咒时代，哀叹命运，然后继续享受没有想象力的人生、反诗的制度与真正致死的娱乐。
杜甫的确很忙，他代替了我们苦吟、爱国、受屈、见弃、流浪、困顿、饥馑与饫死。他必须如此，否则我们不懂如何解释一个诗人坚韧饱足的生命。他的苦乐自知，我们只能囿于自身限度进行意淫，像一个二维的人必须通过漫画化才能理解一个三维的立体的人。然而，我们是什么时候降维的呢？
文/廖伟棠，香港作家，现代派诗人、摄影师，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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