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对江湖习气又爱又恨，爱是因为他的发迹与江湖有极大的关系。他第一次去日本时，与上海青帮老大陈其美（陈英士）结拜兄弟，在陈的介绍下加入了对其一生影响甚巨的同盟会。为了支持“义哥”争权，他两肋插刀，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受到陈的器重。他混迹上海滩，拜黄金荣为老头子，得到黄的支持，发达之后，仍厚待黄金荣，一直游走在革命和江湖之间。
（《蒋介石与结拜兄弟》封面图）
在辛亥元老黄兴与孙中山分道扬镳之后，陈其美是孙中山最亲密的追随者之一，深受孙中山倚重，受陈其美提携的“义弟”蒋介石因之受到孙中山的重视。此后，蒋介石以“先总理唯一之信徒”自居，把自己扮成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和钦定接班人。因此，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的辈分虽然无法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相提并论，但因为得到孙中山的垂青，掌握军权，他才能够赶跑胡汉民，气走汪精卫，登顶权力之峰。蒋介石靠江湖起家，这多少使他笃信江湖之道，并长期以此为政治手段。
譬如，他为了拉拢有用之人，常以江湖手段开道，大搞义结金兰。蒋介石说自己最喜“异姓兄弟之交”，此话不假，有人说，他一生结拜兄弟有案可查的就有七十多人，其中包括汪精卫、冯玉祥、戴季陶、李宗仁、张学良、张静江、许崇智等民国要人。他与这些结拜兄弟在换贴时说，“情比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但是翻脸不认人起来比天气变化还快。他与李宗仁义结金兰，结果发生了“蒋桂战争”，后来两人完全决裂，势同冰火；他与冯玉祥拜把换贴，说是“安危同仗，同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结果结义第二年就兵戎相见，是为“蒋冯战争”；他与张学良结为异姓兄弟，张学良却发动了“西安事变”，生擒蒋介石，蒋介石记恨一辈子，软禁张学良，直到自己死时都没有放张出来。
不过，蒋介石运用江湖手段，确实获得了“江湖弟兄”在军事和财力等方面的支持。譬如他结拜张静江，获得张在人、财、物方面的极力相助；他结拜李宗仁、冯玉祥，扩大了北伐军的实力；他结拜张学良，让自己在中原大战中占据优势……。总之，蒋介石游走江湖，身上有一股江湖习气，深谙江湖之道，江湖手段玩得如鱼得水，也玩出了很多利益好处，这使他舍不得轻易与江湖彻底切割，即便身居庙堂之上，掌握国家最高权力，仍然或多或少地运用江湖手段治党、治军、治国。
不过，蒋介石对江湖习气又恨之入骨，因为江湖习气严重影响了国民党及其军队在领导制度建设、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成为蒋介石集中权力，统一中国的极大障碍。
可以这样说，蒋介石虽然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但这个“蒋记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真正统一过中国，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四分五裂，根本就没有真正统领到蒋介石的手上，这是他领导抗战困难重重，在与中共两次国内战争，尤其是第二次国共内战（中共称为解放战争，国民党称为戡乱）失败的重要原因。
国民党之所以派系林立，这与其军队的江湖化、私有化有极大之关系。形成这等局面的渊源，可以上溯到曾国藩，曾国藩练湘军，制定了“兵由将招”的招募制度。说得形象点，湘军组建有点像传销，由下面的人各自发展“下线”，你能招一个排的人，你就当这个排的排长；你能招一个连的人，你就当连长。军官招人都是找“有关系”、“关系铁”的人，如同乡、亲人、师友等，靠彼此的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等关系联结，这就使得军队严重地私有化，当一些哨官、营官、统领、乃至大帅是土匪黑社会的话，整个军队就形同土匪绿林。
此后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直到袁世凯的新军，乃至后来的北洋军阀对此一脉相随，到蒋介石头阶段，已成燎原之势，区别只是有的江湖习气淡些，有的江湖习气浓些，无论如何，主要靠江湖关系维系，小弟听大哥的，别人根本指挥不动。譬如蒋介石与许崇智结拜，许崇智让蒋介石做自己的参谋长，但是许崇智的粤军只认许军长，不买蒋介石的账，许崇智为此多次训导手下军官：“服从我许崇智，就要服从蒋参谋长。……凡我的命令，无论盖我的或蒋参谋长的章，都同样有效。”（注1.）可见军队的私人化到什么程度。
又譬如北平和平解放时，一个国民党师长说：“我听傅总司令的（傅作仪），傅总司令听共产党的，我就听共产党的。”（注2.）这就是典型的江湖作派，小弟只听大哥的，没有什么原则可以讲，没有什么组织纪律可以谈，也没有什么政治信仰可说，“只看关系，不论是非对错”，维护大哥的威信最重要；“哥们义气”最重要；维护小团体、小宗派的利益最重要，至于什么党国利益、理想信念根本不重要。国民党及其军队被江湖习气严重浸染，造成了三个后果：
一是难于实现全国统一。1928年张学良东北易帜，北伐结束，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取得各地军阀名义上的臣服，但并未实现真正的统一，国内派系军阀林立，有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龙云的滇系、李济深的粤系、唐生智的湘系、冯玉祥的西北军、张作霖父子的奉系、阎锡山的晋系等等，大小无数。就连蒋介石自己，也对曾国藩推崇有加，“公开自认为曾国藩的门徒”，依靠私人化的黄埔系起家。这些大大小小的派系军阀，对蒋介石忠心追随者有之，貌合神离者有之，与蒋氏撕破脸皮者有之。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先后都与蒋介石撕破脸皮，上演你死我活的内部战争。
蒋介石在这些战争中取得了不少胜利，但是，他削弱了阎锡山，却冒出个傅作义；他打垮了冯玉祥，又站出个杨虎城；李济深下去了，陈济棠上来了；龙云失势，卢汉发迹……。蒋介石在大陆的戎马生涯中，有按不完的葫芦，有削不完的“藩”，统一大业始终未能完成，因之也难于对党和军队进行统一的领导制度建设、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反过来说也同样成立。
另外一个后果是，即便蒋介石可以控制指挥的军阀，由于其私有化、江湖习气严重，各为其主，使得蒋介石难以调度，阳奉阴为比比皆是，经常面对“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局面。
这些分属不同军阀的士兵并无什么革命理想，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传统江湖之上，想的是当兵混饭吃，稍为有点想法的，也无非是跟着大哥打天下，有朝一日谋得一官半职封妻荫子。各为其主，没有统一的理想信念，一肚子江湖肠子，这样的军队拼凑在一起，很难做到团结合作、协调一致、共同对敌。往往有便宜的争着上，遇到困难互相推辞；都想多敛财，少出力；多发饷，少打仗，甚至互相拆台、见死不救。毕竟军队是军阀升官发财的本钱，舍不得将本钱赔光，这就严重削弱了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虽然人多势众，却频频吃败仗。
这就造成了外战外行，内战也外行。正如蒋介石所说，“比较敌我的实力，无论就哪一方面而言，我们都占有绝对优势，军队的装备、作战的技术和经验，匪军不如我们……一切军需补给，如粮秣弹药等，我们也比匪军丰富十倍。”（注3.）但是，这些优势都没有体现为战斗力，虽然蒋介石费尽心力，胡萝卜加大棒都用上了，成效不大，最终败走台湾。所以。蒋介石说，国民党“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这话不无道理。第三个后果是，由于江湖习气弥漫于政权之中，“致使国民党政权内部正气不畅、破坏了政权形象，削弱了统治基础，减少了向心力和凝聚力，最终葬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治命运。”（注4.）对于国民党及其军队的江湖习气，蒋介石并非不知道，而且多次严厉批评这些弊病。
（蒋介石、张学良与其他军官。）
1947年5月，在孟良崮战役中，“国军五大主力”之一，被誉为“抗日铁军”、蒋家御林军，全部美式装备的74师被中共全歼，师长张灵甫殒命，举国震惊。救援不力是被全歼的十分关键的一个因素，当时国民党外围友军以保存势力为重，各打各的算盘，作战互不协调，尽管蒋介石一再严令增援，各路援军却不能及时赶到，拉开了国民党大失败的序幕。“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用在此处再合适不过。
6月，蒋介石在军队内部总结时，批评“部分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身带领的一部的利益，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争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绝无幸免于失败的道理。”不仅如此，“军官普遍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空饷”，“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的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注5.）
7月，蒋介石又在党内会议上说：“余参加革命几十年，从未对革命前途产生如此的失望和悲戚。这原因不是经济的危机，不是政治的绝境，也不是共产党一天一天的壮大。原因只是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败坏！”“我们党和团，没有基层组织，没有新生的细胞，党员和团员在群众间发生不了作用，整个党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这是我们真正的危机，也是我唯一的忧愁。”（注6.）
1948年1月4日，在戡乱建国训练班开学典礼上，蒋介石又痛心疾首地表示：“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的，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以这样一个组织松懈、精神涣散的党，要来领导一个广土众民积重难返的大国，要使他建设起来，怎样可以成功？”(注7.)
1949年4月，随着中共在三大战役中全胜，蒋介石再次反省：“军事和政府部门，对过去的失败都负有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责任是因为党的瘫痪，党员、党的组织结构和党的领导方式问题重重。因此，党成了行尸走肉，政府和军队也就丧魂失魄，结果是军队崩败，社会动乱。”（注8.）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更是对失败进行了深刻反思，尤其是对党内宗派主义痛定思痛，他说，“党内不能团结一致，同志之间，派系分歧，利害磨擦，违反党纪，败坏党德，以致整个的党，形成一片散沙，最后共党乘机一击，遂使全盘瓦解，彻底崩溃。”（注9.）他还认为，国民党的军队是“六无”之军，即“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军人们就成了“六无”之军人，即“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最后导致“自己打倒自己”。
蒋介石所总结的弊病，很大一部分就是江湖习气，导致党组织和军队内部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其实是散漫主义）盛行，每个人都只顾小团体、小宗派利益，无视组织纪律和组织原则，热衷于搞江湖关系、派系斗争。有句话叫“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陈家党”说的就是陈果夫、陈立夫（陈其美亲侄子）操纵党务，培植CC派系统，导致党内派系林立，矛盾重重。
某种意义上说，蒋介石在大陆，成在江湖，败亦在江湖，没有一个好的办法来对付江湖习气，使其走向穷途末路。这深刻反映出国民党及其军队组织和制度建设的缺陷，与中共始终注重抓党的建设，在军队中建立党的组织，长期坚持政治思想教育相比，国民党的缺陷成为军事较量中致命的弱点。
在军队中设立党组织，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这一政工制度，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其目的是要达到孙中山所说的“主义建军、以党治军”的目的，说白了，就是建立“政治挂帅”、“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
王奇生先生说，1920年代中期，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以政治工作为特色的苏俄党军制度开始移植于中国南方，并在随后的北伐战争中收到了令人惊奇的显著效果。但在北伐结束后，军队政工制度随着国共两党的分家而殊途异辙。共产党将其发扬光大，国民党将其废弃变易。共产党确实做到了枪由党来指挥，兵受“主义”训练。而国民党则异化为以军控政，以军控党的局面。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务几乎沦为军政的附庸。（注10.）
中共将党支部建立于连队，始于毛泽东的“三湾改编”，这不仅有利于中共加强军队领导制度建设、理论建设 、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而且是清除军队江湖习气的利器，消除军队里的山头主义、散漫主义，使之统一于党或者说党魁的领导下，使得党或党魁之政令能落实到每一支军队，直至每一个士兵，真正实现了“党指挥枪”，提高军队战斗力。
因为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在残酷的战争中，能不能将权力和思想高度统一，以便于调动一切资源用于战争，以及官兵是不是听从指挥、忘我牺牲，是胜负的关键所在，而江湖习气是常常坏事的灾星。恰恰在这一点上，在战争年代，中共基本上做到了“一切听党指挥”，使中共能够调动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用于战争，集中所有力量，形成拳头打倒政敌。
中共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更是从理论到实践都强化了“党指挥枪”，系统地清理了党组织和军队中的江湖习气，使得党的政令畅通，说一不二。黄杰先生提到：解放战争初期，为了扭转战局，毛泽东命令当时中共实力最强的晋冀鲁豫刘邓部队，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捣国民党腹地，而毛是做好刘邓部队全部牺牲的准备的，刘邓出发时12万人，最后到达大别山区的不足6万人。“共产党真正做到了全局一盘棋，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无条件服从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注11.）而就在这一点上，深受江湖习气困扰的国民党没有做到。
很显然，蒋介石注意到了中共延安整运动，以及取得的巨大成绩，他也试图借鉴了延安整风的办法，来清除国民党和军队的江湖习气，建立“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
在1947年9月9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叫人印发了延安整风的三篇文件作为学习材料，即《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看看他们是如何增强党性，加强全党的统一，如何调查敌情，研究敌情，如何教育干部，改造学习的风气。如果他们党的纪律、党的组织、党的调查、党的学习，是这样认真这样严密，而我们则松懈散漫，毫无教育毫无计划。”(注12.)
他还说，“现在共匪力量增强，其力量大半是由于他这个整风运动而发生的。今后我们各级干部，必须把他们这一运动的内容和办法作为研究共匪的中心资料，用他们的方法加以切实整理来制定比他们更高明更正确的方案，同他们斗争，这样才能消灭敌人。”（注13.）这些讲话清晰地表明，蒋介石此时清醒地认识到延安整风对中共的重要意义，并极力主张加以效仿来改变国民党。估计从那时起，他已经在谋划一次国民党的整风运动，对国民党进行新的改造。
1949年7月18日，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常会第204次会议，在蒋介石主持下，正式通过了国民党的《本党改造案》，确定了对国民党的思想路线、社会基础、组织原则、领导方法及党的作风进行改造，这可视为蒋介石试图进行的国民党整风运动。但是，由于军事上节节败退，这一计划无暇付诸行动。
败退台湾后，蒋介石终于有时间对国民党进行改造，他抱着“我们的党员不能再有败坏纲纪、蔑视组织的行径。我们不能容许过去招致大陆沦亡的一切观念行为和作风用到台湾来”的决心来改造国民党。在这次改造运动中，蒋介石下令翻印了延安整风的有关文献，作为改造的参考学习材料。“《本党改造纲要》与同一时期的其它文件大量吸收了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基本原则，有的直接使用了共产党用过的术语，有的则以别的术语来表述这些基本原则。”（注14.）
譬如在党员整肃中，采取了类似延安整风的做法，采取检举、审议、核定、制裁程序，党员之间进行民主评议和自我批评。在清除江湖习气方面，主要表现为《本党改造纲要》规定：“党员应破除派系成见，戒绝相互倾轧之恶习，以检讨求团结，以批评求进步，将意志集中于党，将力量贡献于党。”规定国民党各级干部要改正侧重于个人领导的习气，实行原则领导、一元化领导和民主领导，意即是要打倒宗派主义。要求“组织决定政策，以政策领导政治”，“党员应参加组织活动，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命令，执行党的决议。”意即是要用组织原则取代江湖义气。
蒋介石还断言，组织上的主要毛病，就是在所有的军队内，政工人员制度不健全，“没有办法核实有关战报的准确性，于是，什么样的贪污腐败的事情都发生了”（注15.）。同样，没有政工人员，部队的政治教育取消了，“战斗意志削弱了，战斗力也就完全丧失了。特别是，部队不仅不知道保护和团结民众，而且还肆意骚扰他们。这样，根本就谈不上纪律了。”（注16.）为了确保“党指挥枪”，在这次改造中，国民党在军队中重建了政治工作部。
蒋经国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后，要求全体官兵把政治思想变成信仰，“每一军官或士兵必须充分信仰三民主义，并具有为三民主义而不惜任何牺牲之坚决意志。”（董显光《蒋总统传》）此外，强调军队不能滥用私人，以此杜绝江湖私恩关系。
为防止在军队中形成新军阀、新宗派、新山头，蒋介石头决定建立“军事主官任期制”，各主要军事单位指挥官每两年变更一次，实行轮换制，以防止军事主官拥兵自重，权力膨胀。此一制度使国民党军队“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高级将领不能在军队里从容培植个人势力。（注17.李松林《晚年蒋介石》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
经过两年多毫不留情的改造、整肃，大量党员被清洗出去，党员人数由400万降至28万。以国民党六届中委为例，在全部六届中委589人中，除6人死亡，296人归队外，其余287人全部开除党籍；处理党员违纪案126人，其中116人被开除党籍。掌握国民党党务和特务大权的陈果夫、陈立夫的势力也被彻底清洗。
国民党及其军队的面貌焕然一新，组织状况和工作作风都较大陆时期明显的改善，江湖习气被极大地清理掉，加强了“党指挥枪”或曰蒋氏父子指挥枪的力度，进一步确立了蒋氏父子的权力核心地位。然而，这一切都为时过晚，大势已去，收复大陆无望，到蒋经国进行政治改革，台湾民主化，蒋氏王朝不在，“党指挥枪”这一页也被翻了过去，这大约是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的吧，只留下让我们无限感概的复杂心绪。
文/廖保平（西越），知名评论家、作家、诗人，“中国反愤斗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任长江日报评论员，长江商报评论部主任，现任楚天金报评论部主任。出版《中国谁在不高兴》、《打捞中国愤青》、《辛亥百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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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许锡缵《黄埔恩怨——许崇智与蒋介石》，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年2月版。
注2.张正隆《枪杆子1949》，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
注3.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
注4.李文中硕士论文《论江湖文化对中国近代政治生态的影响——以蒋介石的江湖之气为例》，2010年5月。
注5.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
注6.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
注7.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
注8.常家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的改造运动》，载《党史纵横》，2007年第6期。
注9.常家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的改造运动》，载《党史纵横》，2007年第6期。
注10.王奇生《“武主文从”背景下的多重变奏：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载《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4期。
注11.黄杰《中国共产党如何超越江湖文化》，载《唯实》杂志，2011年第12期。
注12.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
注13.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
注14.常家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的改造运动》，载《党史纵横》，2007年第6期。
注15.常家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的改造运动》，载《党史纵横》，2007年第6期。
注16.常家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国民党的改造运动》，载《党史纵横》，2007年第6期。
注17.李松林《晚年蒋介石》，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