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继位后，严厉打击朋党，甚至牵连到数百年前的欧阳修。
雍正皇帝读书像
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一直致力于雍正研究，自1980年代就开始发表相关学术文章，后虽有学术转向，但仍然关注这个领域。这本《雍正传》是作者吸收最近学术研究成果的新著，既是一部雍正朝历史，又是一本优秀的人物传记。历史人物传，贵在求实。涉及雍正帝的历史谜团不少，冯尔康教授在书中使用平和的语言、理性的态度，对这些争议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笔者阅读后受益匪浅。
关于胤禛继承皇位
胤禛如何继承皇位是清史研究的悬案，数十年来争论不休，看法截然对立。篡位派坚持认为，康熙属意其第十四子胤禵，后来被胤禛篡夺。无奈根据汉文还是满文材料，都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根据。冯尔康是坚持合法继承说的代表学者，他根据史料做出自己的分析，论述公道不带偏见。笔者认为，坚持篡夺说的依据不可靠，都是猜测。例如说胤禛继位年龄偏大，已经走向老年，所以强行灌参汤毒死康熙帝；胤禛害怕亡灵，不敢与父亲同葬，清算多位太监(如某位老学者说如果没篡位，为何一登基就杀赵昌？其实赵昌没有死，自己犯罪被处分)，因为他们窥视传位真相等等，不一而足。这些看法，有些让人啼笑皆非。人死后灵魂如果不灭，难道换一个房间就找不到了？况且胤禛继位后多次去景陵拜祭父亲，在景山设有康熙帝牌位，数次行礼，又何来害怕一说。
关于雍正天下庶务归一人
《雍正传》指出，雍正在十三年的统治中，励精图治，在施政的各个方面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他坚持天下庶务归一人，利用完善的奏折制度了解不同方面的信息，做出准确快速的判断；他将整治官员腐败和实行养廉银制度结合，使官员在生活有保障的情况下，不敢以身试法，吏治比较清明，而且一直延续到乾隆朝中期左右。他朝乾夕惕，拼命工作，几乎将全部精力都花费在处理政务上，堪称工作模范，在其批阅奏折中经常有“灯下所批，字迹可笑之极”、“时夜陋下二鼓，灯下随笔所书”、“又系灯下率笔，字迹更属可笑”等。朱批是雍正勤政最好的记录，他多年坚持不懈怠，雍正八年大病一场后，朱批奏折数量有所减少，但仍然不乏励精图治的精神。当然笔者认为，从管理学的角度看， 最高统治者事无巨细的工作，亲力亲为，未必是正确的管理方法，但因为受制于当时制度和执政的理念，只能这样运作。
关于雍正执政时期存在的朋党之争
雍正执政的十三年间，也存在问题。从制度上看，人治管理，终究不是善政，许多弊政无法割除。雍正继位后，严厉打击朋党，甚至牵连到数百年前的欧阳修，认为他的“君子有党、小人无朋”的说法，造成后代的朋党之风，因此，如果欧阳修还活着，“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决心可谓极大。但悲哀的是，在其执政后期，鄂尔泰在地方上功绩日益卓著，入职军机处后，位于久历枢机的张廷玉之上，张廷玉虽主缄默，但也不甘心，导致乾隆初期满汉官员各附一人，形成最大的朋党。雍正在执政末年，在自己眼皮底下，却出现朋党萌芽，这是历史对他的嘲弄。雍正元年六月，曾要求内廷太监，凡有御座的地方，太监要以恭敬之心，疾走过去。同年八月申明太监接待朝臣礼节，“诸王大臣官员进入大内，坐着的太监必须起身站立，正在行走的要躲避让路，不许光头脱帽，也不许斜倚踞坐”。无奈执政后期，太监仍出现骄恣的趋势，总管太监苏培盛与庄亲王允禄“并坐接谈”。一次苏培盛吃饭，见皇子弘历、弘昼到来，竟邀请他们并坐而食。以上两件事，充分反映出人治无论多么严密，如何事无巨细，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本书在史料上对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刊印的雍正朝朱批奏折使用不多，这些是最原始的档案文献原件。而对隆科多能否成为托孤忠臣，可以武力压制皇子，隔离康熙，杨启樵教授在《雍正篡位说驳难》开篇一文做了全新的、令人信服的研究，明确否定了这种判断，可惜本书没有利用这一最新研究成果。以上两点是稍许的遗憾。当然从一部学术传记角度看，本书基本完成了作者在前言中提出的任务，即“对历史人物评论，力避感情色彩，警惕偏袒、苛求或曲意逢迎。”
文/张彧
说起乾隆，那绝对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皇帝。
乾隆爷饱读诗书，自视极高，以儒家正统拥趸自许，不怎么把自己那几位从关外迁入关内的祖宗皇帝放在眼里，唯有爷爷康熙帝例外。
有一种说法，爷爷康熙帝把帝位传给乾隆爷的父亲雍正帝，主要是宠爱他这个孙子，希望这个孙子以后能把大清朝的事业推向一个极致。
雍正能登上帝位，经历过“九子夺嫡”残酷血腥的生死搏杀，惊心动魄，诚为不易。即使登上了帝位，仍是心有余悸，不惜大开杀戒，果断地除去那些曾经对他产生过继位威胁的兄弟。
为了避免类似的惨剧不再重演，雍正创建了一个秘密建储制，把继位的皇太子名字写入密封，藏匿在匣内，再将匣子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的匾额下面。
这个制度，虽说是雍正创建，但并不是首创。因为，差不多在一千年前，波斯人就实施过这样的制度了。波斯国王把继位者的名字密封收藏好，死后再由大臣和众王子共同启封执行。不用说，这个制度消除了王子间结党营私、为争位互相残杀的残酷局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不过，雍正帝本人并没能真正做到“秘密”建储，因为，康熙帝爱乾隆、雍正帝更爱乾隆，天下人都知道，雍正藏匿在“正大光明”的匾额下的名字就是乾隆的名字——爱新觉罗•弘历。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帝去世后，内侍依照密封所书，爱新觉罗•弘历波澜不惊地继承了大位，成了乾隆帝。
乾隆帝对这个秘密建储制很不以为然，但这个制度是父亲郑重其事地制定下来的，乾隆帝也只好照章办事，在刚即位的第二年，即乾隆元年（1736年）七月，就当着总理事务大臣、九卿的面，把亲自书定好的皇太子的名字密封好，命人藏匿到乾清宫“正大光明”的匾额下面。
乾隆当时写的是谁的名字，当时没有人知道。但是，两年后，谜底就揭晓了。
乾隆三年（1738年）十月，八周岁的皇次子永琏患风寒，一病不起，延宕数日，便早夭了。
乾隆帝悲伤之余，情难自制，命人把藏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下面的建储密旨取出，发了一道上谕，称：“永琏乃是皇后所生，朕之嫡子，朕御极之后，恪守成礼，亲书密旨，召诸大臣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是虽未册立，却已命他为皇太子矣。今日既薨逝，一切典礼按皇太子仪注行。”随后，正式册封永琏为皇太子，谥号端慧。
永琏夭折后，过了数年，乾隆又一次亲手书写好建储密旨，命人藏匿到乾清宫“正大光明”的匾额下面。
这次，写的又是谁的名字呢？乾隆十二年（1747年）的除夕夜，乾隆帝又给出了答案。
在那个辞旧迎新、万家团圆的夜晚，乾隆帝的皇七子永琮因出痘感染，永远地离开了人世。
乾隆帝悲不自胜，溘然喟叹说：“嫡嗣再殇，看来是上天不肯让我以嫡子继统啊。想本朝自世祖章皇帝（指顺治帝）至朕，均没能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朕实在心有不甘，有意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这两次悲惨遭遇，看来，都是朕造成的啊。”
人们从这番感慨里知道，乾隆第二次秘密拟立的皇太子是元后富察氏生的第二个嫡子永琮。
“立嗣以嫡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是封建社会汉人的建储制度，关外满人原本并没有这个传统，乾隆帝的爷爷康熙帝曾经接纳了这个制度，早早册封了嫡长子胤礽为皇太子，但最后的结局以黯淡收场。以汉文化至上、并一生推崇爷爷康熙的乾隆也接纳了这个制度，先后两次都先了嫡子为储君。
乾隆的思路既然是这样，那就没什么秘密可言了。
所以说，乾隆表面上是履行了父亲雍正创建的秘密建储制，实际上却是执行了汉人的嫡子继承制。
因此，雍正那颇具神秘和神圣色彩的秘密建储制被乾隆玩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了。
众王公大臣、其他皇子，均兴味索然。虽说皇后富察氏仅生两子均夭折了，但她这年才三十六岁，年富力强，如果没什么意外，还是可以生出皇子的，到时，储君人选还是她生的儿子。
乾隆帝的建储之举，实在是没有太多的悬念。但，意外还是出现了。
一个月后，乾隆十二年（1747年）二月初四，乾隆帝带领皇后富察氏东巡。在众泰山回济南的路上，富察氏得了伤寒，竟在十一日夜暴毙了。
乾隆帝忽忽如狂，哭得不行，亲自写了一首《述悲赋》追述亡妻，极度悲哀。
回到京城，乾隆接连九天不理朝政。他还下令诸王以下满汉文武官员一律斋戒二十七天为皇后举哀，谁若不遵，或稍显喜悦笑容，一概严惩不贷。
富察氏死或不死，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根本无关痛痒。但富察氏的死或不死，对乾隆帝的儿子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富察氏死了，岂不就意味着乾隆帝的选嫡之路已经断绝？那其他皇子的机会岂不就来了？
所以，皇后富察氏之死，恰恰是众皇子快乐的根源。即在乾隆帝悲伤之日，正是众皇子欢欣鼓舞之时。
这其中，最喜形于色的，莫过于庶妃富察氏所生的皇长子永璜。
按照汉人的立嗣制度，那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永璜认为，“母后崩逝，弟兄之中唯我居长”，真是天助我也！
和皇长子永璜一样明显表现出喜悦之色的还有由庶妃苏佳氏所生的皇三子永璋。
永璜、永璋的喜色极大地触怒到了乾隆帝，他暴跳如雷、咆哮不已，指着他们的鼻子骂他们是无“人心之子”、“妄生觊觎”，直接给他们的政治前途判了死刑：“此二人断不可继承大统！”
也幸好乾隆帝的儿子都是绵羊式的乖乖子，不难想象，如果乾隆帝面对的是康熙帝的那一批狼虎之子，他这么干，必定会激起一番宫中的血腥的继位人争夺战。
乾隆帝后来也意识到这么做会引起的严重后果，森然告诫文武官员说：“自今而后，如有具奏当于阿哥之内选择一人立为皇太子的，就是离间我父子、惑乱国家的国家罪人，朕必定把他立行正法，断不宽贷！”
也从这一年开始，乾隆深刻地感受到父亲雍正帝创建秘密建储制的良苦用心、也充分地领略其中的妙处，不再急于确立继位人，而是对众皇子进行长时间的培养、和秘密观察，从众多儿子中选定了自己最看好的作为继承人，藏封在“正大光明”匾下。
乾隆帝是个理想主义者，但生活教会了他接受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