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于谦的相声里有一段著名对白：“你有病啊？”“你有药啊？”“你有病我就有药！”……“你有病”也算种有分量的指控了，但仍然含着规劝，表示你是可治的。红眼病可治，气迷心可治，大男子主义也是病，也可治。但那是过去，现在，升级版的“直男癌”意味着大男子主义不可治，不再是指控，而是判处极刑，是刻骨的咒骂：你无可救药，去死吧。
“直男癌”的定义本来模糊，但周国平的出现令人如获至宝。他在《南方周末》上追忆邓正来的文章，简直就是不打自招，竖了个标靶。周写，有一次去邓家，“还带去了我家的两位女友”，邓便“语重心长地批评她俩说：‘你们不知道心疼国平，国平跟别人不一样，我阅人无数，很少有像他这样优秀的人，但他一辈子没有享受过。’然后布置任务：‘你们每周约他出来一次，要单独和他，找一个好的酒吧，让他放松。’”周继续写道：“我很不好意思引用他对我的溢美之词，只是为了说明他对我的不同寻常的关系。”还嫌不够，又补充说：“一位女友感动地说，她看到了男人之间的感情。”
周国平固然自恋得像一个笑话，撞到搜捕“直男癌”的枪口上，也算他运气不好，刚刚在厕所墙上画完一个光屁股女人，外边就开始严打整风。他写下这些字，像是无意识的，他把自己视作“很少有的优秀的人”，天降大任，可以无视常人的标准和感受。他很滑稽，世上比他优秀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当今存世的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之一、文学批评家乔治•斯坦纳，曾在自传里精细入微地描述同多名女人交媾的细节。198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利亚斯•卡内蒂，是位小说家、剧作家、哲理随笔作家和犀利的社会观察家，他也一样，在其回忆录《暴风雨中的聚会》中，眉飞色舞地写自己怎样游弋于女人之间，享用她们的身体。你会发现，直男癌在白种男性文化精英里是常见病，患者不可胜数。
麻烦就在这里。清查直男癌，必然要扩大化，周国平的好兄弟邓正来多半也算一个。在热词效应下，好事者纷纷而上，匕首排枪。传统相声里有一个《相面》，甲自称擅长相面，测乙的属相，问了乙的年龄后说“您是属虎的”，乙否认，说自己属羊/牛/鸡/狗……反正不是虎。甲说：“你就算属虎的好不好？”为什么？“因为属虎那个词儿我熟。”
“暖男”一出，满世界找暖男；“直男癌”一出，举目都是病入膏肓的大男子主义者。然而，玩语言如同耍蛇，你看它跟着你的口哨悠悠地直立起来，可你并不知道它是真的被你催眠了，还是有自己的意志，只是逢场作戏。你认为你操纵了它，事实上是它在操纵你，让你离不开它，你的神奇，你的力量，完全仰赖于它的随时起舞。
哲学家鲍德里亚曾在一则断片里谈到“恋童癖”：“‘恋童癖’这个词本身就很下流，这一类词语，语言通过它们进行报复，被揭发之事通过它们向揭发者复仇。”我以为，“直男癌”也在此类。
其实，尽管很多心理学概念，什么什么症，什么什么情结，正在流入日常话语，我们仍然很少把医学词汇套用到伦理、心灵和精神问题上。我们不会说，这个人得了“嫉妒痔疮”，那个人浑身出“骄傲疹子”，社会上弥漫着“贪财流感”，但我们却要说“直男癌”，甚至连“直男症”都不说。一些人揭发另一些人，希望让这揭发扩散到男人人人自危的地步。揭发者们十分的痛快中，可含有半分的绝望？
很难批评她们什么——想来这个群体应该基本都是女性。互联网时代最蠢最恶的词汇之一——“剩女”，就是冲着女性而来的，它的邪力一夕之间扩大到每个家庭，延伸到每个人所认识的圈子里，它获得了最成功的“口碑效应”，人们使用它，替它背书，不知道词语的分量，不懂得你要为你用的词负责。在恶劣的话语环境里，“直男癌”也算是一个发泄的渠道。
古人讲，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是一种想象，想象《春秋》传世后，帝王们能鉴古知今，也想象乱臣贼子因想象着帝王掩卷大悟的样子而颤栗。可是，周国平信口吹嘘，被一通排枪轰成了蜂窝煤，数以千万计的“直男癌”们会因此而恐惧吗？
留下言论把柄的直男癌只是极少数人，他们多半都有话语权，讲话有人听。而行为中的“直男癌”，那是体制性和文化性性别歧视的一种表现，你无法用言语尽述，却可以在街头任何一个角落看到活的例证。我见过太多，所以我相信女性的恨怨不是无理的。就在昨天，我曾见一对路人夫妇推着童车走，女的不停地弯腰，叽叽咕咕地逗着孩子，男的却袖着两手，远远地看着孩子的眼睛，面色平淡，嘴里重复地说着两个字：“叫我。”
已有一些人给“直男癌”找来了对应词：“女权婊”。的确，在一个固化的男权中心社会里，女权主义式的问罪总有唯恐天下不乱之嫌，而作为回应，话语暴力总是冲在最前面。“左愤”对“右狗”，“五毛”对“臭公知”。写《蜜蜂的寓言》的伯纳德•曼德维尔早就说过，平衡总是以恶对恶的平衡。在使用话语时，我们的整个精神世界都可以说是错乱的，这里只有辩解和托词，幻象和欺诈，还没算上强迫症和残忍，还有恨怨以及围绕恨怨产生的多种细微的性格差别。这里的一切，都是不道德的。
文/云也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