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留给世人的印象是隐忍的，尤其是晚年，晚年的沈从文慈祥得像一位农村老太。古人言：书生留得一分狂，其实沈从文的骨子里是倔强的，甚至是带有匪气的；21岁那年，沈从文怀揣着对文学的热忱，从边城来到京城，踏上北京城的土地，他说：我是来征服你的。
我头一回读到沈从文先生的书，是1980年代初，先读《湘西》，好喜欢，一路读下去，《湘行散记》《边城》《从文自传》……后者是我最钟意的，有一股匪气：我说的是那种力量感，见惯流血之后的安详。没见过他本人。80岁时，陈复礼为他拍了张照片，头发梳得光光生生，戴一副秀朗眼镜，双手合抱，乐呵呵的。这已经成为传世的经典照片了。然而，它也容易给人一种误导，以为沈从文就是个与世无争的老好人。其实不。骨子里，他是个相当有脾气的人。
他并非甘于寂寞。年轻时，他掀起的京派、海派之争，余波至今惹人评说。
他对自己的写作，也相当自信，虽然他把作品集命名为《从文小说习作选》。1938年，沈从文在云南呈贡寄给大哥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这工作，在另外一时，是不会为历史所忽略遗忘的，我的作品，在百年内会对中国文学运动有影响的……充满骄傲，心怀宏愿与坚信。”
然而，1949年以后，他的写作中断了。他去了博物馆，改行研究文物。相对于文学，那是个冷去处。
和沈从文形成鲜明对照的一个同代作家，是老舍先生。老舍在1949年之前即颇有成就，之后，成就还在继续地扩展。他写了《龙须沟》《西望长安》；成为第一个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做了北京市文联的主席。沈从文的得意弟子汪曾祺，就在老舍手下做事情。
沈从文没有正面评价过老舍。但，不评价，不等于没态度。多年后，他被年轻学者问到您跟老舍熟不熟？他说：“老舍见人就熟。这样，反倒不熟了。”再被问到老舍的幽默作品好不好？他回答：“我不太熟悉。”
汪曾祺编剧的《沙家浜》大获成功后，沈从文在私下的通信中写道：“一个汪曾祺在老舍手下工作了四五年，老舍就还不知道他会写小说（而且比老舍还写得好得多），幸而转到京剧团，改写《沙家浜》，才有人知道曾祺也会写文章。”
这个态度里，有骄傲，为爱徒，也为自己。
他还在家书中嘲讽过各省培养作家：“学习面极窄，四川学沙汀，山西学赵树理，湖南学周立波，取法乎中，斯得其下，这哪会出人材？”自傲与不平，不经意就流露出来了。
倒是汪曾祺本人对老舍的“不识才”，从没在文中流露过不满。相反，他写过一篇很有情谊的缅怀之文《老舍先生》，讲到老舍对人的热情、礼貌、诚恳。每年，老舍还要把北京市文联的同人约到家里聚两次，喝酒。汪曾祺写到一个细节：有一次，老舍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
按旧式说法，这类似于御酒、天恩了。然而，天恩、天威都是不可测的。1966年“文革”爆发，老舍备受屈辱，惨烈自沉于太平湖。这是中国文坛的一个悲剧，痛感至今犹在。
沈从文在冷冰冰的文物中躲过了一劫。他还写出了一部大书，《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8年5月，他在家中去世，享年86岁。
文/何大草
注：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沈从文的骄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