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8月15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写道：“沈、刘二公，已在小峰请客席上见过，并不谈起什么。我总觉得我也许有病，神经过敏，所以凡看一件事，虽然对方说是全都打开了，而我往往还以为必有什么东西在手巾或袖子里藏着。但又往往不幸而中，岂不哀哉。”
所谓“沈刘二公”，就是已经成为北平学界显要人物的沈尹默、刘半农，鲁迅此时与北平学界号称“某籍某系”的同乡同学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等人，在感情上已经出现严重裂痕。在此前的8月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晚因小峰邀，同三弟及广平赴万云楼夜饭，同席为尹默、半农、达夫、友松、语堂及其夫人、小峰及其夫人，共十一人。”
9月19日，鲁迅在致章廷谦信中表现出对于刘半农等人新任官职的热切关注：“学校诸要人已见报，百年长文，半农长豫，傅斯年、白眉初长师范，此在我辈视之，都所谓随便都好者也。玄伯欲‘拉’，‘因有民众’之说，听来殊为可骇，然则倘‘无’，则不‘拉’矣。嗟乎，无民众则将饿死，有民众则将拉死，民众之于不佞，何其有深仇夙怨欤？！……据报，云蔡公已至首善，但力辞院长，荐贤自代，将成事实。贤者何？易公培基也。”
“玄伯”即国民党元老李石曾的侄子李宗侗，他同时也是另一位国民党元老、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农矿部长及上海劳动大学校长易培基的女婿。一身兼任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馆秘书长、农矿部下属开滦煤矿矿务督办等多项官职的李宗侗，当时是显赫一时的党国新贵。鲁迅、周作人兄弟在李石曾、易培基、吴稚晖、沈尹默、沈兼士一派人与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王世杰一派人的学界斗争中，是明显站在李石曾一边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会有李宗侗“拉”鲁迅到北平任职的说法。
同年7月19日，周作人在致江绍原信中，也饶有兴趣、如数家珍般介绍了法日派在政学两界党派斗争中大获全胜的空前盛况：“朋友中多已高升了，玄伯开滦局长、北平政务分会委员，尹默河北省政府委员，叔平、兼士、半农古物保存会委员，玄同国语统一会委员，幼渔管天文台！只有我和耀辰还在做‘布衣’，但耀辰恐不久亦须‘出仕’，因他虽无此意而凤举等则颇想抬他出来，凤举自己尚未有印绶，唯其必有一颗印可拿则是必然之事，故亦可以‘官’论矣，观于每天坐了借来的汽车各处跑，可以知其贵忙矣。”
鲁迅与北平方面包括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林语堂、江绍原在内的《丝语》同人反目成仇的彻底决裂，见于他1930年2月22日的致章廷谦信，其中写道：“疑古和半农，还在北平逢人便即宣传，说我在上海发了疯，这和林玉堂大约也有些关系。我在这里，已经收到几封学生给我的慰问信了。但其主要原因，则恐怕是有几个北大学生，想要求我去教书的缘故。语丝派的人，先前确曾和黑暗战斗，但他们自己一有地位，本身又便变成黑暗了，一声不响，专用小玩意，来抖抖的把守饭碗。……贱胎们一定有贱脾气，不打是不满足的。今年我在《萌芽》上发表了一篇《我和〈语丝〉的始终》，便是赠与他们的还留情面的一棍。”
在此后的岁月里，与同乡老友鲁迅明显疏远的沈尹默，在国民党元老李石曾、易培基等人支持下，先后出任河北教育厅厅长、北平大学校长等重要职务。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沈尹默先送家人南下，然后辞去北平大学校长和孔德学校董事长的职务，移居上海环龙路就任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兼孔德图书馆馆长。他遗留的孔德学校董事长一职，由被他认为“宏通”、“明白”的老友周作人接任。
关于沈尹默的弟弟沈兼士，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另有介绍：“他在西山养病时，又和基督教的辅仁学社里的陈援庵相识，……逐渐二人提携，成为国学研究的名流。……沈兼士随后亦脱离北大，跟陈校长任辅仁大学的文学院长，终于因同乡朱家骅的关系，给国民党做教育的特务工作，胜利以后勿遽死去。”
（朱希祖、钱玄同、章太炎、刘半农、马裕藻等人的合影）
（原标题：《被鲁迅猜疑的“沈刘二公”》）
作者：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文史学者，传记作家，书评家。出版专著《谁谋杀了宋教仁》、《历史背后》、《民国底色》、《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红粉民国》等十多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