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科学，需要一剂猛药：科学家们必须走出象牙塔，走进现实

今天因为要查找一点细节，重读了旧文章。读了一部分之后激动得满地乱跑，恨不得挂在镜子上以后每天早上刷牙之前拜三拜。从前根本就没懂精妙之处，忍不住来回答自己从前的问题。或许以后会把完整的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整理在专栏里。String-net condensation: A physical mechanism for topological phases，是Levin-Wen模型建立的那一篇文章。我相信这个动机部分一定是文老师写的，因为照常是和朗道的对称性破缺理论对比。
One way to reveal the gaps in our understanding is to compare with Landau’s theory of symmetry breaking phases. Landau theory is based on (a) the physical concepts of long range order, symmetry breaking, and order parameters, and (b) the mathematical framework of
group theory. These tools allow us to solve three important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ordered phases. First, they provide low energy effective theories for general ordered phases: Ginzburg-Landau field theories [24]. Second, they lead to a classification of symmetry-breaking states.
For example, we know that there are only 230 different crystal phases in three dimensions. Finally, they allow us to determine the universal properties of the quasiparticle excitations (e.g. whether they are gapped or gapless). In addition, Landau theory provides a physical picture forthe emergence of ordered phases – namely particle condensation.
Several components of Landau theory have been successfully reproduced in the theory of topological phases. For example, the low energy behavior of topological phases is relatively well understood on a formal level: topological phases are gapped and are described by topological
quantum field theories (TQFT’s).[25] The problem of physically characterizing topological phases has also been addressed. Ref. investigated the “topological order” (analogous to long range order) that occurs in topological phases. The author showed that topological order is characterized by robust ground state degeneracy, nontrivial particle statistics, and gapless edge
excitations.[3, 13, 26] These properties can be used to partially classify topological phases. Finally, the quasiparticle excitations of topological phases have been analyzed in particular cases. Unlike the symmetry breaking case, the emergent particles in topologically ordered (or
more generally, quantum ordered) states include (deconfined) gauge bosons[27, 28] as well as fermions (in three dimensions) [29, 30] or anyons (in two dimensions) [31]. Fermions and anyons can emerge as collective excitations of purely bosonic models.
Yet, the theory of topological phases is still incomplete. The theory lacks two important components: a physical picture (analogous to particle condensation) that clarifies how topological phases emerge from microscopic degrees of freedom, and a mathematical framework (analogous
to group theory) for characterizing and classifying these phases.
有多少人在学朗道对称性破缺和序的理论时候，能够这样去概括：“数学框架是群论，物理概念是长程序，对称性破缺和序参量”？平日学习习惯好思考得多的同学怕也想得到。那么接着，又有多少人能意识到这个模型所解决的问题：“低能有效理论、对称破缺态的分类、准粒子激发”？这一点怕是要有研究经历的人才做得到，且得是目光长远的研究者。
这是朗道的旧故事。当你听了一个故事，学到一个理论，概括了它的特征，深入地了解它解决的问题之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它没有解决什么问题”。朗道理论失效的地方，是拓扑物态。当你碰到一个新问题，你该如何着手切入？你在过去的学习中进行的总结和思考，又如何应用到这个新问题上来？我想他的这段文字做了很好的解答。针对拓扑物态，上述低能有效理论、对称破缺分类、准粒子激发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解决。然而，真正的物理概念和数学框架仍然缺失，所以他们那篇文章就来填补缺失。首先我欣赏这种类比，因为它说明作者有一个够清晰的逻辑，知道重要的问题还是这些，知道这些在拓扑物态里对应什么。其次我欣赏这种有野心的选题。这里所谓填补缺失，填补的是“物理图景”和“数学框架”，多么“空泛”的词，背后就要有多少细节来支撑。知道重要的问题是什么，还敢去解决这最重要最难的问题，还提出了一种解决。难道不值得惊叹么。…我以为我是个很会表达的人，却觉得没说清楚，只写了一点非常粗的动机就没法写下去了，而文章后面数学上物理上的动机和思路当真漂亮。想感叹，日常中要进行多少积累和思考，要养成怎样好的习惯，有多大的勇气，有多少的直觉和耐心，才能做出好的工作。知易行难，只能宽慰自己一句来日方长，然后一点一点去学罢。

基于对实验现象的敏锐观察. 典型的是凝聚态物理中的例子. 从 Mott insulator 到 Anderson localization 甚至到 Kondo Effect, 这些深刻理论的提出最初都是源于物理学家们对实验体系具有敏锐的直觉. Mott insulator 有氧化镍的电阻率难题, Anderson localization 有自旋扩散的难题, Kondo Effect 是低温电阻率的反常. Mott, Anderson, Kondo 分别看出了这些现象来源于电子-电子相互作用, 杂质的随机性, 磁性散射, 因此水到渠成地写出了自己的模型, 提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理论.我对于把电子的自旋引入波动方程并不感兴趣, 我根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利用过泡利的工作. 其原因在于, 我的主要兴趣是要获得一个与我的普遍的物理诠释和变换理论相一致的相对论性理论.在前人已有工作基础上的推广. 这与独创性并不矛盾. 这需要对已有的理论和现有的问题同时具有一定理解. 往前看, 杨振宁就很善于推广前人的工作, 比如他对 Bethe ansatz 的推广对于严格求解 Hubbard model 意义重大. Hubbard model 后来又成为了很多高温超导理论的基础. 往现在看, 自从 Anderson-Higgs mechanism 以后, 越来越多高能的理论渗透进了凝聚态物理中, 同时加深了人们对这两个领域的理解. 当代很多有名的凝聚态物理学家, 比如 Sachdev 都是靠这个起家的.关于量纲分析的两点注记: 问题描述中, 角动量和 Planck 常数的量纲一致本身没有奇妙的地方, Planck 常数当然也可以以其他量纲的形式出现, 比如玻尔半径. 整件事情最妙的地方在于量子力学中有 intrinsic 的长度量纲. 这是在经典物理中不曾见到的. 有关于此更详细的介绍可以参考这篇专栏: 5. Quantum Physics by Dimensional Analysis – On the back of envelope – 知乎专栏.
另一个回答中说的: "一个无量纲的系数如果特别大或特别小，那么背后可能有深刻的物理". Quora 上的这个回答对此的阐释很精彩, 不在此赘述: David Simmons-Duffin’s answer to What are some examples where solving a problem with just dimensional analysis can make things go wrong?我的导师算是开辟了一个领域的科学家，他经常说 “There is no first in science, history just like to repeat itself" 告诉我要善于从过去的知识中发现新鲜的事物。
恩，最近正好有个非常棒的例子，从高分子活性聚合中获得灵感，将其应用到超分子自组装中。

对于如何提出创新理论，应用科学领域一般需要一下几步：
1. 现实中确已发现，或预测到未来可能出现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2. 广泛的阅读，知识的积累，了解这一领域已有的知识体系，或解决问题1需要的知识体系。3. 根据专攻问题的独特性，提出改进现有知识体系的方法。比如本人专攻石油工程，近年来页岩气页岩油逐步成为关注焦点，也被誉为新型油藏未来发展重中之重。但开发页岩气藏需要攻克多重难关，这就促进了在这一领域的科研进程。通过广泛了解开发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大量研读常规油藏，及其他非常规油藏（如煤层气）的有关理论，加以使用至页岩气藏。在这一过程中如何灵活得改变现有的理论，使之同样使用与页岩气，就成为了科研创新的一种途径。第一条建议就是保持平常心，同时踏实勤奋。我们存在于一个知识爆炸的年代，任何一个学科任何一个领域的知识发展已经有了相当的累计，而这些领域尚未解决的问题之所以悬而未决也定是由于这些问题本身不易被发觉，或者！相当难以攻克！所以我们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第二，正因为各个领域知识的累计已经相当丰厚，想要全面了解这些领域就变成一个大工程。因而，步骤中的第二步也成为一个需要学者潜心专攻的过程。
有了以上两步坚实的基础，第三步很大程度就是水到渠成了。当一个人的大脑储备了足够知识、方法。面对问题是自然就会构筑出多种解决问题的思路！
科学家不是孤立的个体，也不是生下来就是的，他/她需要一个学习、成长和生活工作的环境。周围的环境是否有利于培养出杰出的科学家是非常重要的。这就好比干细胞和微环境的关系，干细胞的分化和增殖需要微环境提供的营养物质和细胞因子。没有合适的微环境，干细胞也不能定向的分化。科学大师是在一个科学的、公正的、自由的氛围中随机脱颖而出的。进行科学研究就是对规律的探索，而规律绝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而是有其适用条件的。随着其条件的变化，规律也会发生变化，所谓的创新无非就是发现了在一个新的条件下存在的规律，或者反之。公正就是保证每个人都能得到平等的接受科学教育和培养的机会，让科学大师的潜在者范围最大化。自由则是鼓励百家争鸣，鼓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争论，真理是在争论中得到的。
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性格、智力上的特征，但是无法先去评价他/她的这些特征，再得出他/她是否能够作出创新性科学成绩的推断。我相信科学大师们都会有一些共性特征，但是这些共性特征并不是特异的，还有很多更重要的特征无法挖掘出来。曾经有过的少年大学班制度是最好的反例，追踪那些曾经被精心选出的具备某些特征的“神童”经过“定点”培养后几乎没有成为科学大师的，甚至有不少还不如普通人。而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在青少年时期和普通人没有差别。对理论研究要有爱，要牵挂它，要不时地想起它。如果有爱，那么我们就能够对它持续的付出（比如苦读关于它的一切），甚至我们的感官/大脑，在日常生活中也会下意识的搜集素材灵感。并列）1. 巨人的肩膀
有了爱，也就有了方向。下一步就是在这个方向上寻找巨人的肩膀。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啦，比如牛顿。怎么找？阅读文献（人类知识的主要载体）。推荐我前两天看到的一篇博客：南京叠锶另外，文献的发表人大都也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人，所以阅读的时候要判断甄别文献里面的论点/结果。

寻找巨人肩膀的过程往往是艰苦的，漫长的，没有趣味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主要应用了自己学习的能力，但是没有发挥创造的能力，对于一个对创造有爱的人，这是不可忍受的。所以，我想说，没有站在巨人肩膀上也要创造，要在寻找巨人肩膀的过程中创造。（不要害怕重复造轮子，如果在你的思想世界里还没有轮子，那么自己去创造一个也是“原创”。这么做的好处还是很多的，成本却不高。）怎么创造？从理论的角度看，就是“问对问题”。
The scientific mind does not so much provide the right answers as ask the right questions. –Claude Lévi-Strauss (b. 1908) French anthropologist
这样的例子也举不胜举的。牛顿的例子就很有意思：“苹果会掉下来，为什么月亮不会？”。这个时候牛顿也许已经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所以我再举一个自己的例子。本人搞计算的。学过不少计算机编程语言，学习过计算理论的课程，阅读过不少高性能计算的论文，自己也动手编写过一些高性能计算的应用程序。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了现在编程技术的一些缺点，结合自身经历，开始考虑“编程效率”的问题，感觉找到了爱。然后就是进一步阅读文献，同时开始“问问题”。一些问题成为了我的博士研究课题。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基于汉字的编程究竟有没有效率？”。搜集了这方面的资料，研究一些现有的中文编程语言，看一些讨论中文计算化的论文（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o(^▽^)o）。直到问出了这个问题：“汉字的特点在于每一个字的信息量很大，那么利用这个优点能不能提高编程的效率？”。继续寻找巨人的肩膀，找到了 – Ken Iverson， 还是通过知乎找到的：有相同想法的人，多交流，这也是我还做得不好但是正在努力的一点。牛人们的例子很多啦，比如题主举得波尔和普朗克的例子。我贴一个戏剧化的图片好了，里面有：普朗克，波尔，居里夫人，薛定谔，泡利，爱因斯坦，海森堡。与会的共29人，其中的17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从古往今来科学家来看，个人对科学的敏感觉知或许是最大的推动力。而这种敏感往往来自于个人在某一领域特别的执着和坚持，有时候执着于自我看法往往是初期的关键，阅读大量前人研究或者与人交流讨论或许更多是对当初自我看法的验证和深入，而不是获得爆发性灵感的最佳源泉。创新性研究诚然需要楼上所论述的那些诸如厚积薄发、穿插交流等特质。但我想说：不得不承认，有些人终其一生也毫无建树、有些人却貌似“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打开某个领域的阀门。勤能补拙我相信，但是如果说，在顶尖层面灵感可靠努力获得，我不太信；如果说，上帝没有在掷骰子，我不太信。爱迪生说过：那1%的灵感比另外的99%重要。虽然很让人伤感，但这是事实。通过大量的阅读前人研究成果，然后进行实验，在不断探索，和同事，朋友的交流之后，才能有一些较新的想法。

然典型的数据科学家是两类，那么对照着这两类对自己的技能树查缺补漏就行。要么补业务知识，要么补代码能力，要么补机器学习相关的技术与工具。总之，不要一味追求所谓的新算法，而没有基础的分析或者工程能力，这样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也不能带来任何价值。从一位分析师或者程序员开始职业生涯，都是很好的选择。然而，职业生涯的追求肯定不是一个 Title，而是某些能力，对照着理想中的独角兽差缺补漏，确实是非常好的办法。然而当我们退一步想，一个全知全能的职位，理论上应该在每一个时代都大受欢迎，而为何如今我们看到所谓数据科学家如此兴起，这背后的原因和技术趋势是什么呢？Ken Thompson
C语言编写者 Unix系统设计者 1983年图灵奖获得者 06年加入google，Guido van Rossum Python的设计者 架构师 05年加入Google, 12年离开，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的另一个作者Brian Kernighan. 同为贝尔实验室的Ken Thompso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Modern Approach的作者Peter Norvig.Geoffrey Hinton.如果是科学媒体，请开始在采访我们的科学家时转变思路，不要再让他们随便谈一下人生，而是认认真真做好功课询问他们的研究，并尝试开始策划优良的影视作品来跟踪研究过程。如果是优秀的科学家，请不要再在被采访时将科研提高到道德高度来浅浅谈谈人生，而请一定用一个任何学科本科毕业的人都能听懂的语言，解释一下自己的研究和工作。只有您的研究工作是吸引人和令人激动的，观众能够感受到从事研究是非常有乐趣的，这才能真正从社会吸引年轻人，稳定住科研队伍。甚至这样才能在孩子们心中真正种下一颗研究愿望的种子。普通研究者也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哪怕研究界的收入很低。造成“山顶等候多时”幻觉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外行把科学研究的山顶和山脚搞反了。被外行当成山顶的定性描述，其实只是某个科学理论的山脚而已。
现代科学的前沿研究已经太过艰深，非专业人士几乎无法理解，只能从少量科普读物里管窥蠡测，获得某一科学理论的简要定性概述，而有些人误以为这就是某一理论的全部。
比如说起弦论，大多数外行只能理解到“这个世界是一些弦在振动”这个层次。这难道是弦论的山顶？你不会以为物理学家爬了这么久山就发现了这些吧？这其实山脚得不能再山脚了，怎么把弦论的数学模型做出来，让计算结果和标准模型相容，才是在爬山啊。数学家们倒是有资格说，我们早就准备好登山工具了。比如广义相对论，数学家预先准备好了微分几何。量子电动力学重整化，数学家们预先准备好了发散级数广义和理论。所以真实的场景是这样的：佛学大师和哲学家在山脚等候多时，但是没能力登山，然后物理学家接过好基友数学家递过来的登山工具，绝尘而去。看了之前哲学科学之辩，总体感觉是这样
科学：其实哲学并没能指导科学…
哲学：但这也是哲学的一部分！
科学：并不存在一个高于科学的形而上的哲学…
哲学：还说你没有用哲学！哲学是基础！哲学是舵手！哲学是伟大领路人！
科学：领个路我看…
哲学：这个，那个，哪儿都是，总之广撒种，先占坑。
科学：其实你在做什么你自己很清楚对不对？哲学说白了其实…
哲学：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那就是除了古希腊哲学-科学家，其他任何民族连“地球”这个事实都没发现，更不要聊“宇宙”这个话题了。朱清时不是物理研究者，是化学家，跟物理尤其是理论物理压根不搭边。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他们的奉献，会让普通人留下热泪。
当然也有很多另一类普通人觉得“纳税人的钱不要浪费，不如造福社区”。我不想多做评判。
在最简单的经济学模型中，世界上只有面包和机床两种产品，由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不变，这两种产品是替代的。想多吃面包就少生产机床。但是机床的意义在于可以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可以让我们在未来生产更多的机床和面包。前辈自己勒紧裤腰带才有今天我们能吃更多的面包。这就是高积累工业化的意义所在。世界上很多民族的生活态度就是及时行乐吃干拿净。然后他们就边缘化或正在边缘化的路上。我们的祖先一直有未雨绸缪积谷备荒的传统。勒紧裤腰扩大再生产，投入子女教育。所以华人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地方在两三代的准备和积累都能脱颖而出。全部吃面包当然开心，甚至只图一时爽，寅年吃卯粮。后果就是生产可能性边界萎缩，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希腊就是前车。借钱搞福利，只图一时爽，GDP逐年下降，债务却越来越高。希望国内某些小文艺青年少喝鸡汤，少熬鸡汤，没有白左的命偏爱得白左的病。尤其不事生产牢骚还很多觉得自己又比别人高明别人都亏待他的人。好好工作学本领，别总指望拿别人的税收改善你们的处境。福利的意义在于保障你不饿死，不是让你好吃懒做锦衣玉食。
把模型换一下，大炮和面包。都吃面包吧，没有大炮保家卫国有一天你一块面包都吃不到。苏联那种只生产大炮把自己饿死的固然蠢，某些小清新觉得咱不生产大炮都生产面包，只要咱不作恶，人家也不会来抢我们，其实更蠢。
非常感谢两弹元勋牺牲自己、牺牲家人为我们生产机床和大炮。是你们的牺牲和付出，让很多智商和技能在一个贫穷落后国家根本无法生存的人，能脑洞大开，异想天开。正常的人会为你们洒泪，就像我在评论区看到的那样。
郭永怀是两弹元勋中唯一一个烈士。飞机失事，郭先生和警卫紧抱在一起都烧焦了。胸前是机密文件和实验数据保存完好无损。当然，又会有很多闲人跑来论证不符合生理学物理学常识。郭先生九泉之下也不会难过。为什么？国士无双！人家是求仁得仁，是为理想生，为信念死。郭老这样的人，世界级科学家，无论时局多么混乱和艰难，都完全能让自己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人家正是想让这帮啥事都做不好，在命运面前如汪洋孤舟的弱小生物能有一个平静的港湾，悠哉喝着下午茶，说三道四，然后觉得这一切都理所当然似的。现在大家可以黑中国举国体制玩体育，金牌战略没人性了。可曾记得就在70年前，我们还被称为东亚病夫，中国人大辫子背零蛋的漫画形象被全世界嘲笑。
回到那个时代，每个正常的中国人都希望不计代价搞一个金牌出来长点志气。
现在每次搞那么多金牌，大家都审美疲劳了，反倒觉得这么搞挺傻逼的。这不，很多地方对奥运冠军的奖励都取消了。大家高高兴兴自己健身去了。
刘翔拿田径金牌，举国沸腾。因为第一次啊，连日本人都跟着兴奋，都是黄种人嘛。我们也可以！孙杨也一个道理。过十来年，田径游泳金牌多了，大家也不觉得稀奇了，该干嘛干嘛去。当年杨、李诺奖整个华人世界为之一振。大陆邀请，台湾也不在乎这是没节操的叛将杜聿明的女婿了。赶到后来华裔三两年出一个，这兴奋劲儿就没了。就在这二十年之内，正儿八经中国籍的诺奖科学家会开始大量涌现，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诺奖某种意义上跟奥运金牌一样，国人更需要的是世界的尊重和认可。获奖者/金牌得主某个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突破不仅是个人的荣耀，也是全人类的骄傲。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尚在弱小时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来源。

诺贝奖是科学界最权威最高级别的荣誉。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绝大多数都是业内认可的行业大牛，或者某一流派的开山鼻祖。因而，在某一学科，拥有得一些诺贝奖的科学家是某一国家或者地区在某一学科能做到国际一流，水平足够高，在行业内也获得了同行的认可。所以，题目的逻辑有问题就在这里。只谈诺贝尔奖这一指标性的现象不能说明事情的本质。表面上看是诺贝尔奖，实际上，把某一学科做到国际一流才是根本。你说没有诺贝尔奖，就是某一学科水平不够，原创性的贡献不足，影响力不大，得不到国际同行的承认。而把某一学科做到国际一流，本质上还是建立一个良好的科研生态系统。所以，没有诺贝尔奖没那么遗憾，遗憾的是没有建立一个良好的科研生态系统。没有诺贝尔奖也不是因为两弹一星，而是因为一个良好的科研生态系统的缺失。
要建立一个良好的科研生态系统，有很多要求的，最基本的要有足够的机制保证优秀的人流入科学这个行业，一代一代的优秀人才流入科研行业，爱因斯坦，波尔是大牛，但是搞科研不是指望一两代超级英雄，而是要靠拥有大量优秀人才的才智。除此之外，一个好的科研系统，也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结构来创造大量财富来支撑。而如果想紧跟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潮流，避免闭门造车，实时的跟全世界的同行交流是必不可少的。没有诺贝尔奖，没有良好的科研生态系统跟两弹一星没有多大关系，而是建国后没有去主动建立一个良好的科研生态系统的结果。谈良好有些奢侈了，实际的情况和环境太过恶劣，人为反科学的东西太多。那个时代，谈科研就是在开玩笑，不说没有主动去建立，能尊重科学都做不到，论及人才，下乡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肯定不是往诺贝尔奖的道路走。看看国际学术期刊，有可能都是大罪过。更不要说，奇怪的社会运动对科学家的生活和工作的干扰。可以好好体味下那个时代对待科学研究的态度，一切就明了了。有点常识的人应该明白，那个时代还谈什么科研。再来说说两弹一星，其实就是建国后那批有热情的海归的力量，这股海归的力量用在两弹一星上算是幸运了，毕竟这些人的才智因为国防需要的关系还是被发挥出来了，优秀的人才没有被荒废。其实不搞两弹一星，他们也绝对搞不出科研成果，那个时代的大环境如此，没有多少资源给你，而且想安心搞科研也没那么容易，再优秀的人也没有办法。
所以，没有诺贝尔奖跟两弹一星没有多大关系，而是那个时代整体对科研的态度的问题，而两弹一星因为特殊原因还有成果已经算是不错，算是科研界的幸运。如果真的历史重来，完全可以既得到大量诺贝尔奖，也有两弹一星，甚至先进战斗机航母等大量尖端项目。就像现在，基础科学研究和国防研究同时并存一样。关于两弹一星，这个要分开看，两弹当然比一星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两弹的问题不是在于其复杂度，而是在于出现的时间，以日本的国力来说，搞出两弹不是什么难事，以韩国的国力，搞出两弹也未必是什么难事，但是这些国家都没有，为什么？时机过去了，再搞就是政治不正确。看看伊朗核计划的问题搅合的中东一直不安宁，多大的阻力，要搞两弹，必须趁时机正确才好。布洛赫（Felix Bloch, 1905-1983）因发展核磁精密测量的新方法及其有关的发现，共同分享了1952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196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美国纽约州康奈尔大学的贝特（HansA.Bethe， 1906—） ，以表彰他对核反应理论所作的贡献，特别是涉及恒星能量生成的发现。
而这些，仅仅是诺贝尔物理学奖中的一部分。
然后是导弹，导弹又涉及了很多方面，信号传递，流体力学，空气动力学…… 卫星，天文物理、宇宙物理……不一一例举了，很多诺贝尔化学奖和物理学奖也都与之相关。
其实题主有一个根本上的错误，那就是两弹一星才是我们，也可以说社会发展的目的。诺贝尔奖，正如诺贝尔遗嘱中所说，只是起鼓励作用。
元勋们未能获得诺奖是因为起步晚，条件差，但是我们不需要向诺贝尔奖努力，因为一旦我们为科学、国家做出了贡献，社会一定会给予我们像诺贝尔奖一样的尊重和荣耀。

文革”期间，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科学家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另一可能原因，是江青认为诺贝尔奖是“资产阶级的奖金，我们不要”（栾建军，第207页）；“有的领导者”认为诺贝尔奖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不感兴趣。对此，我无从查证。
我国对诺贝尔奖持批判拒绝态度不是始自“文化大革命”，其发明权也不属于江青或“有的领导者”。拒绝或反对诺贝尔奖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在“左”的思潮影响下，对学术奖励制、学位制、学衔制乃至于军衔制等采取全盘否定的必然结果。
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的研究成果，正式通过国家鉴定的时间是“文革”前夕的1966年4月。在这次鉴定会即将结束时，有人发言：“诺贝尔是靠搞炸药发了财的，后来拿出一些钱作奖金，我们要打破诺贝尔奖金的迷信。奖金本身是资产阶级物质刺激办科学的手段。诺贝尔奖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我们不要这些奖金，我们要的是人民的奖赏，这是最崇高的。”(1966年4月19日，鉴定会议简报第14期)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我国科学事业在“文革”中遭受空前浩劫。1972年，杨振宁向周恩来提出，拟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研究成果。考虑到中国当时的形势，周恩来婉言谢绝。“文革”期间，它提不到日程上来。
是否因为报了二百多人失去了获奖机会，这一点貌似有争议，不过上面这段还是没问题的
另外拿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又不是没有，所以作为中国人不应该为没拿到诺奖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