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媒体真的不缺内容人才么》一文中，我从个人从业经历和作为媒体业的观察角度，表达了我对传统媒体内容精英缺失的反省。
但是，传统媒体并非真的没有内容精英，即便是半路出家其他行业的精英，进入这个行业认真打磨之后，照样也可能成长为这个行业的精英。
但是，这个行业在内容生产方面却无法去芜存菁，维系住真正的内容精英，提升传统媒体的内容建设。
中国现有的传统媒体业，发端于体制政府企事业单位职能的延伸，虽然现在脱胎换骨，但是中国社会官本位的思路，却是胎里病，去不掉的，即便你是在市场经济以后出生发展起来的传统媒体，这叫环境影响。
即使在传统时代，传统媒体记者的职业荣耀，也是由两块来决定：一是媒体机构的权威性和行政地位；一块是由记者自身的努力。媒体在体制内的行政地位和权威性，是记者职业工作的敲门砖，而记者更多的职业荣耀，还是来自自己的努力。
一篇文章天下知，即使不当媒体机构的领导，也是走遍天下皆识君，加上媒体格局封闭，无所谓发展，媒体内部自身职级职称升迁按部就班，其他升迁机会更有限。所以，传统时代的名记，大多主动或被动安守于继续做记者，直到头发花白按体制标准到职业岗位的顶峰退休。
市场经济之后，传统媒体的发展突飞猛进，遍地开花，且彼时经济效益甚好，社会影响也不错。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适合新变化的人才，这个时候，不拘一格选人才，大量有才华的年轻人迅速跨越了传统体制的工龄资历等限制，脱颖而出，成为传统媒体新的内容生力军。
当时大量充满活力的新的报刊，从领导到内容的主创，都是以年轻人为主，他们思想解放，敢想敢干，迅速迎来了都市报及新一代时政新闻及时尚类杂志等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
虽然，这个时候传统媒体的内容，依然粗糙水平依然有限，但相较过去旧体制下的传统媒体，从理念到具体操作到受欢迎程度，已完全不同。当然，还不是因为自己水平真的高得不得了，而是原来的媒体太假太空太差。
但是，有想法的人，总是不安分，总是希望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但是，这一代人的成长，与过去熬时间熬出头不同，他们是与媒体变革同步，批量出现的。并不是每一个有想法的人都有机会实现梦想。毕竟，媒体机构数量有限，能够决定媒体风格的岗位有限。所以，多高岗位决定做多少事，成了这个行业的一个共识。于是，记者报道做出名堂之后，便开始希望有更多的权限，开始琢磨要做部主任；部主任做得不错，开始要想着当编委、副主编、主编。
虽然，在媒体内部内容部门即便没有过去那种严格的职称制度，也有媒体自己的职级，但是，这些媒体自己的职级，主要是“内部粮票”，在给个人带来更大的声望和物质财富方面，远逊于媒体内部的业务领导职级——社会更认所谓的部门主任、副主编、主编、总编，这是社会大环境，也是媒体内部小环境。这种制度性安排，让更多的记者，在稍一有成就，便开始考虑个人事业发展，投入到业务操作上的精力开始减少。
但是，即便是心想事成，登上了权力更大责任更重的岗位，大多数原来的内容精英们，也有了新的诱惑，忘了出发的初心，心有了旁骛。
如果所服务的媒体内部升迁到更高一级内容领导岗位的希望渺茫，或者发现即便升迁，依然压抑，那些业务精英，开始图谋他想——恰好彼时传统媒体勃兴，新成立的媒体机构很多，业界颇有声望的人，几乎都能看到伸向自己的橄榄枝，加上后来互联网兴起，建立在移动互联基础上的新媒体成为新贵，机会更多，传统媒体业许多已有岗位或者尚未获得心仪岗位的人，迅速被拉走。
相对应于传统媒体可以看得见的发展空间，互联网新媒体的想象力，对于传统媒体内容精英来说更具杀伤力。虽然，他们大多数到了互联网，也是和光同尘，但至少获得了比服务传统媒体更高的财务报酬。
如果既无内部升迁机会，也无明珠另投的企图，许多原本的业务精英，也渐渐疏懒于业务探讨，依赖于过去的名声积累与路径，而宁可选择成为“名流”，成为兼职者，以弥补服务媒体所不能满足自己的发展欲望和其他欲望。
而这一切，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对年轻一代从业者的引导意义显然不容忽视。
人才的流向是行业兴衰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传统媒体的制度设计和内容报道限制之下，传统媒体的内容精英们要么选择升迁，要么选择离开，要么选择经营自己，而靠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人，依仗铁肩道义的追求，冲杀于第一线，保持了传统媒体一定的活力。
稍有成就便升迁或离开或经营自己，对于个体来说，固然是自我选择，但对于媒体来说，意味着传统媒体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存量智慧和财富的流失，意味着业务持续钻研的断裂，也意味着传统媒体的停滞。
这些年传统媒体的停滞和衰落，精英的流失和背后的制度设计难辞其咎。
其实，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欧美记者中出色的记者许多都是老辣的长者时，我们大多是好龙的叶公，在中国，一个好记者，如果年纪大了还跑在一线，现在常常被视为异类。这是我们面临的环境。
作者：朱学东，《中国周刊》前总编辑，资深媒体人，曾发表过一系列在业内产生较大影响的文章，被收录到《中国传媒产业蓝皮书》、《中国期刊年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