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纸媒集体败走已成定局，这点自不必多说。什么纸媒改革、多元发展，无非是困兽犹斗。我所关注的是，纸媒同仁从这次溃败中学到什么？
朱学东先生在新作《养懒汉的传统媒体怎能不死》中指出，媒体人的惰性是溃败之因。坦白说，这个观点令我等非常失望，一个行业内的领军人物如此不清醒，他这番话令我想起了某位输球就怨斗志差的足协领导，如此思路，难怪纸媒溃败！
首先，将人形容为懒汉就是一种不尊重。报社基层采编人员工作十分辛苦，想想都知道，如果有这么好混的工作，社会上多少人会千方百计挤向纸媒！现状是什么，报考的人逐年减少。广东一家报社的评论部，一度声称只招博士，后来一再降低要求，最后连本科生都不愿意来了，可见实在没什么吸引力。在就业形势不佳的今天，这样好混的单位还会招不到人？
说记者辛苦并不是矫情，经常一个电话打来就得出动，跑突发、搞调查、闯灾区、赶稿子……即使是一些风光的活，比如采访某部长、某企业家，也是要提前做足好多功课。再说编辑，长期上夜班，日夜颠倒，难免神经衰弱。比如我吧，上了近10年的夜班，生物钟早紊乱了。因工作压力而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比比皆是；因作息不正常导致婚姻破裂的，大有人在。
我愿意将赞誉献给身边的同行，他们极富激情，对工作的热爱超乎想象。总之，在这个行业里，我没看见有多少“懒汉”，倒是有一大群备受工作折磨的弟兄。常理而言，一个由“懒汉”组成的媒体，能做到日日按时出报吗？能做到版面上无一差错吗？
可最大的悲哀是，即使所有一线记者编辑都是钢铁战士，纸媒仍然无法避免溃败。且不说技术的落后不敌新媒体的船坚利炮，也不说宣传上的各种禁区、枷锁，就是这个僵化的体制，就注定了纸媒无力回天。
首先，我们的选题机制充满了太多随意性。做什么，不做什么，很多时候就是领导一句话。这个选题读者感兴趣不？没关系，领导感兴趣就行了。做出来读者满意不？没关系，领导满意就行了。在纸媒的运作流程里，读者的意见是缺位的。整个工作没有任何的评价依据，没有任何的读者反馈，就是几个人在自娱自乐，自弹自唱。说到底，报业是国企，单位基本上是一言堂，领导就是在随心所欲地“玩”。网络好在哪里？读者就在面前。我写得不好，读者可以骂我。朱老师在《大家》专栏撰文后，我一介草根评论员也可就此发表看法。
此外，纸媒还变成了某些人寻租的工具，报业的操作与利益密切相关。举例而言，一位副刊的编辑跟我说过“关系稿”的事。每天，报社各大领导都会给他塞来一些“关系稿”，尽是某位处长的诗歌、某位老总的散文、某位老总老婆的杂文等等。好好一个文学版面，就被这些人的文字填满。试问这版面能有多少美学价值？副刊版面已经如此，何况要闻版面了。当过编辑的朋友，就知道“新闻规律”是个多余的词。有时某企业请报社领导吃个饭，它的软文就成为了头条。有时某个单位多订了几十份报纸，它的宣传稿又成为头条。这种事，让报人情何以堪？一个读者跟我说，他看报纸是从下往上读的，“越是头条，越没有内容”。这就是我们的产品，能有未来吗？
再说，在这个体系中，有各种中间环节，不停地损耗着采编人员的工作量。每天一早，记者就接到各种活儿，四处出去采访、觅题。遇到生猛新闻，记者如获至宝，踌躇满志地准备写稿。下午开会时一看，各种版面调整，稿子还发不出来呢。值得一提的是，下午的采编协调会，实际上就是各部门在抢版面，领导拍板。记者能否发得出稿子，就看这个会了。
一个跑突发新闻的年轻记者，逮到了一条“活鱼”，于是倾尽全力写了一条3000多字的深度报道，结果由于没给版面，稿子被砍成400字。记者的薪酬是算稿分的，也就是说，记者做的劳动至少值300元，但最后他的收获只有40元。在这种情况下，就怨不得记者“成精”了。这样的事情非常普遍，你看到记者只发了寥寥数字，实际上他在背后做了多少工作，无人知晓。为什么呢，都耗在中间环节上了，被“玩”掉了。
有这样的体制，失败是必然的。即使掌握了资金与技术，又能怎么样呢？传统报业搞新媒体，大多惨淡收场。清政府有了北洋水师，依然不堪一击。
最后说一点，我总是怀疑纸媒自救的动力。说白了，主导自救行动的，都是纸媒的领导。然而，他们都是体制的受益者。他们完全可以利用报纸经营自己的社会关系，利用版面寻租。光是这几点，就能为他们带来可观的收益。一位经济学家曾分析，中国足球一直处于半死不活状态，可令足协官员获得利益最大化，纸媒难道也是如此？当然，报业领导之中不乏一腔热血力挽狂澜的志士，但动力又有多少呢？对于众多新闻一线员工，他们是危机感最重的一群人，他们挣扎、抵抗，但是无济于事，于是，离职潮如期到来。
纸媒集体溃败，确实不可避免。作为纸媒领导，朱先生应当首先自省，明确行业理念和运行机制，而不应仅局限于指责“懒汉”。
作者：马立明，政治学博士，奇葩，夜里不睡，逼格无限大。南方血脉，于广东某报及某电视台担任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