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武挥:社会化媒体本来就是嘈杂不堪的

【编者按】:马航飞机失联事件牵动人心,也引发了媒体大战。在社会化网络上,各类或真或假的信息迅速流行。关于媒体报道伦理和社会化媒体在重大事件上的扩大化传播的争论也陆续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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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场排队办登机牌,长长的队伍。忽然跑来一个警察和一个武警,示意队列中的一位女士出来。女士置之不理,二警进入队伍中把她拽了出来。女士大声说我什么都没干,警察声色俱厉让她好好想想。双方争执不下,队伍中所有的目光都向这位女士投去,还有人在窃窃私语议论纷纷。刚刚发生一起航空事故,让所有的目光都充满了疑惧。我倒是不觉得这个女士是什么恐怖分子,因为就在我踏入机场时,便亲眼见到该女子与一店家争执,话语中似乎她不愿意支付200元费用,我琢磨着,大致就是一场消费纠纷罢了。

没来由忽然写下这段场景,我的观点在于:当周遭发生一起事件时,人们的围观、议论、揣测(这种揣测可以无限升级)本来就很正常。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它就每天都在发生。好奇是人类文明的源动力之一,根本无需大惊小怪。

好了,我们现在来到互联网时代了,尤其是来到UGC时代了,人人都有话筒,就意味着过去人们私底下的行为统统浮出了水面。人们的围观、议论、揣测,统统变成了可以公开传播的信息,中国现在有6亿网民,就算一半人在那里围观、议论、揣测,信息场都立刻会变得混乱不堪。

在线下,人们的交流本来就带有很大的表演成分——这事戈夫曼论证过——比如表示出某种情感,又或者高深莫测地表达这事我知道你们都不知道,又或者神秘兮兮地给你来一通阴谋论分析以显示ta智商高于常人。线下交流,一般都是朋友,权当饭后谈资,茶馆八卦。刚才还兴致勃勃每个人都表示出了高度兴趣,局一散,各找各妈各关心各的,那还不是司空见惯。

社会化媒体也好社交网络也好,没什么差别。我以前就这么写过:

“虚拟世界不再是‘像’现实世界,而是现实世界本来就有很大的‘虚拟’成分,所谓虚拟世界只不过还原了那种现实罢了。我们的善良、宽厚和偏狭、刻薄等等在这个世界里并未被放大,而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么的善良、宽厚、偏狭和刻薄。”

现在我要再加上“无知”一词,本来就无知,只不过以前没有这个工具让你表现出你是无知的,现在有这个工具了。嘲笑别人无知在那里传谣,这事没啥意思。秀自己智商高,难道你全知全能?

所以,什么谣言止于智者,什么提高个人媒介素养,都是瞎扯淡。这种呼吁不亚于要求人们改变自己的人性。存天理灭人欲,几百年前朱老夫子就在那里大声呼吁,有个鬼用。

现在我们来看看社交网络中的专业媒体们的表现(俗称PGC),老实讲,不敢恭维。这里有更深层的原因,如果说谴责还有效的话,意味着这问题还有解。更悲观的是,这问题根本无解,坦白讲,你只好受着。

我一直认为,很多网媒早就做好了乔布斯逝世的专题,专等那一天立刻发布。我这么猜测是有依据的。某年奥运会女排比赛,某门户就弄了个乌龙:明明中国队胜了,它发了一个输了的专题。我估计是该门户两个专题都做好了,就等最后一刻按发送键。结果不知道哪里出了猜错,发送键按错地方了。

说这个事在于,现在很多媒体都是“事先”做新闻的,抢新闻已经抢到了这个地步。突发事件它当然事先没准备不可能备好专题,但还是要抢。抢新闻这件事和道德没一毛钱关系,媒体都是商业组织,不抢新闻,将来没效益,高声谴责的你负责发它工资?

我当然不否认专业性的重要,但必须很遗憾地承认,专业的总是少数,不专业的总是多数,这是自然规律——顺便说一句,这种当口专业的都是百年老店,公信力放在那里,一来不好意思把它整没了,二来也心知肚明慢三分大家还是会回过头来看它。从容,是要有实力在后头撑着的。

在社交网络里,所谓的UGC自媒体(或者说个人账号)与PGC机构媒体并不是割裂的,他们会互相转发各自的消息。当一起事故出来之后,无论是利益相关的还是纯属打酱油的,都急于知道进展(不好意思,这又是人性),而事故通常在刚刚爆发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真的是“无可奉告”。供给不能满足需求,于是需求方自行制造供给去满足其它需求方,这是流言最容易滋生的时间段。没有社交网络,也就不会显性化,一旦有了,UGC与所谓PGC再互动,流(谣)言附着在社交关系上,以幂计算的速度扩散,绝不是今天几个举着媒介伦理大旗的学者和大声疾呼要专业的从业者,能够阻挡的。

在这些流言中,有些会被迅速扑灭,有些则一直流传永远扑朔迷离。桑斯坦在《信息乌托邦》一书里把前者称为简单事实,比如这一刻飞机找到没找到,这属于简单事实,流言传播一阵子会被立刻澄清,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社会化媒体特别擅长干这事,因为群体智慧最擅长解决简单事实问题。

桑斯坦又把后者称为复杂事实,复杂事实难以澄清最终会诞生各种各样的阴谋论。嗯,其实很多真相,是永远不得而知的。谣言又如何能止于智者?正相反,越是智者越喜欢传播这种复杂事实的各种解释版并添油加醋,扑朔迷离之后是更加扑朔迷离。没法子,人聪明啊,想得多啊。复杂事实是群体智慧的克星,在它面前,群体智慧简直无法用“智慧”来形容。

谁都承认,社会化媒体与社交网络给我们的生活带了许多便利与好处,但没有一项事物是只有好处而没坏处的,而且有些坏处与生俱来根本不可能去消解。我们的专业也好伦理也好,都建立在过去的媒体时代中,当新技术新事物出现时,不仅仅是出现了一种新技术,我愿意在这里引用波斯曼的话语:

“将毛毛虫从它栖息的环境里清除掉,你得到的不是一个单纯减去毛毛虫的环境,而是一个新的环境:你重构了生存的条件。新技术不是什么东西的增减益损,它改变一切。”

嗯,传统媒体就是那条毛毛虫,它正在消解。新的媒介技术改变着一切,有着正向的力量,也有着负向的力量。

一周前,在一个群里聊天得知,有一个位于爱尔兰始于08年的创业项目Storyful,专营针对社交网络上的消息(特别是照片和视频)去确认的活儿——42岁的创始人称之为新闻确认服务,并称他的公司是一家“社交新闻通讯社”(social news agency),短短三年,签下了ABC news、纽约时报、Youtube等客户,去年年底被新闻集团以2500万美元价格收购。看,总有人会跑出来用商业的力量去干这事。伦理规范不靠谱,商业逻辑比较靠谱。我也承认,这个社交新闻通讯社不可能完全解决当前嘈杂混乱的社交网络问题,但总是能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

人们为了解决问题,发明发现新方式,新方式本身又诞生新的问题,然后再发明再发现。文明这个东西,大致就是这么推进的。光喊应该如何如何,其实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作者:魏武挥,新媒体的实践者、研究者和批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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