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如晨
我觉得，在运营商联建国家基站公司一事上，工信部只讲了一面，没对外传递出，这也是运营商们在“甩包袱”。
我说的“甩包袱”，不是褒与贬，而是从市场分工角度来说。
工信部的回应主要侧重的是共享共建。这个是老话题，是多年来的政策指引，几乎全部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出台过相关政策文件。但截至目前，三大运营商仍然分立建设，造成基站建设重复，形成许多浪费，已严重影响到4G产业链布局进程。
其实，共建与共享也是两个方面的事。对于运营商来说，基站建设现在比老百姓买房都令人沮丧。由于中国城市化改造加速、市政工程多多，运营商基站站址要么面临合同到期，要么面临其他市政需求，需要搬迁，而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想找到吸纳后覆盖与经济效益结合的点，难上加难。
大城市之外的城镇化也是如此，运营商地方公司常常面临这样的问题：之前在某处规划建设的基站，忽然遭遇多变的城镇化建设，有的覆盖成空白，缺少经济效益；有的则跟城镇规划冲突，需要尽快调整。这导致运营商基站，许多被拆掉，临时选址建设谈何容易，从而导致用户体验不佳，运营商有时无所适从。
而且，选址与建设方面，除了技术层面外，大量工作都是与当地政府、社区、物业公司以及小区居民的沟通与协调。这不是运营商们擅长的事儿。所以，过去几年，公众经常看到，运营商经常与物业公司、社区发生一些矛盾，甚至引发不良事件。
可以这么说，基站选址建设，已经成为运营商的负资产、一大包袱。
而所谓共享，则是侧重混乱竞争之后的需要。几年前，运营商的优势地盘基本上划区而治，但最近几年，为了争夺优势信息消费市场，它们的竞争日益白热，有时甚至为了几处基站站址私下斗殴。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它们许多基站都是重复建设。
对运营商来说，“共享”一词，过去不过一个冠冕堂皇的口号，现在确实成了集体困境后的出路。
这不是纯粹的成本问题，而是与中国城市化、城镇化、环境保护关联一起的社会性难题，已经完全超出了运营商统筹协调的能力与范围。
举例来说，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之前，运营商都曾想借助大事来升级服务，提升基站有效覆盖，受困于上述因素，并没推进多少。
中国正处于新一轮信息化窗口期。2013年，国务院提出要积极推进中国信息消费，并提出到2015年，信息消费规模超过3.2万亿元，其中基于互联网的部分要占3/4。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如今，中国4G布局正是出于关口，基站作为核心基础设施，急需化解上述难题。
国家基站公司独立运营，等于说，运营商甩了一个大包袱。新公司名义上是运营商联建，但真正的业务是与地方政府的城市、城镇协同，提前介入，并与市场上专业的选址建设、代维公司共同推进，这是一个涉及诸多民生服务的领域，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基站公司。
新公司不能仅由三大运营商投资，而应该引入更多社会力量，尤其是熟悉地方城市规划的力量。未来，新公司完全可以通过在地方设立分支，借助社会化网络，拓展基站选址、建设、运营及服务网络。
工信部人士针对此事的回应，似乎有这苗头：“这种模式的探索，应按照市场化原则和三中全会提出的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精神进行组建设计和运营。”
三大运营商都是国资背景，都是基础电信运营商，根据去年国家公布的吸引民资参与者一领域建设的指引，国家基站公司或许会引入民资力量，成为政策背景下的一个典型案例。
有朋友担心，国家基站公司可能形成新垄断。因为，基站资源是运营商垄断象征之一，由于运营商未来需要租赁新公司的基站，而新公司又是它们的子公司，可能导致三家运营商出现价格共谋，抬高面向OTT类企业的服务价格，最终将成本转嫁到普通老百姓身上。
我也有点担心。毕竟，三大运营商都是上市公司，有国资保值增值任务，有许多数字压力，如果竞争加剧，不排除它们动作变形，借助合资公司做文章。
我认为，消除垄断质疑的途径，应该还是在于国家基站公司的开放运营，让更多力量参与。
可以断言，如果新公司只由三家运营商来玩，效果绝不会好，搞不好还引发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你一方面要租赁新公司服务，一方面它又是你的子公司，三大巨头每年的关联交易额那可不得了。
如果真有民资或其他力量参与进来，我觉得，运营商的共建共享会产生更多综合效应，后续不但能推动它们逐渐走出管道化困境，将重心转移到增值服务商方面，走精细化运营之路，而不是寄生在垄断地位上，而且，它们自身也会与其他互联网公司建立更为紧密的生态合作。其实，这也是提高中国整个通讯业全球竞争力的方向。
当然，我对国家基站公司还有另外一种期待。就是说，在提高中国整个通信业竞争力、促进生态和谐的情况，应该进一步强化电信作为整个公用事业的普惠性、普遍性特征，提高服务全民的普遍性，唯有如此，才真正能消除数字鸿沟，促进信息消费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