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887年，天津、河北、河南以及山东部分地区的省委书记（不好意思，当年的直隶总督管的地儿就是这么宽）兼发改委主任，64岁的李鸿章定下了一个小目标，他想办一家银行。
对于李中堂，这真的是个小目标，因为当时他的日程表上，还密密麻麻列着工作——办海军，修铁路，筑炮台，维护电报、电线，以及开办军事学堂。
这么说吧，发改委主任李鸿章，还肩负着中央军委副主席、工信部部长、国家电网CEO、以及国防大学名誉校长，都是花钱如流水的生意。
对于李中堂来说，每天都是双十一的剁手日。
更痛苦的是，负责帮他还信用卡的户部尚书翁同龢与他素来不睦，信用卡还得非常不给力。
“权倾朝野，兜比脸都干净”，李鸿章喝多了两口酒，摔了一个杯子，唱了一首“再也不能这样活”。坐在旁边帮李中堂点歌的米国人凑了过来“中堂，为何不跟我们美帝一起办个合资银行，”
李鸿章发微信，叫来了心腹盛宣怀。三个男人又开了一瓶拉菲，定下了一个改变世界的梦想——美帝出资5000万元，在李鸿章管辖的腹地天津，设立华美银行总行。
这家银行将由中美商董出资共同管理，有铸造银元、发行票据的权利。但惟发出票数，不得过本行存银之半。人家也是有资本充足率的考虑的！
然后，便是对李中堂洋务事业的支持，以及美国人怎么融入到“洋务生态”中的约定，比如大清开办铁路、开矿、纺织、营造等类大工程借款，利息可使格外便宜。于借款之时拟定华美银行要作贷前调查，并有可靠物资作抵押担保，且工程所用材料应由华美银行代为采购（可参考当前世界银行通行的买方信贷），以及应允本行分沾余利（就是做了开发贷款，要跟着一起赚钱）。
大家都是无利不起早的生物，大老远地来开发新兴市场，不就为了一起赚钱么？不过李中堂在合约里保留了一条——所有华美各员董悉听北洋商宪节制，也就是说，北洋是可以随时把这家合资公司一脚踢出门外的。
注意昂，华美银行有铸造银元、发行票据的权利，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商业银行了，这还承担了部分中央银行的职能。李中堂若可以部分掌握货币政策，他能积极配合财政部长翁同龢的工作么？
财政部长、帝师翁同龢奋起反击。
但反击的理由嘛，肯定不能是老泪纵横地抱着光绪的大腿说“李鸿章他暗渡陈仓，分老子的权”。
作为同治、光绪的老师，翁同龢在历史上一直留下了个克己复礼的老夫子形象。人家翁同龢，15岁中秀才，26岁中状元，从小就是一颗灼灼的入仕途的心，后来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政治斗争经验丰富着呢。
翁同龢反对李鸿章开办银行，重要理由就是，洋人要插手我大清修铁路啊，这可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生命线啊。
至于指责李鸿章分权的话，都由他人助攻，比如说江南道监察御史屠仁守在上给光绪皇帝的奏章中就说“窃朝之大柄，坏经常之大法，外启各国之争心，内夺从商之生理，将使户部为虚设，国计为孤”。
这么内外危机的事儿，我们不同意。至于怎么办，我们不知道。反正就是 you can you cannot up，no can always bb!
山雨欲来，压力山大，最终，李鸿章试图在金融版图上的这一跃，停留在了商业计划书与创业梦想秀的阶段。
在国内反对声风起云涌之前，李鸿章的心腹马相伯曾在美帝路演华美银行的筹建，当时众多资本均表现出了强烈的意愿，愿以五千万元为启动资金，以三万万元为银行存款（存款以三厘起息），注资华美银行。
直到10年后，甲午海战惨败，在纠结了良久政府的融资能力为和不如日本给力后，问题最终被归因于金融制度，由天朝主导的第一家现代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才在1897年成立。
李中堂身后多年，有史学家感慨“如果1887年清政府批准成立华美银行，有三万万美元存款，北洋舰队可以购买更多、更先进的铁甲军舰，甲午战争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说实话，这个判断我不信，我猜李鸿章也不信。在华美银行失意后，他曾写下一句“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掣，遂致一事无成。良用喟叹”。更多李鸿章解读：www.yangfenzi.com/tag/lihongzhang
（二）
1926年1月，李中堂身后25年，在他势力范围未曾踏足过的东北区域，一个逆袭的屌丝通电全国，称东三省与北京政府断绝一切行政关系，北京政府一切命令和约束，概不承认。实行三省联治，推这个屌丝维持东北秩序。
东北三省独立了，这个逆袭的屌丝，就是东北王张作霖。
多年辗转，一朝称王。张作霖带着儿子张学良，亲自着手抓了一项重要工作——把边业银行的总行从李中堂倾半生之力的天津，迁到了张氏老家的那个屯儿，奉天（即今天的沈阳）。
边业银行始建于1919年，战乱连年下一直经营不善，却一直是枭雄必争的一块肥肉。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张作霖战胜了直系军阀，张学良紧随其后收购了此前直系军阀控制的边业银行股权，增资扩建，将边业银行转成了自己手上的牌。
1926年，张作霖父子将边业银行总行由天津迁到沈阳，随后在东北各地先后设立了26处分行，全国也搞了30多家分行。
彼时入股东北边业银行股东皆为政府要员，业务开展颇为顺利。而张家通过边业银行发行纸币，在武力比拼之外，则为他们独立统治东北，增添了一道金融边界。
（三）
1882年，那一年，李鸿章正在为旅顺军港奔波。那一年，洛克菲勒财团成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托拉斯。
在牢牢控制了实业的命脉后，洛克菲勒财团的另一只手，还搭建了由花旗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等四家大银行和三家保险公司组成的金融核心机构，而这七大企业控制全国银行资产的12%和全国保险业资产的26%。
作为一个英文不好的人，这一段历史我只能摘公开资料给你们——洛氏家族通过它们影响工业企业决策。洛克菲勒财团创办基金会，向教育（芝加哥大学、洛克菲勒大学）、文化、医疗卫生和其他社会团体赠款，扩大影响和势力。洛克菲勒财团还支持亲信人物担任政府要职，如曾任国务卿的杜勒斯、腊斯克都担任过洛氏基金会董事长的职务；基辛格出任国务卿之前，曾担任纳尔逊·洛克菲勒（老洛克菲勒之孙）的外交政策私人顾问。
每一个目光深远的老男人，在他们声势鼎沸、却也如履薄冰之时，他们手中的事业线上，都长出了另一条分叉，通向金融。
一天前，乐视董事长贾跃亭发内部邮件表态称，乐视控股公司节奏过快并进行反思。
在发布调整节奏前一周，乐视一击重力，正式发布了被称为乐视旗下第七大子生态的乐视金融。这是自去年8月启动以来，乐视金融首次对外解读其业务布局与战略定位。
一位我特别尊敬的金融家，前中国银行副行长、乐视金融CEO王永利给出的乐视金融定位为，将形成以网络支付、网络交易、网络资管为三大主线，以“网络支付、交易平台、财讯平台、财富管理、网络信贷”为五大主营业务的基本架构。更多贾跃亭解读：www.yangfenzi.com/tag/jiayueting
此前，乐视已经发布过包括乐视网、乐视体育、乐视汽车、乐视移动智能、乐视云、乐视电商在内的六大子生态。
王永利说，乐视金融将立足于乐视，但不局限于乐视。所谓立足于乐视，是指在起步时共享乐视已有的业务基础、用户资源、云平台、大数据等；而在之后，包括支付、交易等业务都将表现为平台式、开放式发展。
遥想当年王永利分管中国银行16个核心部门的盛况，乐视金融依然是我非常看好的一环。
在调整节奏前，乐视合上了生态的闭环。
在筹建华美银行的纲领中，李鸿章说“本大臣督办中国通商事务，于中国铁路、矿务、纺织、营造诸大端，皆当次第举办，而银行尤为各事之枢纽。”
金融，是纽带，是联通，于任何一个巨型的商业形态来说，这是触得天机前，绕不过的一重修行。可一着不慎，这也可能是伤人自伤的走火入魔。
有一段野史，1937年4月，张学良因“西安事变”被软禁，同月，边业银行正式停止营业。而在此前，边业银行已经在清理“善后”，边业银行总经理韦锡九说“此时边业银行不欠存户一文存款，没倾过民众一张钞票”。
李中堂说，身怀利器，杀气自生，慎而重之。
【文/林默 花儿街参考（微信号：zaraghost）】
·氧分子网（http://www.yangfenzi.com）延伸阅读：
钛媒体一直秉承“技术信仰”、“专业主义”，给用户提供最有价值的财经科技信息；“尊重客观事实，勇敢表达观点”，则是这个伟大时代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利。
声明
今晨，我们注意到，乐视网（300104）于11月8日晚间发布了一份澄清公告。多次点名并且引用了钛媒体此前所做的深度文章《赵何娟：乐视会像当年德隆一样大崩盘吗？》。该文章首发于11月7日，引起了市场巨大反响。在乐视网公告中，被与其他两篇关于供应商催债传闻的文章放在一起，统称为“文章”，做了所谓的澄清。
该澄清声明完整如下：
针对以上报道中的相关内容，公司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内部自查与核实，现将详细了解后的情况澄清如下：
个别媒体刻意将上市公司与乐视非上市公司体系混为一谈，用错误的逻辑影响投资者情绪，误导投资者，并且上述文章用带有主观恶意的言辞，杜撰和污蔑乐视美国发布会受到海外媒体质疑，存在明显失实，再次严重误导投资者。
经核查，公司目前运营一切正常，各业务线与供应商均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未出现所谓的拖欠供应商款项事件，更没有缓发员工工资，停止出货来筹集现金流的情况。
文章将乐视商业模式定义为“内部钱生钱的的金融模式”并类比为德隆系，首先对乐视生态并不了解，其次毫无专业可言，借抨击德隆系影射抨击乐视生态，乐视网只是一家上市公司，并且拥有乐视视频、乐视云、超级电视这些实打实的业务，发展稳健。其次，作者更是没有任何依据的恶意揣测 2014年公司发展中曾遇到的困境情况以此引导投资者情绪。
二级市场股价波动有多重因素综合影响，但对于故意造谣生事，抹黑上市公司，影响资本市场的行为，公司将采取法律措施，甚至申请刑事立案，维护公司和投资者合法权益。广大股东对于公司的支持使公司更好发展，感谢各位乐迷以及投资者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理解，公司也将更加努力的践行乐视生态发展战略，以求创造更多的企业价值和股东价值。
乐视可分为上市公司（乐视网）、非上市公司（LeEco Global）、汽车生态三个大体系。乐视网是乐视生态的起点，是乐视生态的根基，其核心业务是乐视视频、乐视云和超级电视等。乐视网财务状况稳定，目前高速健康发展。上市公司乐视网前三季度营收 168 亿，较去年实现翻倍增长，旗下内容、大3屏以及乐视云三大业务取得突破性进展：从版权到自制、从院线到网络、从影视到综艺、从广告到会员，乐视网已经构建起国内最完整内容生态并继续保持优势；乐视超级电视保有量即将突破 1000 万台，在高端市场上的销量已经具有显著优势；乐视云作为全球最大的云视频平台，已实现与全球众多战略级客户的全面开放合作。
由于乐视在澄清声明中，在澄清事项里，对“文章”一律使用了“造谣生事”、“故意抹黑”等评价。也给阅读钛媒体文章的用户造成了困扰，严重影响了钛媒体的声誉。
对于乐视网在澄清声明中所表达的，要“采取法律措施，甚至申请刑事立案”的威胁，钛媒体公司也经过了一顿内部审查，意见如下：
关于是否“造谣生事，抹黑上市公司”。经查，《乐视会像当年德隆一样大崩盘吗？》一文，客观、严谨、平衡、分析理性、措辞克制，除了有几个错别字，不存在故意造谣生事，更不存在抹黑。所有事实与数据全部来自上市公司财报、工商系统，以及乐视公司公开发布会新闻，论据充分。此外，还有作者基于正常商业逻辑和行业常识的分析。白的黑不了，黑的白不了。
关于是否专业。钛媒体立志做TMT领域全球一流的专业信息服务商，“专业主义”一直是我们深入骨髓的信仰。 主笔人赵何娟是本司内部人员，作为钛媒体的创始人之一，她也是有着多年财经和科技报道经验的资深媒体人，无论对TMT产业，还是对资本市场都有着深入的观察和敏锐认知，曾还受证监主管部门之邀协助司法部门对上市公司宏盛科技等的跨境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和取证。她的专业能力、认真自律和敬业精神，都体现了钛媒体对于“专业主义”的极致追求。
经查，《乐视会像当年德隆一样大崩盘吗？》全文经过了非常翔实的数据搜集，逻辑严密的论证分析。乐视与德隆，有非常多的不同，也不是一个领域的公司，不在一个层面进行整合。但是二者都是资本运作的高手；都极度依赖于融资杠杆驱动规模扩张和股价；都在企业陷入困境时，用更大的融资杠杆来“以毒攻毒”；两位创始人都有着极强的野心和交易能力⋯⋯基于此，作者对二者有一定的类比，但是全文的逻辑核心，还是在于乐视本身的生态模式，以及上市公司所面临的现金流压力之巨。故贵司所说“不专业”并不准确，也不具体。
关于“乐视网只是一家上市公司”和“将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混为一谈”。经查，钛媒体文章《乐视会像当年德隆一样大崩盘吗？》一文已经明确区分所谓乐视生态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文中明确提出“乐视网，专指上市公司”，文中都将所谓乐视生态公司均用词明确的分开来谈，不存在混淆。且乐视网也必须承认的是，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之间存在大量关联和关联交易，这也是所谓乐视生态的特点。
关于“将采取法律措施，甚至申请刑事立案”的威胁。乐视网已经是一家上市公司，即一家成熟公司，一家公众公司。接受公众监督，是一家公众公司必须要履行的义务，透明、真实是一家公众公司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尊重客观事实，勇敢表达观点”，则是这个伟大时代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只有经得起拷问，经得起调查，足够的透明与真实，才能真正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对于诋毁和破坏钛媒体声誉的行为，我们也将保留维护自身权利的法律权益。
钛媒体上已聚集了数千名TMT领域从业的杰出专业作者，以及中国最优秀的专业采编团队，之后还将一如既往为市场，为用户提供专业、可信、可读的优质信息；涉及乐视，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客观平衡地看待，很快还将有重磅报道做出。
这个冬天也将迎来钛媒体上线四周年，我们有一个平均年龄远高于同行，很成熟的创始人团队，却仍然是一个志向远大的年轻公司，这四年多来，钛媒体从未有一丝放松过对内容专业性的要求。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都还忙碌在对2016 T-EDGE国际大会暨BTAwards创新盛典的准备上，今年的盛况将是空前的，无论是会场设计、展区互动体验，还是来自中国、美国、以色列等先锋创新领袖嘉宾的规模，都是空前的。我们不惜成本地做好这些内容，这一切都希望是一如既往地推动中国新兴商业力量的成熟，商业环境成熟、投资环境成熟，推动技术改变世界，让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更美好和真实些，哪怕一点点。
茨威格说：将人生投于赌博的赌徒，当他们胆敢妄为的时候，对自己的力量有充分的自信，并且认为大胆的冒险是唯一的形式。而德莱塞同样说过，真实是人生的命脉，是一切价值的根基。
钛媒体
2016年11月9日
节选自《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三联书店2017年1月刊行）。
长期以来，晚清外交史与中国近代史一样，无论在当时，或是后人眼中，得到的都是极为负面的评价。随着外交档案的挖掘，以及学者对政治力介入的反思与自觉远离，事件研究得以深入展开，其理解也逐渐深刻与多样。
历史学者李文杰研究专著《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三联书店2017年1月刊行），尝试从制度、人员、组织结构的视角，回答、解释晚清到民国初年的外交表现，以及“外交官”这一群体的形成与变化。书中利用诸多的个案，用“定量分析”的方式，考察了晚清外交的执行机构——总理衙门、外务部与驻外使馆的人员构成、人才选用、权责分配等诸多制度问题，重建外交人员从传统的淡化专业的科举选官制度到西式外交制度下，逐步发展的全过程。
长期以来，晚清外交史与中国近代史一样，无论在当时，或是后人眼中，得到的都是极为负面的评价。进入紧随而来的北洋时期，外交官获得相对的自主性，虽国势衰微、政局动荡，却能利用西式外交的语言和手段，尽量减少国家利益的损失；甚至不失时机地利用条件，修正不平等条约，挽回部分国权。对于晚清外交史的研究，学界集中于事件梳理，那段历史的具体细节、国权丧失的经过，已有大致清晰的认识；在北洋外交史研究领域，随着外交档案的挖掘，以及学者对政治力介入的反思与自觉远离，事件研究得以深入展开，其理解也逐渐深刻与多样。
两类外交人员群体的分与合
晚清的外交人员群体，始终分为界限分明的两部分。一类是总理衙门章京与大臣，大致源出科举正途，多受儒家义理熏陶及朝中清流制约；另一类是驻外公使及其下属，他们经由大员保举、请托等方式得以上任，多出自捐纳等异途，其在外交涉的效果，因不同的个人而个体差异较大。
传统中国有着自己的天下与华夷观，并据儒家经典衍生出处理对外事务的经验，这些不外乎用怀柔羁縻的策略，使剿抚参用的手段，以达到华夷之间等差有序、和谐与平衡的秩序。清中期以后，国家受外力接连冲击，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不但在政治、军事上，而且在经济、文化上全面接受外来挑战。历经多次冲突与教训，清朝的政治家已清醒地认识到自身面临的外来压力。这些压力主要是来自北方的领土蚕食和来自海上的商业扩张，他们将前者比作肘腋之忧，后者比作肢体之患。于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从形式上接受了近代西方的外交模式，成立总理衙门，以消弭上述隐患。中国近代的外交，从制度到形式、内容、方法，多为西来，是西力东渐的结果。无论是初具近代外交部性质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是改组后西式的外务部，或是常驻各国使馆，都是中国传统所无，而拜西方列强之所教。
然而，清朝对外人所教制度，并非得其精髓，予以复制。新式的外交机构从一开始，就是从传统的母体中生长，此后逐渐改造、纠正，最后落地生根。
出身于科举正途的总理衙门章京与大臣
表现之一在于，晚清的外交人员群体，始终分为界限分明的两部分。作为中央机构组成部分的总理衙门，是因应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公使驻京的新形势而建立的部门。受制于有限的财政规模，同时也为了保证办事的高效与慎密，新成立的总理衙门只能仿照军机处模式，以兼差的形式选用官员，并将其官员分为大臣与章京两级。前者从大学士、军机大臣、各部院尚书、侍郎等高层中选任，后者则从内阁中书、各部院郎中、员外郎、主事中考选。他们数量庞大，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最大的特点，就是产生于科举选官制度之下，多半出身于科举正途。
由于自幼浸润于儒家经典，聆听圣人训诲，又经由总理衙门经义论题的考试选拔，他们普遍长于读书作文，而拙于西式外交的思维和手段。不过，总理衙门所办事务被划入机密之列，因格外注重保密而接受军机处与内阁模式，即摒弃胥吏，任用章京直接办事。国家外交由此避免类似六部事务操诸胥吏之手的命运，科举出身的章京也得以借此历练，从修撰档案、收发文书开始做起，而后分股办事，起草各式文书，经过数年的历练，交涉经验逐渐从无到有，积少成多，也能成为一方面外交问题的专家。他们中间，产生出一批视野开阔、熟悉成例、办事明练的外交人员。
章京之上的总理衙门大臣，是总理衙门的主管官员。与军机大臣、六部堂官一样，他们对本部门事务负集体责任，有品级之差，而无权责之别。分权带来相互制约，也造成大臣群体的保守与因循。在中央与地方权力缺乏横向切割的框架之下，总理衙门与督抚将军在外交权力上并无上下辖治权。出于平衡关系的考虑，总理衙门大臣之位经常被安排给在外交上毫无思想，业务上也无联系，甚至是敌视洋务的高官。这些都削弱了总理衙门大臣的作用。
作为一个急需专门知识的团体，总理衙门官员更大的问题在于，该机构承续六部与军机处的人事特点，大臣与章京品级相差悬殊，无法借由正常的升迁，由一般的办事司官逐级晋升为本部门的主管堂官。这无疑阻碍了章京专注于外交的热情，也减少了总理衙门主管官员中生成专家的几率。
总理衙门大臣与章京，是传统士大夫的一部分，他们的日常工作、职业生涯，与京中同僚并无异质差别，并非自成体系。他们的举动，受制于晚清的清议。一方面，他们熟读经典，行事自觉受义理名教的约束；另一方面，在洋务这一饱受诟病的领域经营，他们须随时防备来自清流言论的指摘与弹劾。由此使得总理衙门的行事，尚存一定的章法与规范。这一点也正是他们与驻外人员群体主要的不同之一。
驻外使馆的选任制度
晚清驻外公使的派遣与使馆建立，有着内外两层促动因素。在19世纪中期，因国内人口过剩及全球劳工市场短缺，大量华人漂洋过海，外出谋生，备受欺凌。在外国领事与公使的提示和建议之下，清朝逐渐意识到保护侨民的必要性；同时，东邻日本的迅速崛起与蛮横挑衅，极大威胁着国家安全，在屡经讨论之后，清朝向海外派出常驻使团，试图通过这种西式的外交模式因应上述问题。然总理衙门并未储备相应的外交专才，加之清流横议，遣使一事阻力尚存，于是总理衙门采用了以南北洋大臣为主的督抚保举、总理衙门推荐的公使选任方式。一大批对外部有所留心，或在洋务上有一技之长的督抚幕僚、部属、同乡被保举为驻外公使，经军机处、总理衙门斟酌推荐后成功上任。
为便于使团运作的灵转，总理衙门又让公使自行挑选使团人员，并在资格上不予限制，驻外使团成为公使私人属性较强的幕僚团队。由于有借助劳绩保奖升迁的好处，一些异途人员或通过贿买，或借助与公使的特殊关系，或经由朝中大员的请托，而进入驻外使团。他们被任命为驻外参赞、随员，襄助公使办理日常事务；或任命为领事官，独立负责保护一方华侨。他们成长于国内环境，不通外语，也未经历过职业训练，毫无专业能力可言；同时，他们多未经历过科举考试，与儒家的道德信条保持较远的距离；又因远离国内，义理名教、清流言论对他们而言，少有约束作用。按照制度规定，公使在任以三年为一届，任满回国，使团人员亦如是。在此情形之下，清朝驻外使团的外交效果不难想象。公使在外可拥厚资，回国后提升本职，平日缺乏监督，缺乏担当任事的动力，也缺乏足够的办事能力。而那些经由贿买或各种关系进入使团的人员，平时属意的是期满回国，借助劳绩保奖而进身。品质恶劣者，更是向本应由其保护的华侨巧立名目，聚敛财富。
在驻外人员中，翻译官有着其他人员不可取代的语言技能，因而多能在外连续任差，少数人甚至借此升任公使。他们是在外时间最长，接触西方外交最多的一群人，也是最有可能在旧制度下成长为职业外交官的一群人。不过，由于他们主要成长于同文馆这一并不合格的语言学校，其语言及交涉能力经常无法因应外交需要；同时，他们中的多数因出身及教育原因，仍渴望回国进入仕途主流，求得本职升迁。
由此形成了晚清外交人员的两分：一类是总理衙门章京与大臣，大致源出科举正途，熟读儒家经典，依靠科举考试获得入仕资格，受儒家义理熏陶及朝中清流制约；另一类是驻外公使及其下属，他们经由大员保举、请托等方式得以上任，多出自捐纳等异途，有一些善于任事的能员干吏，少几分纲常名教的束缚，加之远在海外，避免了清流掣肘，其在外交涉的效果，因不同的个人而个体差异较大。
两类外交人员的合流
外务部的改制及驻外使馆的改革，其中一项重大内容就是糅合以上两类群体，使得外交官可得以内外互用，外务部相应品级的官员与驻外公使、参赞、领事互相调任，形成一个独立的职业外交官培养系统。
外务部丞参在此之后加入到驻外公使的候选群体之中。尽管由于主管大臣的原因，外交界弥漫政以贿成的风气，然驻外公使毕竟有了更合理的选择范围。公使之下的参赞、领事人员，除调用部分外务部司员之外，更多的是任用有着丰富经历的旧参赞、领事人员。而先前部分翻译人才的留任，使得这一批专任外交人员得以长期在外交界立足，并借此成长为清末民初第一批职业外交官。
外务部在选人方面，先是沿用经由总理衙门章京考试而选拔的旧人。到 1906年后，改用奏调之法。从此进入外务部的新人，在结构上发生重大变化，他们不再是科举正途出身，而更多是从驻外群体、外语人才中调用。不过，直到清朝覆亡为止，外务部实缺官员的主体，仍是此前的总理衙门章京，他们的改革思想，推动着制度的完善以及外交官结构的悄然变化，他们的自律也保证着该部门的运作不至偏离基本道德与规则的约束。
外交人员长时期的“差使”属性
总理衙门章京借助（差使的）劳绩保奖，仕途上升的同时，经济情况也得缓解。于是，一批又一批的京官满怀希望地进来，获得保奖后，又如愿以偿地出去。但与此同时，清朝的外交专家却并不因此而增多，交涉局面也并未因此而改观。而他们在总理衙门积累的办事经验，也无法由此而得以传承。
总理衙门与驻外使馆自始即带有浓厚的传统官制的色彩。其中，对外交人员群体发展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长时期作为“差使”的属性，以及附属于差使的“劳绩保奖”。
总理衙门本是仿军机处模式建立的临时机构，后因事务渐繁、领域渐广而成常设机构。其中官员皆从他处选任，总理衙门只是其职事之外的差使。差无法独立存在，总理衙门官员各有本职，所以他们须首先顾及本职事务，这势必分散其精力与时间；差没有自带的品级，官员无法在差的系统内升迁，因此，总理衙门章京的仕进，必须落实于本职品级的上升。不过差属于额外劳绩，有相应的“劳绩保奖”作为酬庸。城下之盟下建立的总理衙门曾饱受国内攻击之声，为鼓励士人加入其中，其劳绩保奖超越军机处，成为中下层京官补缺、上升最有力的助推器。在晚清官场壅滞、京官经济困窘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正途官员敢于冲破清流藩篱，进入总理衙门任差。事实结果，也正如其所愿。总理衙门章京借助劳绩保奖，或补缺升职，由候补中书、主事而任实缺，然后继续上升，外放道府，仕途上升的同时，经济情况也得缓解。于是，一批又一批的京官满怀希望地进来，获得保奖后，又如愿以偿地出去，身致荣显，风光荣耀。但与此同时，清朝的外交专家却并不因此而增多，交涉局面也并未因此而改观。而他们在总理衙门积累的办事经验，也无法由此而得以传承。
驻外使馆从公使以下所有成员，同样摆脱不开“差”的属性，也同样赋予劳绩保奖的酬庸。公使、参赞、随员，本皆依靠捐纳、军功而获得道、府、州、县头衔的候补官员，国内补缺困难，他们因此请托或行贿进入使团，经营驻外之差。最大的促动力量，便是静待三年差满，得一劳绩保奖，换得在国内本职的提升。驻外之差，不过是其暂时栖身、借以攀爬的工具。在这一背景之下，也就经常出现不待事务料理完毕，先行回国的参赞。他们服从的是给予保奖的三年之限，而非职业本身。一批批参赞、领事、随员出洋任差，三年期满回国，或由此赢得出仕机会，或在原职上官升一级，他们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但对于国家而言，在外交涉少有进展，出使在外的官员，仍是一批批新的面孔。
外交人员“差使”的属性连带另一个后果：差无品级，因此较难在本系统内合理、依序升迁，他们的上升必须依据本职品级而进行。这一点，驻外人员因多为候补官吏，情况稍好，总理衙门问题最为显著。本职为部院司员的总理衙门章京，级多不过五品，而作为堂官的总理衙门大臣，则多为二品官。品级的悬隔，导致多数人以外放各省海关道、知府为任差的归依，不拘常规、以三四品京堂作为阶梯最终出任总理衙门大臣的章京，寥寥无几；大多数人的经验与智慧，只能随着外放而流失。
外务部改革与外交官的职业化
其最初思路是扩大外务部与驻外使馆之间人员的互用，由此形成一个外交官训练、升迁的独立体系，推进职业外交官团队的形成。此后在 1906年，由于科举停废，同时得益于一些颇具眼光的官员如张元济、刘式训、汪大夑的主张，改革得以深入进行。
外务部的改制以及清季一系列的外交改革，绝不仅限于名字的改换，而确为制度上的重大变革。它改差为职，使得本部人员得以专任一职；废除与差结合的劳绩保奖，让借此经营仕途者有所却步。为解决此前总理衙门总办章京的安置问题，它建立了独特的丞与参议制度，赋予其三四品的级别，由此成为本部五品司员与二品侍郎之间衔接的桥梁，无意中为本部司员久任与上升提供了一条独立的路径。我们在后来历史发展过程中看到，一群久经历练、颇具进取思想的官员，由总理衙门章京改任主事，而后遇缺便升，由员外郎、郎中擢参议、丞，甚至最终成为外务部尚书、侍郎等主管官员。
这一改革思路也由此延伸到驻外使馆。驻外使馆的改革，最先是因国内有识之士不满驻外人员的素质，思考改革而逐渐促成。其最初思路是扩大外务部与驻外使馆之间人员的互用，由此形成一个外交官训练、升迁的独立体系，推进职业外交官团队的形成。外务部首先让本部丞参加入驻外公使候选名单，部分丞参得以顺利外任，资历与经验更加完整；公使之下的参赞、领事、随员职位，因劳绩保奖的限制以及士人内心对正途、异途的区隔，而鲜有外务部司员尝试。此后在 1906年，由于科举停废，同时得益于一些颇具眼光的官员如张元济、刘式训、汪大夑的主张，驻外使馆改革得以深入进行。
改革的核心内容，除强制规定内外互用的原则之外，还有由外务部收回驻外人员的任用之权，改驻外之差为职，并停止劳绩保奖。外务部收回公使之下驻外人员的任用权，减少了公使任用私人、接受贿买职位的情况，也从制度上为内外互用原则的落实给予了相应的依托。驻外公使、参赞、领事改差为职，并赋予相应品级，则让他们有可能在此领域专意用心，同时可依成绩与能力循序上升。
不过，上述制度尽管从设计上已显得较为完善，然而从实际执行的效果来看，却大有改变和提升的空间。从外务部官员群体来看，其主管官员越来越多来自循级而上的中下层司员，司员群体除原有的总理衙门章京、驻外参赞、新加入的留学生之外，也有经举贡考试形式签分入部的旧举人、拔贡，出自译学馆中并不合格的语言学生。驻外人员的任用权尽管收归外务部，然同时须照顾、协调公使的意见，因此仍有公使私人、部属的掺入。较多的驻外参赞、领事、书记官则来自旧的驻外使馆系统之内，他们虽富有任职经验与资历，然其素质、品格、能力原本就存在很大问题，他们未经甄别淘汰而继续留用，也由此影响驻外人员的整体素质与外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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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企业界大事很多，尤其是这两件。
一个是宝能。去年脚踏万科拳打格力风光无限的宝能系被爆出资金链告急，有600亿资金今年可能退保，宝能向监管层写了一封低三下四的报告，求放过，求开放新产品销售。
一个是乐视网，周末刚开了发布会，贾跃亭让出总经理之位，继续做董事长，接下来他专心去造汽车。乐视网接下来估计会是一场大手术，这场大手术的主刀者不再是创始人贾跃亭，而是白衣骑士孙宏斌。
关于宝能、万科、乐视，关于王石、姚振华、贾跃亭、孙宏斌，这些枭雄们可以写的太多，是是非非谁人论成败。今天我只想说，他们的结局都忠于了他们的历史。他们过去的路径决定了今天他们的选择。
王石，本身是红色子弟，又属于在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万科的股权王石曾经有机会拿到，但是他放弃了，他内心就认为为国家打工是荣耀又安全的事情，他也乐于一辈子为国家打工。他当时在万科股权的让渡，应该是一种潜规则下的交换，即团队放弃股份，但是国有股要尊重这个团队，保护这个团队。
在后来的争夺战中，在王石们看来，是华润背弃了当年的承诺，事实也的确如此。从王石内心来说，如果选择接受宝能成为万科的大股东，那么就是对他过去一切的否定，一生的否定，意味着他当年的种种牺牲与奋斗，最后竟然是给一个他瞧不上的、“没有信用”的人做嫁衣，这无论如何都是王石无法接受的。所以，王石坚定说只有国有资本才能做万科的大股东，并不惜压上所有的名声。
对于姚振华来说，白手起家，爱拼才会赢，所以他的成功路径就是拼，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切合理的规则放大杠杆，这才能从菜贩子到地产商、到金融大亨，步步崛起。他清晰地知道万科的价值，也无比精准地捕捉到了股灾后低迷的股价与保监会放开蓝筹投资上限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时间窗口，一跃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更是频频狙击南玻、格力。如果不是被叫停的话，恐怕格力、以及更多股权分散的蓝筹企业都已经是宝能系的囊中之物。
只是这一次，他遇到了政治。一个依靠万能险来募资的机构，如果就这样拥有了这么多大型的优质国企的控股权的话，这在政治上怎么看？！但是姚老板必须去搏，他无法抗拒这种诱惑，不搏他就没有今天的成就。在他体量不足以撼动市场时，他也根本不担心政治的因素。
贾跃亭，同样是白手起家，同样要搏。今天看乐视，太激进了，杠杆加到这个程度，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搏，一个山西小镇的青年，没有技术在身，怎么能挤进中国互联网的第一梯队？贾跃亭尝到过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快乐，在十年前中国市场根本不重视版权的时候，只有乐视在囤积版权并收获了暴利，如同今天乐视的汽车、电视、体育等等给予他的诱惑。
孙宏斌是清华出身，联想早期核心嫡系，如果他还在联想的话，接班人也许都不是杨元庆。从联想到顺驰、到绿城、到佳兆业、到融创，孙宏斌身上充满了狼性，以及对危机快感的享受。在中国，敢做危机收购并且屡屡成功的，可能只有孙宏斌。对于他，乐视遭遇的麻烦要是小了，还不值得他介入，这就是刺激他多巴胺分泌的猎物，犹如最凶猛的野兽是常人的噩梦，却能给优秀猎手带来最大的快乐。
有本叫做《天路》的书，是写落马贪腐高官的，其中一个原型是王雪冰。里面写道，当他进入华尔街时，外人看遍地是资本群狼，但是他就是感觉得心应手，胜似闲庭信步。这就是天生的猎手对猎场的感觉。
所以根本不用用小人之心去猜测孙宏斌如何在乐视拉拢这个、拉拢那个，这对于他就是一桩生意，又一个挑战自己的机会。贾跃亭也并没有失去乐视，他的股份还在，有人接盘并且平安着陆，已经是贾跃亭最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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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路径依赖，过去的路径决定了现在与未来，这就是宿命。
人无法选择起点。第一次的选择，基本就设定了人生。之后每一次的选择往往只是在强化原来的习惯。
前不久我见了一个十年前的同事，当时我们在一个投资基金。聊起当年的四个同事，一个原先做老师的，转了一圈现在回到了原来的教育机构做投资；一个原先学法律的，后来也一直在做法律方面的事情；一个做过一次新能源投资的，以后都在这个圈进进出出；一个之前做媒体的，现在的打法很多还是媒体打法。
这就是路径依赖的强大。经济学上有个解释，路径依赖是指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体制,由于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以及适应性预期以及既得利益约束等因素的存在,会导致该体制沿着既定的方向不断得以自我强化。一旦人们做了某种选择，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并让你轻易走不出去。
一个广为流传、引人入胜的例证是：现代铁路两条铁轨之间的标准距离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原来，早期的铁路是由建电车的人所设计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电车所用的轮距标准。那么，电车的标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最先造电车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所以电车的标准是沿用马车的轮距标准。马车又为什么要用这个轮距标准呢？英国马路辙迹的宽度是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所以，如果马车用其他轮距，它的轮子很快会在英国的老路上撞坏。这些辙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从古罗马人那里来的。因为整个欧洲，包括英国的长途老路都是由罗马人为它的军队所铺设的，而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正是罗马战车的宽度。
任何其他轮宽的战车在这些路上行驶的话，轮子的寿命都不会很长。罗马人为什么以四英尺又八点五英寸为战车的轮距宽度呢？原因很简单，这是牵引一辆战车的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美国航天飞机燃料箱的两旁有两个火箭推进器，因为这些推进器造好之后要用火车运送，路上又要通过一些隧道，而这些隧道的宽度只比火车轨道宽一点，因此火箭助推器的宽度是由铁轨的宽度所决定的。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路径依赖导致了美国航天飞机火箭助推器的宽度，竟然是两千年前便由两匹马屁股的宽度所决定的。
每个人重新去选择的机会成本太大了，能够让你选择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所以人往往会用最习惯的方式来做事，尽管这不一定是最优选择。
路径依赖并不是坏事，虽然它也有优化的空间，这就是逆天改命。有没有推翻自己过去一切重来的勇气与必要？起点无法更改，但之后的每次选择还是在于自己。突变也许是一次机会，每一步都在重新改变轨迹。
了解自己从哪里来，才能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