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在我离开中国来美国留学即将登机前，面对着父母骤雨般飞落的眼泪和没完没了叮嘱，我却笑了。是因为要离开那片土地，而轻松地笑了，一直笑着消失在父母的视线里。当飞机起飞的那一刻，我朝那片土地看了最后一眼，心情跟飞机一起飞了起来，不仅打算自己此生不再回去了，而且还打算着也让父母离开那个国家，到一片自由的乐地享受余生。
几年后，当父母拒绝来美国定居时，我就知道，那片土地，不是我身上的阑尾炎。多少年来，我一直努力着变他乡为故乡，一直努力着闭上眼睛逍遥自乐管它洪水猛兽，但所有的努力都不如父母的一个生于斯死于斯的执著。于是，那个地方，那个有父母的地方，成了我逃不掉的命运。父母说，那儿有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孩子们；父母的孩子们说，那儿也有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他们的孩子们…… 于是，某一天突然意识到，那儿居然有那么多人牵扯着你的神经。随便一牵扯一追溯，一个跟你完全不同姓氏的人，有可能几代前跟你同祖宗。无怪乎，那儿一切好的坏的变化，那儿一个看上去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和事，总是不由自主地敲打着你的心。
前不久，登在ＣＮＤ的一篇文章《中国老百姓在想什么》，被人巧妙地变换着敏感词转载到了国内。当国内朋友陆陆续续给我送来一些网友评论时，这种心灵的敲打是那样地具体和真实。一篇不过在中国走马观花的文章，居然引起那么多网友的共鸣，认为文章是为老百姓说话而支持着，让我这个当年为了逃避苦难而远走他乡多年的游子倍感惭愧，以至没有勇气承认写文章时并没有任何立场，只不过实写所见所闻所感。也没有勇气说我只敢把文章发在海外，尽管那是一篇关于中国老百姓的文章。
这件事让我想起多年前拜访一个农村时，老村长对我感叹道：你们那时上大学非常不容易，能上大学的都是人才啦！而且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培养一个大学生，一个大学生的费用可以养活几十个农民。可是你们这些孩子学成后却跑到国外去了，去帮别人建设国家。
不知为什么，老村长的责备并没有让我感到愧意。对于这个我出生的国家，我不觉得欠了什么。尽管我上大学没有交学费，但那是我父母用他们多年无薪少酬的劳改甚至差点丢了性命上交给国家的税钱。在这个国家，不是普通老百姓对这个国家做得不够，而是这个国家对她的老百姓亏欠的太多太多！在那个饥荒年代，无数个家庭经历过眼睁睁地看着亲人们带着乞望一点点食物的眼神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三千万是个比当今台湾人口还多的数目，但老百姓就那么眼睁睁地忍受着并没有揭竿而起，默默地咽下本不该属于他们的苦果。在当今这个权钱当道的年代，无权无势无钱的老百姓仍然在默默的苦中求乐。这个国家被建设得越强大，普通老百姓的财富、权力和尊严就被剥夺得越彻底。成万上亿个游走他乡有家不能归的农民工和城镇无产者就是最好的见证。
但是，当时也在场的一个老农民的话却让我十分愧疚。他那用苦笑填满的沟壑纵横般的脸，那生命走向尽头般无望的眼睛里透着想吃一点肉的奢望的眼神，至今想起来让我的心抽搐的痛和感动。
他说：你读了那么多书，见了那么多世面，懂那么多道理，一定没有人敢欺负你。我一辈子到过最远的地方，是十五里远的小镇。不认得字也听不懂人家说话，走远了害怕把自己丢了。有苦有冤想去上访，还害怕人家听不懂我说话呢。所以只好忍着，任人欺负。你会写那么多字，也写写我们农民的苦，让国家领导知道知道？
一直以为自己真的读了很多书，真的明白了很多道理，可从来没有想到，在不识字的老农民的眼里，读书的人是这种形象：是不被欺负的，是可以通达国家领导的，还可以帮他们上达诉求。
可是，父老乡亲，您们知道吗？我们读书人确实读了不少书，但很多人是太明白道理了。我们确实可以不被欺负但那样生活不容易，于是我们选择被欺负。但是我们选择被欺负的对象不是您们弱势群体而是国家强权。被弱者欺负有失读书人的颜面，跪在强权面前才不失读书人的尊严。因为被强者打败是我们读书人论证过的输得起的对象，世界永远属于强者也是我们读书人论证过的历史规律，弱肉强食是我们读书人发现的自然法则。所以我们其实不是被欺负了，只是顺应时势适得其所。
我们很多读书人也确实可以通达国家领导，但我们的任务是上意下达，因为“上”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不过是一条看家狗，让怎样叫就怎样叫。我们也确实可以帮您们上达诉求，可是那样主人会不高兴，我们因此也许会丢了饭碗。所以我们只能是，谁给饭吃就为谁开口，那是能活着的识时务的俊杰。
我们当年读书的目的，被灌输的是为了实现某种主义，为祖国的强大作贡献；自觉自愿的，是为了考上大学、出人头地、升官发财、福荫子孙，或阳春白雪地做人上人，从来就没有包括过帮助不识字的“人下人”写伸冤状纸。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出身于“人下人”，但我们读书就是为了摆脱这种低微的身份，从而“学而优则仕”，从而“劳心者治人”，你们没有走出“人下人”是你们的问题。为了前程我们太忙，忙着做连自己也没有弄明白的高深学问，忙着闭门造车编写不仅“人下人”看不懂也用不着，而且连人上人的我们读书人都不爱看的成堆的文章和书籍。也用这些学问和文字继续论证着发展是硬道理，牺牲平衡是必要的；中国可以说不，说了人家理不理那是另外一回事；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如今的种种不文明甚至残忍可以忽略不计……我们编书不为别的，只为好男儿当留名留世，至于为什么留名留什么样的名，我们没有时间考虑；我们读书人崇尚只做学问，不问政治，所以我们只埋头编书，如果编的是强权者的历史和现实，那不是我们的问题。
根据中国自己的最新统计，中国十五岁以上的成人文盲人数高达一亿人左右。考虑到这是中国特色的统计，这个数字可能要翻一倍。如果按照新的文盲标准，即会使用计算机和上网，那么中国的新老文盲人数还要翻一番。这么庞大的群体，可能是两个美国的人口，有口说不了官方语言，有手写不了申诉状纸，明明是人却像野生动物一样自生自灭。刚烈点的，往身上浇汽油用烈火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或用邓玉姣的水果刀舍身求点尊严。邓玉姣最终是幸运的，那种幸运只是千万分之一。
多少年来，老农民的话，一直让我在想我们读书的目的是什么。每次我都会想起一句民谣：“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如果读书人把自己的出身、把良知和人文关怀给读丢了，那么红薯也不必种了，让会种红薯的“人下人”施舍一个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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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似写于2010年，作者艾约是旅美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