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江明：中国历代王朝的屯田戍边策略

近日习近平主席在考察巡视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时，进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了解兵团农业现代化情况。习近平指出，在新疆组建担负屯垦戍边使命的兵团，是党中央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是强化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新形势下，兵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汉唐盛世的“建设兵团”】

屯田戍边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创立的一套政治军事制度，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汉代建立的同时，中国北方的匈奴帝国也正在崛起，两个新兴的古代帝国边境线，成为地缘政治上的断裂带，犹如两个大型地理板块一样不断地碰撞，碰撞的结果就是两国军队和边民不断地展开你死我活的战争。当时中原文明是非常典型的农耕文明，边境线上的补给只能依靠内地输送，大军长期的驻扎戒备给刚刚建立的王朝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公元前169年，大臣晁错向汉文帝提出了《守边劝农疏》和《募民实塞疏》，建议用移民实边的办法来代替轮番戍边的办法，这就是后世屯田戍边制度的原型。在给皇帝的奏章中，晁错总结了秦朝戍边政策的历史教训。晁错认为，秦朝统一中国之后，从内地抽调人员前往北方戍边不仅艰苦非常，且长途跋涉补给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秦还要不断地修筑道路工事，严重增加百姓负担。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就是因为前往边境误期，惧怕刑法惩罚铤而走险。如果持续秦朝的模式，必将遭到灭顶之灾。同时他还分析匈奴军的作战特点，认为匈奴军队擅长偷袭，长期派出主力军队高度戒备的方法效果有限难以遏制匈奴渗透。长此以往，国家必将陷入财政崩溃的状况。因此，他提出了移民实边的新政策：

一、招募内地百姓到边塞地区，先由政府供给衣食、住房、耕作器具，规划耕地，直到能够自给自足；

二、按军事组织编制新移民，进行相应的军事训练配发武器，平时耕种，战时出击；

三、建筑防御工事，高筑城墙，深挖壕沟，一旦匈奴入侵，边民和少量警戒部队可以固守待援。

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寓兵于农的政策，成为汉朝边境守卫的基本原则。汉宣帝时代边境战争烈度已经减弱，匈奴帝国也彻底被汉王朝击败。然而北部和西北部边境上，仍旧存在大量游牧民族随时可能威胁汉的安全。当时的名将赵充国提出加强屯田之策且以身作则，亲自带着家人屯田戍边，人称屯田将军。从此之后，屯田策略成为中国历代王朝加强边境地区控制的最基本策略。

汉代的屯田政策，获得了不错的成就，即便三国时期内战连连，北方的游牧民族仍旧难以对中原构成实际的威胁。

到了大唐盛世，由于唐军全面控制了天山山脉地区，开始对该地区进行全面的屯田政策。唐王朝负责管理西域的军政部门安西都护府，在西域建立了56个屯田区域。与汉代相比，唐代的军屯政策更为稳固，除了军耕一体的编制之外，还特别注重当地基础设施的建设。尤其是对农业至关重要的水利设施建设，唐设有专门的水利官员（知水官）负责管理统筹水利设施的建造和维护。共和国建国初期，新疆建设兵团的主要工作方向也是投资修建水利设施，这与唐朝的屯田战略可谓是不谋而合。

唐代与西域诸国关系比较友好，因此除了屯田之外，当地的军屯区域工商业活动也很频繁。军屯不仅起到充实和巩固边疆的作用，还作为西域通商渠道丝绸之路的后勤补给线，给东西方交流带来了巨大的便利。这与汉代和三国时期基于国防需求的军屯政策颇为不同。

【“建设兵团”并非万能】

北宋时期，李元昊在西北建立强大的西夏王朝，严重威胁着宋河西走廊一带的领土安全。尤其是几次作战失利之后，西北部边境情况恶化，宋王朝此时根本无法同时应付辽国和西夏两个战略方向的进攻，决定在西北部采取守势。在当地加强了近十万兵力，并且开始对这一地区进行有计划的屯田部署，西北延边形成了两个屯田战略中心——鄜延和泾原，短短几年间耕地面积就扩大了一倍。

由于西夏的军事补给中心也同样设在黄河河套地区，因此双方此后的作战形态不再以大规模会战为主。各自军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春耕和秋收等农业重要时间点上，破坏对方的农耕作业。泾原路一代土地肥沃且水源充足，宋军在该地区的防御也非常成功。西夏军队在和宋军长达百年的对峙中，根本不敢入侵该地区。获得充分粮草后勤补给的宋军要塞很难被攻破，西夏军队只能从土地较为贫瘠的鄜延一线侵入，这也限制了西夏军队的攻击轨迹，让宋军机动部队可以以逸待劳地迎击来犯之敌。

从好的方面来看，古代屯田制度的在合适的地域的确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然而基于当时技术水平的限制，屯田制度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从宋和西夏百年战争就可以看出来，屯田戍边只是其中一个辅助的因素。

明代则把屯田制度发展到了新的高峰，除了原有的军屯制度之外，还发展出了民屯和商屯制度。明代由于奉行军人终身制，军人没有退役和转业一说，一旦被编入军户则归属卫所管理，世代父子相传。为了解决军队的粮饷供应问题，明代实行了大面积的军屯。在明初的六七十年间，全国各地共有军屯田六七十万顷，相当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这样大规模的军屯，基本上保证了军粮自给。

明代的民屯则是由府州县管理，鼓励民众前往“土旷人稀”的地区开垦土地。商屯则更有特色，是一种农业和商业混合而成的特殊制度，也是当时户部鼓励商人作为军粮保障的补充的产物。朝廷颁布命令，鼓励商人运粮到边防粮仓，完成交割后可以和官府换取贩盐凭证，相当于有限度地开放国家专营权给商人，鼓励他们支援边境。商人可以从国家专营的盐买卖中获取厚利，所以有的商人就索性雇人在边境开立屯田，就地交粮，以省去运费。这种制度不仅解决了边疆粮、盐等物资供应，也促进了边贸发展。

这个制度在明代早期颇见成效，到了明代末期，随着满洲的崛起，明仍然陷入了此前历代因边患而引发的财政危机。此时，努尔哈赤率领的清军同样采取了军民一体且经过改良的军屯制度——八旗制。八旗制度是一种兵民合一，全民皆兵的军事编制。凡满洲成员皆隶于满洲八旗之下。旗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等多方面职能。八旗兵丁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征召入伍且军械粮草自备。除了原有的满洲八旗之外，清军还在历次战争中不断收编辽东一代的被俘汉人，并且将其改编为汉八旗，同样奉行严格的军民一体制度。

明朝一方，由于边境人口不断减少且战事不绝，导致屯田几乎无法进行。与此同时，明朝内地的屯田制度，也由于土地兼并和天灾等因素，陷入崩溃的边缘。最终明王朝由于屯田制度出现了严重的缺陷，在内忧外患之下彻底崩溃。

清代入关之后，屯田制度曾经一度终止，八旗军虽然建制尚在却已经不事生产。随着新疆地区归入版图，清康熙、雍正两朝为应对与当时掌控着天山南北的准噶尔部，在新疆东部的哈密、巴里坤、吐鲁番设立屯田点。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在统一的大背景下，屯田点迅速扩展至新疆全省。此时清政府已经意识到，除了军屯之外，大规模的农业移民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清政府除了将一定比例的囚犯发往新疆屯田之外，还有计划地鼓励内地农业人口前往新疆屯田。为了安置招募的民户，给农业移民提供籽种、口粮、住房、土地和牛具等优惠，建房银和收获前口粮由官府提供再分三年偿还。

清末左宗棠平定新疆之后，着力发展当地军民屯田，采取收复一地，随即“招集流亡，修复水利，恢复屯田”的政策。新疆建省之后，刘锦堂大力复兴屯田事业，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把新疆屯田推向高潮，新疆屯田的规模大大超过了乾嘉时期。

【屯田不是唯一的选择】

从西汉文帝开始计算，中国在边境地区已经实行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屯田政策，然而中原地区却多次被西北部游牧民族占领，甚至有两次整个中原王朝灭亡的经历。由此可见，屯田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边境防御的财政问题，但是并非巩固边疆的唯一办法。

中国的建设兵团制度，自1953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之后，曾经一度欣欣向荣。兵团发展生产、保卫边疆的模式被国家认可。农垦部决定大面积推广经验，东北、西南等边疆地区相继成立了新的边境建设兵团，甚至在湖北、江西等腹心地区也开始组建兵团。由此可见，当时兵团模式是相当成功的。

1975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被宣告撤销，这次撤销命令的背景相当复杂。当时全国各地的兵团数量激增，管理上出现了不少问题。与此同时，受到当时政治气候影响，生产建设兵团政治运动过多，管理体制落后，经营状况多数严重亏损。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57%的需要靠国家供应，自给率连一半都达不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68年盈利1347万元，1969年亏损1.34亿元，1973年亏损达到1.97亿元。

作为兵团中的老大，新疆建设兵团的处境同样并不乐观。1974年与1966年相比，总人口增加了77万人，职工增加12万人，但耕地面积减少3.48万公顷，粮食总产减少19.52万吨。1974年吃国家回销粮 1695万公斤，经营亏损1.96亿元，国家拨入亏损补贴5.86亿元。

新疆兵团的经济同样濒临崩溃，于是国家终于在1975年宣布撤销新疆建设兵团，将其改制为国营农场。后来由于新疆的特殊民族和政治情况，1981年中央宣布重新恢复建设兵团编制，因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就成为国内现在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个建设兵团。

由此可见，在特殊历史时期，建设兵团的确曾经发挥过正面的作用，但是也并非是稳定新疆的唯一因素。从历史上来看，屯田制度本身的局限性非常明显。明代是实行屯田制度最为彻底的朝代，最后也由于土地兼并等诸多原因，造成中央财政收入的锐减，这与70年代国内建设兵团大发展期间出现的现象颇为类似。事实上，明代的军屯制度，最为失败的地方在于军屯者的身份不仅是终身的而且能世代相传，造成军屯者的工作积极性逐渐消磨掉。同时由于土地所有权的问题，造成严重的分配不公。

这种现象同时出现在以色列的集体农庄，犹太的集体农庄，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为原则，具备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集体农业生产组织形态曾经为以色列的建国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制度在土地贫瘠、水资源缺乏、国土多半为沙漠的自然条件下生产出了当地所需农产品的绝大部分，创造了农业奇迹。然而近年来，由于集体农庄奉行非常严格的平均主义，造成不少人缺乏工作积极性，集体农庄纷纷开始改革。

由此可见，屯田制度本身确实能够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积极作用。同样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是，屯田制度本身如果不符合时代需要，也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所以习主席强调兵团必须加强的论点需要客观分析，除了对兵团反恐能力的加强和提高之外，本身制度建设也同样需要符合时代发展。一旦出现脱节，由于兵团本身的组织特性，必然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如何加强兵团建设，这将又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作者：朱江明，知名军事专栏作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法博士、军事及国际政治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