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贾建飞)
乾隆是谁？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甚至是东亚、东南亚世界的人而言，乾隆几乎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人们都知道他是清朝的一位皇帝。在他统治时期，清朝的国力强盛，经济发展，人口膨胀，领土扩张，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疆域基础。以其祖父康熙和他本人年号命名的“康乾盛世”是中国帝制时代的顶峰时期。总之，他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帝王。但是，乾隆是个什么样的人？不同的人心目中自有不同的理解。在今天的东亚世界，已经涌现出了很多有关乾隆的著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乾隆的形象。而由于文化与地理因素的影响，西方世界有关乾隆的论述则相对而言大为稀少，长期以来，仅有康无为(Harold Kahn)的名著《帝王眼中的君主统治》(Monarchy in the Emperor’s Eyes)这样一本有关乾隆的专著，但却一直没有一本关于乾隆的真正的传记。直到2009年，美国著名清史学者欧立德(Mark Elliott)的《一代天骄乾隆帝》(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的问世，这种情况始得以改变。
欧立德教授是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Mark Schwartz Professor中国与内陆亚洲史教授，著名的清史研究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尤其是1600年以后的中国史)和内陆亚洲史(尤其是中国与内陆亚洲关系史和满族史)。作为二十世纪末美国清史学界基于新资料尤其是满文档案而兴起的“新清史”的代表人物，欧立德教授非常强调满文文献在清史研究中的利用，而他对满文档案的熟悉程度应该说远远超出了其他新清史学者，其具有先驱性的代表作《满洲之路：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即基于满文文献而成。其新作《一代天骄乾隆帝》是作者基于满、汉文献和中西相关研究所成的一部有关乾隆及其时代历史的集大成之作。
包括序言、结论在内，全书共有十一个部份。序言中主要论述了乾隆的功绩和其重要性，以及作者创作本书之缘由；第一章“乾隆登基”(Emperor in the Making)叙述了乾隆身为皇子的成长经历和继承皇位的过程，作者显然认为乾隆登基实乃康熙和雍正的共同选择；第二章“乾隆执政”(Qianlong Takes Charge)概括了乾隆登基后所面临的各种挑战、乾隆的应对及初步成功，并指出乾隆在国家的建设方面绝不只是一个因循守旧者；第三章“家庭，仪式和王朝统治”(Family, Ritual, and Dynastic Rule)从家庭的角度描述了身为子、夫、父等不同身份的乾隆的生活；第四章“满洲成功之困境”(The Dilemma of Manchu Success)则从满洲认同的角度，阐述了面临“成功之咒”(Condemned by Success)的乾隆，应对满洲认同危机的努力；第五章“巡游之治”(The Peripatetic Sovereign)关注的是，作为马背上的王朝的统治者，乾隆对多元文化和多元统治的认知，欧立德指出，乾隆通过各种巡游所展示出的不同形象也是乾隆维护满洲认同的需要；第六章“帝国之建设”(Building the Empire)阐述了身为“尚武之王”(Warrior King)的乾隆征服新疆的盛举及铭记西师胜利的多种方式，指出这是乾隆在宣扬其声誉，并以其成功证明清朝统治的合法性；第七章“文化巨人”(Renaissance Man)则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深受汉人文化影响下的乾隆的文人形象，乾隆希望藉此向人们展示，在文殊菩萨和尚武之王外，他作为儒家统治者的神话形象；第八章“清代中国和世界”(Qing China and the World)从清朝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展著手，论及了朝贡体制下的清朝对外关系，尤其谈到了近代西方人的到来对清朝的影响；第九章“乾隆后期的国家秩序与衰落”(Order and Decline in the Late Qianlong Era)指出了乾隆统治后期国家面临的种种危机，尤其是皇权逐步衰落，腐败日益严重，各种反抗已经严重危及清朝的统治。在此背景下，乾隆将皇位禅让于嘉庆，以“太上皇”的身份继续掌控著国家。作者在“结论”部份提出了几点具有反讽意味的思考，并提出了应该如何评价乾隆，而乾隆究竟又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的疑问。欧立德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从“天之骄子，世之凡人”这样的标题或许已经揭示出了作者对乾隆的理解。
作者非常强调作《一代天骄乾隆帝》的目的在于“给这个在世界历史上最值得关注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提供一个简短、准确、真实的介绍性作品”(p.xiii)，但是，此书既忠实于文献，又有小说的生动，还有学术的深度。作为新清史的领军人物，作者又将新清史的一些观念及思路贯彻其中，尤其是新清史所著重强调的满洲特徵在清朝统治中的作用，因此，欧立德就塑造了一个美国新清史学者视野中的乾隆形象，相比传统史家笔下的乾隆形象颇为不同，给读者带来了一股非常清新的气息。正如新清史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清史研究，《一代天骄乾隆帝》的问世对于重新理解乾隆帝及其时代也具有一定的颠覆意义。
新清史与传统史学的分歧的产生，纠集于导致清朝成功统治的根本因素。以何炳棣为代表的传统史家强调满洲人的汉化或是“儒化”，以及历代异族统治入主中原后对正统的争取。然而在新清史看来，此举并不能真正说明清朝的成功，尤其是在内陆亚洲统治的成功。他们认为，满洲人并未汉化，而是保留了相当程度的满洲特性。正是这种满洲特性的影响，使得满洲统治者在不同的族群面前展现的就是不同的形象。欧立德在书中清晰地给我们描绘了乾隆的多面像：在汉人面前，乾隆是儒家传统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在满洲人看来，乾隆则是他们的圣主；对于蒙古人而言，乾隆就是他们的大汗；在讲求政教合一的藏人那里，乾隆将自己饰为智慧菩萨即文殊菩萨的化身。(pp.71-78)实质上，套用新清史的反对者何炳棣的“正统”观念，清朝统治者的这些不同形象显然是服务于其追求在边地民族那里的正统之所需。
对满洲民族特性以及乾隆多面像的描述和强调，实质上反映出了新清史学者的如下考虑：第一，对清朝及其历史的重新理解。与以前的“汉族中心观”的史学观不同，新清史很重视对内陆亚洲边疆诸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的研究，或者是他们希望从这些边疆民族的角度出发重新去理解原来的“汉族中心观”的历史。其实，这与二十世纪前半叶日本兴起的东洋史中对蒙、回、藏等边疆民族的重视有某种程度的相像，只不过，当时的日本的东洋史学是为了适应日本的政治所需，意在指出中国只是汉人的中国，在地域上只是长城以南的中国。如今的新清史显然并没有这样的政治意义。但是，二者无疑都存在一种“去中国化”的意味。因此，新清史学者更愿意将清朝称为满洲帝国(Manchu Empire)或是内陆亚洲帝国(Inner Asia Empire)而非中华帝国(Chinese Empire)。第二，强调清朝的多元文化和民族政策。相对于历代汉家王朝，清朝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内陆亚洲边疆地区的成功统治。清朝在历史上第一次永久性地成功解决了北方游牧民族对中央政权的威胁，而其根本原因即在于多元化的统治政策。清王朝不仅在其统治阶层中成功接纳了各个主要族群的精英人物，而且，对于内陆亚洲诸民族地区，清朝採取了迥异于在汉地的统治政策，保留了各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维持了他们的统治传统。清朝皇帝在各个主要族群面前体现出的不同形象，实质上就体现出了这种多元文化、多元民族政策的考虑。且不管清朝各帝王对各民族文化和宗教是否真的信奉，事实上，我们终究也无从得知满洲统治者究竟相信什麽，但是，清朝统治者做出的这种姿态(无论是一种策略性的伪装，还是真实的体现。在欧立德看来，乾隆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是真实的。他在书中指出，乾隆地宫的牆壁上雕刻著精美的梵文，却没有任何的满文和汉文[p.161])，显示了他给予了那些边疆民族的信仰以必要的尊重，这显然与传统汉人王朝以优越的儒家文化自居而贬抑非汉文化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就此而言，清朝的这种多元统治是成功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的五个主体民族中，乾隆并未能成功树立起在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心目中的形象。经历了康、雍、乾三代，乾隆中期，清朝最终底定新疆，重新确立了中原王朝在新疆的统治，也是几百年后，中国再次进入了一个与伊斯兰文明的直接和长期的交流的新时期。但是，相比对其他内陆亚洲民族地区的统治，乾隆却一直未能成功地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管理和引导他本人和清朝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对于其中的缘由，目前并无明确合理的解释。欧立德对此的阐释非常有趣而又较为合理。他通过对乾隆精神世界尤其是乾隆对佛教、儒教以及西方艺术的强烈兴趣的探索，认为也许是因为乾隆对伊斯兰文明缺乏相似的好奇，另外，也许是他觉得作为统治理念来说，伊斯兰教缺乏足够的适应性，因为对于任何统治者而言，如果想作为伊斯兰教的庇护者，并从中寻求政治利益，就需要改变其原来的宗教信仰。但是显然乾隆并不想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虽然乾隆无法取得在伊斯兰世界的正统形象，但是，为了维持对新疆穆斯林的统治，乾隆还是寻找到了一些进入伊斯兰世界的途径：其一，乾隆将一个后来颇具传奇色彩的维吾尔女子纳为他的妃子，即容妃(世人最为熟知的香妃)，乾隆对于容妃及其家族的敬重加强了乾隆和维吾尔人之间的联系；其二，乾隆对维吾尔穆斯林宣扬宗教宽容，宽免他们的税收并对其予以资助；其三，乾隆命人编纂了包括维吾尔语在内的各种清朝主要族群文字的词典，而乾隆本人也学习了一些维吾尔语(欧立德在书中则认为乾隆并不懂维吾尔语[pp.99-100])。清朝统一新疆后长达六十年的和平局面从一个角度说明了乾隆这种政策的成功。但是，道光以后新疆不断爆发的骚乱也标志著这种政策的失败。
欧立德笔下的这些体现在乾隆身上的这些不同形象，实质上反映出的是乾隆不同于历代儒家君主的统治观和天下观。历代儒家君主总是试图教化所有民众，而乾隆的天下观则是以满洲皇室为中心，维持帝国范围内五个主要族群的相对的文化独立性和平等，正如米华健(James A. Millward)在其《嘉峪关外》(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所阐述的那样。当然，米华健也指出，这种平等可能只是理论上的平等。不管怎样，欧立德笔下的新清史学者视野中的乾隆的多面像，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对于理解乾隆及其时代的统治，都具有一定的衝击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乾隆的这些形象实质上反映出的是他对满洲皇室或是个人的一种过于自我的强调，如欧立德以西师为例所指，从乾隆帝的角度出发，并不是“中国”征服了新疆：是他征服了新疆。这种扩张是要宣扬乾隆的声誉，去展现清朝王室及其臣僕的事业也是上天的事业(pp.98-99)。这就暴露出一个问题，即乾隆实际上是要展示和强调自我的形象，而非国家。这必然会削弱这些内陆亚洲诸民族对清帝国的向心力和认同。也就是说，一旦清帝所饰演的这种角色在各个族群面前破裂，那麽，必然影响到国家对它们的统治。清后期，边疆地区变乱频仍，尤其是二十世纪外蒙古脱离出中国，与清帝的这种多元政策和多面像是有一定关系的。
在欧立德笔下，乾隆对满洲因素的强调还体现在他对满汉关系的处理上。
作为一个由边疆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如何处理不同族群尤其是满汉间的关系对于清朝的稳定至关重要。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强调“满汉一体”和满汉平等。 如前所述，乾隆也希望维持各主要族群间的平等发展，尤其是要达到满洲精英与汉族文人之间的利益均衡，既要保证满洲人自身作为征服精英的特殊利益，又要保证让汉族文人进入管理阶层，强调民族和谐的重要性，这就要求乾隆等清朝统治者必须在民族排斥和民族融合间维持平衡。但是，欧立德在本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乾隆的所作所为一直都是有利于满洲人的(p.165)。实际上，满汉平等在清代只是一种人为塑造出来的想像。譬如，清朝统治者通过设置满城、汉城，人为将满人和汉人分开；满人通常享有比汉人多得多的财政和经济上的资助和不同的司法体制；满人几乎无需从事生产活动。而在乾隆时期满洲八旗遇到了日益恶化的生计问题后，乾隆做出的“出旗为民”的选择也是牺牲了汉人的利益，而由满洲八旗顶替其缺。这说明，虽然八旗生计问题本身是经济问题，但是，乾隆对此的解决却参杂了明显的族群因素，以此来确保满洲八旗作为统治民族的利益。雍正其实亦有此念，但是雍正顾及到汉人的想法，担心失去汉人的拥护，因此并没敢这麽去做。乾隆则做出了雍正不敢做的选择，其对满洲八旗的偏袒和维护并强化满洲人民族特性的想法可见一斑。
然而，虽然清朝诸帝王尤其是乾隆对维护满洲人的民族特性非常重视，但是，最终事与愿违，自乾隆时期开始，满人受到汉人的影响却越来越为严重，尤其是其人口日益增加和不事生产导致满人的生计问题日益突出，因此而受到无论是数量还是经济地位更高的汉人的影响，对汉人的日益依赖最终导致满洲语言、文化等逐渐失去市场，满汉融合日益严重，最终导致了所谓的汉化(欧立德更愿意称之为“涵化”acculturation)。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乾隆之所以强调满洲特性，就是因为满洲特性已经日益衰弱，引起了乾隆的高度警惕，因此，他非常重视对满洲特性的培养，但是，与此相悖论的是，乾隆对满洲特性的强调反而更加导致或是加速了其衰弱的进程。
而在欧立德和其他一些新清史学者看来，乾隆的巡游也是维持满洲特性和乾隆多面像的一个重要手段。关于乾隆的巡游，后世留有大量与此相关的轶事传闻，但大多与享乐主义、纵欲主义等联繫在一起，甚至称乾隆不是满人而是浙江海甯一个陈姓汉人的儿子，他之所以南巡是要去寻找他的亲生父亲。而在欧立德笔下，巡游则体现出很多乾隆的个人兴趣与政治利益的纠结：第一，体现一个孝子的形象。乾隆确实喜欢游山玩水，但是大都是打著孝敬母亲的旗号进行的，希望以此来消除反对者眼中的劳民伤财、沉溺玩乐的印象；第二，乾隆的巡游是一个来自中国东北边境的“马背上的民族”维护王朝统治的必需。譬如，东巡泰山和曲阜，是为了巩固对儒家传统的影响；西到五台山，则是因为文殊菩萨的朝拜中心位于中国北部五台山的庙中，可以让他进入到千年敬佛的传统中；北上盛京和承德，则是对满洲传统尤其是满洲“尚武”传统和特性的传承，并且将承德作为处理与内陆亚洲各民族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当然，最著名的还是乾隆的南巡。在对乾隆南巡的阐述中，欧立德显然受到了美国华裔学者张勉治的影响，指出南巡一方面是一种炫耀清朝国力、拉拢汉族地方精英并加强对清朝最富庶的江南地区统治的行为，另一方面，南巡与当时清朝在西北对准噶尔的战争(西师)也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繫，乾隆企图通过南巡，不仅要让江南地区为西北的战事提供财政和后勤支持，而且，还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马上皇帝，以此作为所有满洲人的榜样，以改变入关后八旗军队武备鬆弛、战斗力衰落并逐渐丧失民族认同的局面，促进武备，加强满洲人的价值观，保持马上民族的特性(pp.84-85)。因此，欧立德将此称为一种巡游统治(Peripatetic Sovereign)。当然，无论是那种形象，受制于经过谨慎修改的官方文献的影响，都只能是一种亦真亦假的结合。
对于乾隆引以为豪的“十全武功”，欧立德则在肯定其在建构大一统中的作用以及对近代中国疆域影响的同时，提出了一个与此相悖的问题，即“十全武功”导致成千上万的人丧生，移民屯垦等行为则导致了环境的退化，对土著民族的文化和经济生活等也产生了消极影响，那麽，应如何评估乾隆时期大一统的成本？(p.165-166)这一命题其实正是新清史对传统的“汉族中心观”予以修正后，在一种新的“殖民主义”的概念下，对清朝的内陆亚洲史的一种重新思考。在影响深远的、由美国学者掌握著话语权的新清史的语境下，这一问题颇值得中国学者警惕和深思。
纵论全书，欧立德笔下的乾隆形象实际上是一个多重矛盾形象的结合体。除上述外，如欧立德所指，乾隆非常想将自己塑造为文章与武德并重、在文武之间取得完美平衡的一个理想君主，将自己塑造为一个文化的巨人和理想的学者形象，所以，他在文学、艺术鉴赏和书法等方面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尤其想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起到文化保护的作用，但在这一过程中，又因严格的审查而毁掉了大量的书籍。那麽，应如何评估文化保护与文化破坏的关系？乾隆强调民众福祉，但其统治时期有相当长时间却是历史上腐败最为严重的时期。欧立德还指出，虽然乾隆非常强调一个君主对先祖及尚未出世的后代应有的责任，但是，清朝入关后日益加强的皇权却由于乾隆的原因而导致在他统治时期日益弱化，以致自乾隆末期起，过于注重外在功利的犬儒哲学已经使得前代的政治理想在乾隆以后逐渐消失。因此，“康乾盛世”的尾声同时伴随的是皇权的削弱和国家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pp.165-167)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悖论，又应该如何去认知和评价乾隆帝及其时代？虽然欧立德在书中并没有给出我们十分明确的答案，但是，通过书中的描述，我们似乎又能感受到欧立德笔下或好或坏的乾隆的各种形象。有人会认为乾隆是个暴君，也有人会相反地认为他是个历史的成功者。这种认知的矛盾，也等待著进一步的研究去进行阐释。
二十世纪后期以来，大量有关清史的研究成果、文学影视作品等问世，唤起了时人对乾隆这个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帝王的历史回忆。而欧立德的《一代天骄乾隆帝》则通过一个美国学者的叙述，尤其是从新清史的角度，将这个我们看似熟悉的人物和那段历史陌生化，得以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对其进行审视。虽然欧立德强调是要给乾隆立传，但是，此书绝不只是单纯的一部传记，或者正如有人所论，欧立德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帝王传记，应该如何书写，又应该如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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