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看到一份几年前国内某省高考的历史试卷，其中有这样一道题：“丘吉尔曾说过：‘斯大林是一个世上无出其右的最大独裁者，他接过俄国时，俄国只有木犁，而当他撒手人寰时，俄国已经拥有核武器。’苏联之所以取得如丘吉尔所说的这一重大成就，主要是因为：A．充分调动了农民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B．适时纠正了经济政策中存在的弊端；C．合理吸引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建设经验；D．开创并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让我想起《古拉格：一部历史》的某些段落，似乎可供考生准确回答此题参考之用。
“苦役犯似乎同时成为苏联一门新兴工业的骨干力量。一九四四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在一份经济成就统计表中宣称，苏联的铀百分之百是它生产的。‘不难推断，’历史学家加林娜·伊万诺娃写道，‘什么人开采加工了这种放射性矿物。’战后，囚犯和军人还将在车里雅宾斯克建设苏联的第一座核反应堆。‘当时，’一名建设者回忆说，‘整个建设工地几乎就是一个劳改营。’书中另一处还写到，在铀矿干活儿的囚犯“几乎没有任何防辐射保护”。
“他[指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太想使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苏联经济的一个富有效率的组成部分了，以致不能允许古拉格系统中任何重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丢掉他们的专长在北方边远地区挨饿受冻。一九三八年九月，他开始为科学家囚犯安排工作间和实验室，囚犯将它们称为黑店。”最终大约有一千名科学家在这里干活儿，“其中包括苏联火箭发动机的首席设计师瓦连京·格卢什科以及后来成为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父——实际上是整个苏联太空计划之父——的谢尔盖·科罗廖夫”。
高考试卷这道题的标准答案是“D”。这与事实相去不远，因为古拉格正是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年前我参加过一次《古拉格：一部历史》的读书沙龙。一位国际共运研究专家谈起她曾去俄罗斯的白海运河游览，那里两岸风光很好，但有个老太太告诉她，你知道么，这是三十年代苦役犯建设的。莫斯科的地铁换乘方便，上下几步台阶就可转到另一条路线，可这位专家听老百姓说，那也是当年苦役犯修建的。我所留意的是这些历史的见证者，谆谆提醒世人不要遗忘或忽略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古拉格：一部历史》所发出的是同样的声音。
不过书中还提到历史上更早的一件类似的事情——“通过大量使用农奴和苦役犯，彼得大帝取得了工程建设方面的丰功伟绩”，继而写道，“在俄罗斯的历史传说中，彼得大帝作为一个既伟大又残忍的领导者被人们所铭记，而且人们认为这并不矛盾。毕竟，没有什么人记得有多少农奴死于圣彼得堡的建设过程中，而所有人都称赞这座城市的美丽壮观。斯大林极有可能刻意将其当做自己的榜样。”甚至在历史评价上，彼得大帝都有可能成为斯大林的“榜样”。人们可能不会遗忘，但是未必不会忽略，抑或记住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历史的耻辱可能成为历史的功绩。
（白桦林中的古拉格遇难者墓地，被发掘出来的尸骨大多死于1930年代末，绝大多数都无法核实身份，只能重新埋入集体公墓。）
继《古拉格：一部历史》中文本面世后，有一部斯维亚托斯拉夫·雷巴斯、叶卡捷琳娜·雷巴斯合著的《斯大林传：命运与战略》中文译本出版。该书写道：“问题不在斯大林，问题在于俄罗斯。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现象，它在千年之中经历了数次大的劫难，但还是能够站立起来。俄罗斯若是否定斯大林及其残酷的合理性，就是不愿意了解他之所以会出现的环境及已经为此付出的代价。”
由此看来，尽管《古拉格：一部历史》一书写得翔实全面，被誉为“对于任何一个希望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人来说，都是一本必读书”，但即便读了这本书，关于古拉格乃至整个二十世纪历史仍然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如果肯定“斯大林及其残酷的合理性”，那么，古拉格就不过是“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悲剧”，不过是为赢得某项事业的发展与成功所做出的不可避免的牺牲。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许将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细枝末节。
“俄罗斯作为一个世界现象，它在千年之中经历了数次大的劫难，但还是能够站立起来”这样的话，听上去似乎铿锵有力；然而我们应当考察一下，它是踩着什么站立起来的。农奴的白骨、古拉格的牢房正是它的立足之地。话说至此，涉及一个虽然人们一再申明，但却没有真正达成共识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存在着一条绝对不许跨越的道德底线，一条截然划分文明与反文明的界线。这也就是雨果当初在《九三年》中所提出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讲到“绝对正确的革命”，他还不免沾染了些浪漫主义色彩，但“……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就道出了人类文明的真谛。假如这一点真正得以厘清，而且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那么“问题不在斯大林，问题在于俄罗斯”一说就不成立。雨果的话对于二者同样适用。没有什么——诸如“祖国”、“民族”、“发展”、“效率”等等，可以凌驾于这句话之上。无论出于何等目的，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干的；如果干了，那么，所实现的唯一结果只能是罪恶。
近来常常听到“专制制度效率更高”之类议论。这或许是事实；但是，我们同样不应忽略“效率更高”是通过什么手段实现的。《古拉格：一部历史》中举了一个例子：“如今，一些最权威的苏联劳改营历史的撰写者指出了‘劳改营经济活动的效率与送到那里的囚犯人数之间的正比关系’。他们坚持认为，恰恰在劳改营扩张的时候，恰恰在迫切需要囚犯劳动力的时候，对轻微犯罪行为的量刑突然变得更加严厉肯定不是偶然的。”尽管如此，《古拉格：一部历史》也从另一个方面揭示了当年苏联所以为的“高效率”往往并非事实。例如，被高尔基之流御用文人当做斯大林的丰功伟绩大肆吹嘘的白海运河“航道太浅”，以致几乎不起作用。后来苏共中央不得不承认，“维持劳改营的费用远远高于强制劳动力所创造的全部利润”。
前面我说，《古拉格：一部历史》并未彻底解决相关问题。这责任不在作者，因为她是以承认人类社会的人道主义底线不容逾越为前提写这本书的；放弃这一前提，自然是非淆乱。责任在于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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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信息
书名：《古拉格：一部历史》
作者: (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出版社: 新星出版社
译者: 戴大洪
页数: 750
定价: 78.00元
出版年: 2013-4
来源：腾讯
作者：止庵，本名王进文，传记和随笔作家。著有《周作人传》、《樗下读庄》、《老子演义》、《神奇的现实》等二十余种著作。编订整理《周作人自编集》、《周作人译文全集》、《张爱玲全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