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在台湾，恰好碰上了台湾学生的反服贸游行——“太阳花”运动。
这是我第三次到台湾，对台湾的印象也随着每一次的观察，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变化。第一次去台湾时，还停留在粗浅的惊讶和赞美上：“这里的食物真好吃，这里的人民真友善。”这种好，并不真实，像是看一出《宝岛一村》之类的话剧，所有人齐心戮力演出，主题为“温良恭俭让的和谐社会”。
第二次，恰逢“洪仲丘”事件：一名叫做洪仲丘的年轻人，在退伍前夕，因为违反军规被实施“禁闭”处分，不当操练猝死。我那时在酒店房间的电视上天天看新闻节目，声嘶力竭的主持人竭力渲染社会之黑暗。出了酒店，就是游行的队伍。出于某种古怪的心态，我与其说是失望倒不如说是放心：原来这个社会是真实的，它并没有那么好。像是话剧结束，看到演员在后台卸了妆也会抽烟会口吐三字经，心里反而松了口气。
第三次到台湾，就遇到了这场台湾二十多年来最重要、也最特别的社会运动。
两个台湾大学的年轻人，带领我游览台大校园。一个尚未毕业，就读于社会系；另一个刚刚从台大的戏剧系毕业。
之前从未谋面的她们，一见面就对我讲起她们参与这场社会运动的兴奋——她们在这十几天中，都一直是热情的参与者。
戏剧系毕业的女生，参与编导了一部叫做《玫瑰色的国》的话剧，话剧讲述了台湾几十年来的学生运动，并且预言二十年后的台湾。话剧名出自歌手张悬的《玫瑰色的你》，海报上印着歌词：“玫瑰色的你，你是我生命中最壮丽的记忆。我会记得这年代里你做的事情，你在曾经不仅是你自己。”
我记得自己刚上大学的时候，极其迷恋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它被称作“蔷薇色的革命”，因为革命者不是揭竿而起的饥饿的人，而是蔷薇色脸颊的年轻人，涌上街头。
他们表面上是因为不满法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实际上，愤怒是为了到达某种虚幻的彼岸。就像是尼采在《善恶的彼岸》中写道的：“我要这个世界/并且要它原来的样子/再一次地要它，永远地要它/我贪得无厌地嘶喊着：/重新来过。”
整个“五月风暴”虽然是政治性了，也不乏暴力和冲突，但是却充满了某种节庆式的狂欢，某种末日的迷醉感，贝托鲁奇依此拍摄的经典电影《戏梦巴黎》可见一斑。连墙上写的标语都充满诗意：“要么一切，要么全无。”“General will against the will of general（以众人之意对抗将军之意）.”
一两年前，我有幸见到了当时的一位重要学生领袖，他那时是为自己出版的一部自传式小说做宣传，在书中，他反思了革命和青春的双重荒谬——他年轻时，甚至在几乎对中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成为了一个“毛主义者”。他说用十年才走出”革命”后的失落和空虚。这种如狂欢结束的寂寥不奇怪，托洛斯基说：“革命，是如此欢愉。”
我问他对年轻时候是否后悔，他说并不，“可是如今我不再相信革命，哪怕金钱的霸道让人无法忍受”。
1969年，戴高乐下台，披头士发行畅销专辑，嬉皮士出现，摇滚歌手是时代的巨星，东京大学取消入学考试。
一个当时的年轻日本学生，如今的中年人，微笑着向我回忆他当时所在的高中教室，隔壁的建筑就是披头士来日本下榻的宾馆，他们一下课就拿着望远镜去看约翰·列侬是否出现在阳台。他也是日本1969年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和大家手挽着手走向街头，半路上忽然发现和他挽着手的是一名警察，赶紧撒腿就跑。
他向我回忆这些往事的地点是在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是在首相官邸——他如今是一名政治家。
人生太难预料，永不说“永不”。
说回台湾，我曾经纳闷了很长时间，为什么很多年轻时激进活跃的知识分子、作家和学者，现在反而会对这回的社会运动保持出观望和警惕，甚至有些许无奈，些许嘲讽，些许纵容地觉得：“你们闹吧，闹闹就好了。”
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年轻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长大了的年轻人。
（反服贸学生打出标语：“我不服”）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蒋方舟，青年作家。七岁开始写作，九岁写成散文集《打开天窗》(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被湖南省教委定为素质教育推荐读本并改编为漫画书，现已出版作品9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