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云飞:一个不着急的人是多么幸福——《纸锋》序

西门媚及她的先生西闪都是我的老朋友,但并不是四川袍哥式的老朋友。因为在我看来他们与人之交往,都把持了相应的分寸,不被那些浮在表面的泡沫和不得体的热络所左右——即考虑别人的情绪与感受,尽量得体,但绝对拥有自己的人际空间与相对自足的内心,那种距离感分明有一种对别人隐私的尊重,以及心怕对他人权利的冒犯。这在中国特别是四川的人际交往中是少见的。不过,我们在许多方面也毋须事先知会,都能获得一种难以言说的默契。他们夫妇俩在四川人中都属于另类,安静、感性、理智、节制,且活得明白。在一个吆五喝六的场合,安静地旁观一群人越轨胡闹,且不厌烦地带着一点欣赏态度的,一定是他们夫妇俩。

他们是逆潮流而动的人,他们的“逆”绝不是硬邦邦地对抗,而是一种我少跟你或者不跟你玩的疏离。换言之,过硬的对抗,在他们看来从美学上讲都有瑕疵,其不美是必然的,同时也未免过于高调,他们骨子里不希望得到那么多不相干的人之注意。在这个物欲流横的时代,自我放逐与边缘化,放弃那些在许多人看来恨不得即刻就拥有的东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种对人生之舍人生之得的理解,有些人花一辈都无法想透,可是他们才三十多岁时都明白了。他们要过的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是别人看起他们很爽的生活。他们要过的生活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选择读书、写作、画画、旅行,不乏情趣的慢生活。在一些人看来,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你要真试验一回,就知道绝不那么简单。

在一个情趣、情感被磨蚀至压缩饼干,时空切换处于重力加速度的时代,人的欲望因物质的丰盛之勾引而被无限放大,要过慢生活那是得有点定力的。成都有万般不是,却也幸运地有一二好处,让人喜爱。一是生活节奏相对缓慢,二是市民化与包容精神。如果说广州人从早上到中午都在喝早茶,那么成都人大约是从近中午开始就到茶馆去了,其实这两件事对两地民众的生活功能大致是一样的,都具有休闲与商务功能,不同的是后者更加市民化。尤是那种晒太阳喝坝坝茶的日子,你想成都人掩饰一点他脸上的满足感都不行。但随着物价的攀升与生活节奏的加快,在成都过慢生活就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可是从2002年至2013年迁往广州之前的十一年中,在朋友们眼中,西闪西门媚夫妇过的是十足有质量的成都慢生活。甚至我认为他们在小资、诗人、画家、地下摇滚乐、社会批评者等诸多文化圈以外,独立构筑了一种有文化的“慢生活”,丰富了成都的文化生态。

西门媚的随笔集《纸锋》中收了一集“一纪读书”,她从2002年开始写年末读书记,至今已达十多年。我们从这些读书记里不仅读得出她的精神谱系,也看得到她维持其精神状况的生活脉络。在我和一些朋友看来,西闪、西门媚夫妇,是成渝两地的结合体,却是比较老派的成都生活方式之实践者,当然与官方及有些御用学者所吹捧的“成都方式”是大不相同的。我所说的老派当然不是说他们遛鸟、到茶馆喝早茶、热衷打麻将等,而是说他们习惯于与在这个什么都快如闪电的时代,与那些物欲横流、莫明其妙的进取心,保持距离,过一种如今人们罕有的慢生活。我甚至认为他们离开成都,成都年轻的文化人里已经没有过慢生活的人了,应该算是成都文化生态的损失。

提及成都的市民化与包容精神,西门媚的新作《纸锋》里有专文介绍社会学者魏伟研究成都同性恋的专著《公开——当代成都“同志”空间的形成和变迁》。研究者说其他城市的同志都非常羡慕成都同志所拥有的自由和空间,并提出三条理由来说明形成如此格局的原因:文化的多元性(没有包容绝无多元)、本地宗教(道教对成都的影响)、休闲娱乐的都市文化。颇有意思的是,这位获得芝加哥社会学博士的学者魏伟是重庆人,以我对成渝两地人之观察,说成都好话的重庆人不多——除非你是在成都受教且长期生活于此的重庆人——这说明成都的独特性基于学者对特殊群体的细致研究得以彰显出来。

说了这半天,好像西闪西门媚夫妇似得道高僧入定一样,完全古井无波似的。倘使人们出现这样的判断与认知,那必是我文字力有未逮或误导所致。事实上他们在热爱生活、温柔敦厚地应对世事之余,有那种为美好生活本身的丧失,起而行之的勇气,并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他们是热爱成都的,正是因为太热爱,不忍看它受到人为的伤害。在为它做了自己的努力而无成效后,他们只好移居同样充满生活及市民气息的广州。好在这是一个互联网时代,虽然我们网下见面的时间更少了,但却可以每天在网上“相见”。但即便在成都,他们与朋友们也多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交往方式。“天涯若比邻”在如今绝非是为夸张而存在的句子,而是一种事实描述。

(成都茶楼中的悠闲。)

慢生活不是麻木、不是冷漠,而是强大到对外界保持自己的思考与关心,却不被它完全左右的能力。《韩非子·观行》里说:“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享受慢生活的西门媚根本不需要像董安于和朱自清先生一样“佩弦自急”,而且还能分享自己内在的欢悦。她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是她大量的阅读。从分类学的角度来看,她所读的书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文学作品,二类是非文学作品。因为文学在西门媚那里有特别的意义,既不是为扬名立万,也不是为了拿奖赚钱,而是基于自己对持久阅读与写作的热爱。当然这些对她产生强大心灵慰藉的书籍,多是由外国人生产的:马尔克斯、莱辛、帕慕克、恰佩尔、科埃略、布尔加科夫、门罗、阿特伍德等,她欣赏这些作家对幽暗之人性细腻无尽的描摹,真可谓“魔鬼在细节中”。她对只以玩弄技巧取胜的作家评价不高,如被很多人跟风崇拜的阿兰·罗布格里耶。至于说那种西方写作班套路的做法,自然亦难入她的法眼。她不认为人性与社会的丰富性会按照他们所制订的训练框架去发展,这就像病人不可能按医书来生病一样。而少数中国小说家给她带来的滋养除张爱玲、王小波、陈冠中等,人们有所知晓外,像董时进的《两户人家》、谢宝瑜的《玫瑰坝》,不少人连名字都没听说过。

而向外的寻求多是依靠非文学作品,读的多是宗教、心理学、社会学、历史等方面的书籍。上述西方小说家的文学作品无疑是她阅读的“主菜”,个别小说家她甚至对其作品采取“竭泽而渔”的读法。如果文学作品相对来说是偏“软”,那么这些读物就是很实在地体现了人们对当下生活的应对与反思,如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巫宁坤的《一滴泪》、何伟的《甲骨文》、陈映芳的《变中之痛》、郭于华的《受苦人的讲述——骥村历史与一种文明的逻辑》、崔卫平的《思想与乡愁》与《迷人的谎言》、西闪的《思想光谱》等。事实上西门媚的阅读与思考,是典型的不自划牢笼,不自设边疆。在读那些更为幽微地洞穿人性深谷的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读与当下生活短兵相接的东西。说明她既关注现实,亦返回内心的双修之旅,巧妙地维持了她的精神与现实的平衡。

《纸锋》中的文章都写得舒缓随意,没有四川人特有的“好文讥刺”,口无遮拦,怎么刻毒怎么来的特质。行文看似漫不经心,并没有在结构、语言上的刻意雕琢,更没有我们在报刊杂志上看到的那类波普尔批评的意识形态“大词”。要剔除意识形态的“大词”和奥威尔的“新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就连西门媚所尊敬的高尔泰先生——《纸锋》这本书里写高先生的两篇文字,特别那篇回忆她拿画去请教时的文章是最动情的,读者仿佛见着作者写此文时内心的激动——的文字里偶尔也有“建国后”这样的词句,刘瑜这样清醒的政治学者也不免在文章里有“解放前”这样的字眼,可见想要摆脱“大词”与“新话”的束缚与纠缠,绝不是件易的事。思维被“大词”和“新话”改妆易容,下意识地成为你思想的载体后,要想清理干净,实在非常艰难。有人说四九年后大陆的写作大多不值一看,其中因素固多,但“大词”和“新话”对我们思维的污染,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不过非常令人欣喜的是,我所读西门媚小说《看不见的河流》以及这本随笔集《纸锋》里,都没有这样的痕迹。这不是说她上学时没受影响,只不过是以她这样对文字有洁癖的人,一定在写作和复核时倍加注意。

西门媚写2008年读书总结时,名之曰“动荡正是读书时”。动荡时还能读书,除了表明自己不同寻常的定力外,还明确地透露出:外在大事固然重要,但还是先把自己搞定了再说。这需要一种从秩序上,把个人幸福优先于社会福祉的思维,这也是不受“大词”左右生活的实际体现。其实这样的想法,未必就比那些考虑宏大问题的人要差。我们回想一下一二九运动中,那些急吼吼的风云人物,与彼时专注于读书做学问的人如杨联陞、何炳棣相比,其后来的命运和成就,是令人不胜唏嘘的。我不是说一二九的参加者值得指责,只是这运动是真利于抗日的民族利益还是利于党派利益,很多参加者看得并不清楚。我是说命运真是玄妙无比,它不像你想像的那般紧握在你手中,它超出你的理智判断之外。我们常说写东西的要诀是“修辞立其诚”,其实生活的秘密则是忠于自己的内心,因此才会有“动荡正是读书时”,这样“逆”潮流而动的做法。

我们必须接受残酷的现实,每一种选择都有它的麻烦,世上的事没有万全之策。有的人不舍到想把什么好处都占着,有的人不仅占着自己的路不走,而且还强抢他人的路,好让别人无路可走。这样的人,必将受到欲望的胁迫,而无法自拔。宋代有一个我们寻常人根本没有注意到的人物叫刘子明,他在写给朋友王子常的信里说了一段相当精彩的话:“常人以嗜欲杀身,以财货杀孙子,以政事杀民,以学术杀天下后世。”意译为大白话就是:寻常的人因欲望而害死自己,因自己太富有而害死子孙,官方用那些不着边际的政策把民众搞死,更为可恶的是用子虚乌有的某某主义害在当代、祸及千秋。对此,清代学者梁绍壬的评价是“语甚奇辟”。《纸锋》里虽然没有什么“语甚奇辟”的话,但其惊醒梦中人的能力,也不可小看。

不着急且内心平静的人,才能享受人生跌荡坎壈的过程,而不是急于知道答案。从肉体上说,人都有消殒的一天,这个答案早就写在那里了。可是有些人就急于去追逐这个早已写在那里的答案,而不享受这个“向死而生”的过程。这也是很多人,不容易淡定的根本原因。我就是因着性急,急于想知道结果,不耐看那么漫长的故事,故越来越远离小说。其实仔细想来,这或许从侧面反映自己内心缺少安全感,少了从容笃定。阿尔卑斯山的风景指示牌告知我们:“慢慢走啊,欣赏!”是的,慢慢读《纸锋》,让作者的慢生活来浸润你。

作者:冉云飞  作家,任职于《四川文学》,著有《沉疴: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批判》、《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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