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的《一代宗师》里，宫二诉说练武之人的三重境界：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宫二这样一位民国女性有此践行，实属难得。
但宫二毕竟是幸运的。民国至今，大部分女性根本达不到“见自己”，她们人生的三大课题是“见父亲、见夫君、见子女”。
【在“见自己”之前】
春节伊始，一则广告在荧屏地毯式播放，年迈的外婆“垂死病中惊坐起”三度逼婚，高学历外孙女愧疚表示“今年一定要结婚，就算是为了外婆”，毅然决然走进某相亲网站的实体店。这则广告很快遭到网友铺天盖地的抵制，但广告主拒不道歉。
春节硝烟未散，情人节来临。北京一家高端玫瑰花品牌，在情人节之前就几次三番预告库存售罄。一朵玫瑰卖出999元，大众匪夷所思，情侣趋之若鹜，只因为它主打“一生只送一人”，男士购买需注册，收花者姓名毕生不能更改，许多女孩就要这“一生唯一”的名额。
三八妇女节，源于国际女权运动的节日，在中国莫名变成了“洗脚节”。诸如“妈妈，洗脚”之类的煽情公益广告历来是央视的拿手好戏，宣扬母爱的无悔付出，也是基本腔调：“等你长大了妈就幸福了/等你结婚了妈就幸福了/等你有孩子了妈就幸福了”。
三则广告相连，很容易发现当代女性的处境——传统的“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从未祛魅，只是变了形式存在。“婚姻和家庭”依然是社会衡量女性价值的主要标准。
活在千年道德桎梏和凶猛消费主义夹缝之间的女性，常常左顾右盼、踟蹰不前。如果说她们“父为子纲”尚有叛逆意识，对“夫为妻纲”和“子为母纲”的反抗，则常被湮没在“真爱”和“母性”的温馨粉饰中。
在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女性：生于小城市，毕业后留在家乡，借助关系进入“体制内”工作，25岁之前嫁给一个在政府或银行工作的男人，早早生孩子，因为“28岁后生娃身材恢复不好”。工作闲散、生活安逸，热衷代购奶粉，育儿话题，以为“这就是人生”。假若同学聚会，会自然地问旁人：“结婚了吗？”
你身边一定也有这样的女性：她们毕业于重点大学，在一线城市打拼。她们有姿色但不绝美，有能力但没背景，中等偏高工资，时常被父母念叨“回家考公务员吧”。她们渴望安定又向往自由，期盼婚姻又害怕束缚。即便曾经海外留学，每逢年节亦会遭遇逼婚。巨大的价值观冲突足以让这些受精神分裂。假若同学聚会，多半会哀叹“好累，感觉不会再爱了”。
前者甘于平庸，后者不甘平庸，但她们共同的苦闷是：找不到自己。
【民国婚恋观的镜鉴】
五四运动，中国女性扔掉裹脚布，走出闺阁，探索独立之路。
学者郭于华认为，“民国女性的处境和改革开放以来这30多年的处境很像”，的确，两个时代给女性提供了相似的资源：商业繁荣、海外留学潮流兴起，女性接受新媒介和思想更为快捷，“一夫多妻制”存废游移不定，避孕和生育技术的进步……民国女性和当今女性，都是“在混乱中成长”的群体，价值观的激荡和变革，集中体现为参差多态的婚恋抉择。
杰出的民国女性中，不乏抱持先锋婚恋观念的实践者。比如终身未婚的吕碧城；和胡也频、冯雪峰在西湖边实行“一妻多夫”制的丁玲；为了支持丈夫梅兰芳的事业而选择绝育的王明华……民国女性在婚恋乃至生育观念上的激进之举，若放在今日，未必能得到公众舆论更多的宽容。
回溯历史，今天的女性，是否比民国更进步、更自由？——真不见得。无论是“生完孩子这辈子就到头了”的悲观论调，还是“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犬儒主义，本质上，女性依然没有脱离对男性、对权力的依附。
民国那些探索“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的杰出女性，在对“父女”、“夫妻”、“亲子”三重关系上，都做出了可贵的探索，或可为今日镜鉴。
【一重门：见父亲】
父亲往往决定女性的起点，也寄托了女性对异性的最初想象。古语言“女儿要富养”，“富养”不仅为女儿提供良好的经济基础，更是要破除父权的专制主义，真正在父女之间建构起精神的关爱。
遗憾的是，民国大多数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都是被“穷养”的。被家族视为“不祥”的萧红，一生逃不开对男性的崇拜和依赖，被一个男性抛弃、凌辱之后必须找到下一个男性做依靠，为此不惜被凌辱虐待，最终贫病交加地死去。
“世事洞明”的才女张爱玲，幼年无法得到父亲的保护，遭致冷落虐待。于是在她的精神世界里，集合了憎父、怨父、恋父的复杂情感。她总是不自觉选择年长的男性作为伴侣，并不自觉地担当一个保护男性、资助男性的圣母角色——从胡兰成到她后来的美国丈夫赖雅，莫不如此。
“富养”的林徽因如何？随父亲游历欧洲，为林徽因奠定了一生见识的基础。藉由父亲，她认识了在她一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两位男性：徐志摩和梁思成。但林徽因与父亲之间缺少世俗的温度。自小耳濡目染父亲对母亲的冷落，让这份父女之爱蒙上了雾霾。于是，她处理婚姻和爱情的态度理智而聪明，有了很多因“父爱不满”形成的气息：自恋、暴躁、情绪化，从“送给冰心一坛子山西老陈醋”的典故中即可见一斑。
【二重门：见丈夫】
民国不乏才子佳人。受新思想冲击，女性更勇敢地追求爱情，并将爱情作为改变命运的手段。但战火激荡的年代，女性的婚姻面临着比以往更严酷的两个课题：背叛和死亡。
逃婚私奔的大家闺秀蒋碧薇，陪丈夫徐悲鸿在法国追寻艺术，却遭遇了他的背叛。异国他乡，势单力薄，蒋碧薇只能通过歇斯底里的哭闹、撒泼来挽回局势，却将徐悲鸿越推越远。
郁达夫原配孙荃则隐忍得多。当郁达夫宣布要与王映霞同居时，孙荃身边尚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幼儿。为了顾全郁达夫的名声，孙荃含泪默认了他和王映霞的婚姻事实，独自抚育三个孩子。
张学良的原配于凤至可说是孙荃升级版。于凤至颇具商业头脑，投资地产，经济高度独立，在政界也颇具地位。她仍然恪守封建社会的正房道德，从不责怪用情不专的丈夫，对情敌赵四小姐，嘘寒问暖，从无怨言。
孙荃去世时自豪地说：“回忆我的一生，我是会心安理得地升入天堂的。” 活在“好女人”符号里的她，最终只能如殿堂中圣母像般冰冷。同样，晚年于凤迫于政治势力和张学良签署离婚协议，甚至未能满足与张学良合葬的愿望。
“与其在崖头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头痛哭一晚”，也许，率性的蒋碧薇，活得更性情洒脱。尽管她一生纠结于徐悲鸿、张道蕃之间，进退维谷，但至少勇敢追随了本能，破除了“从一而终”的执念。
【三重门：见子女】
传统观念里，忍辱负重是美德，相夫教子是天职。无论孙荃还是于凤至，都践行着作为女人的“美德“和”天职“。尤其是教子，拷问着女性作为母亲的意义。
颠沛流离中，孙荃自力更生，硬是把三个孩子都拉扯大，还都接受了高等教育。20世纪40年代末，她得知郁达夫已经去世，下半生都投身于郁达夫作品的出版事业中。
于凤至更甚，除了自己的孩子，对赵四小姐的孩子也视如己出。张学良被幽禁，她说服赵四小姐返回上海抚养幼子张闾琳，自己留下照顾张学良。疲累交加中，她罹患乳腺疾病，不得不去治疗，从此失去了和张学良见面的机会 。
相较于孙荃、于凤至的母仪天下，萧红、张爱玲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反生育”倾向。“民国四大才女”中， 萧红一生认为孩子是她的负累，张爱玲则乐于在作品中展现母爱的畸态。她甚至可以因为男人一句话把孩子流产。庐隐先后爱上并试图托付终身的几位男性，都无法承担家庭的责任，让这位名噪一时的才女深深被柴米油盐所累，最终死于难产。
她们的人生都难以称得上幸福。
那么，对“见父亲、见夫君、见儿女”这三种关系上，有没有哪位民国女性的处理方式足够理性和智慧，最终得以“见自己”，抵达“众生”和“天地”?
【“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的女人】
张大千的女弟子、国画家方召麐是一个样本。
1914年出生于无锡世家的方召麐，自幼学画。11岁时，因战乱，她遭遇幼年丧父，亲眼目睹父亲被子弹射中。此后她性格益发坚强。23岁留学伦敦，婚后与丈夫历经十年战乱逃难，终定居香港。不久，丈夫却因医疗事故身亡，遗幼龄子女八人。
中年丧夫对于一个女人的打击之巨大，难以想象。但方召麐没有一直沉浸在痛苦中，她打理丈夫留下的进出口贸易公司，抚养孩子。但不论多忙，她都坚持凌晨四点起床画画，并拜师岭南派名家赵少昂。
四十岁时，方召麐毅然申请再度留学牛津大学，婆婆让她带走8个孩子，意在让方召麐断了这条心。但她用2年时间缓冲，克尽艰难，终于成行。在英国安顿后，陆续将几个孩子接到伦敦求学。艰难时期，她为出版商画贺卡换取生活费，长子则放学后拎着水桶擦车赚钱。
方召麐从不刻意教育子女，而是将自己的人生信条写成画的题跋，给孩子看。最终，八个子女性格独立，各有所成，在香港社会有“方氏一门八杰”之称。次女陈方安生是香港首位华人布政司，后为政务司司长。四子方顺生则任联合国即时传译部部长。
教子之外，方召麐亦不放弃自己。1953年，她拜师张大千，于美国西海岸“可以居”随侍一年，潜心研习画艺，形成独特的方氏艺术风格，终成一代国画大家。晚年的方召麐功勋卓著：作品被大英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并在世界各地展出。她本人获得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最高荣誉奖，以及港大和日本创价大学的名誉博士。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大婚，伦敦大学送的礼物是她的“磐石图”；李嘉诚，霍英东等香港上流社会人士以收藏她的作品为荣。
从37岁丧夫到92岁逝世，方召麐后半生却并未再婚。曾有人问过她为何不曾再嫁，她笑着说：“追我的人很多呀，可是我不能嫁给他们。结了婚就得给他们做饭，哪有时间画画？”
另一个值得打量的样本，是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
经历了丈夫背叛、丧子之痛后，张幼仪被徐家父母认为养女，成为徐氏家族的掌门人。她创办了上海第一家时装公司——云裳时装公司，不久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独当一面，才干突出。
1931年，徐志摩坠机身亡，合法妻子陆小曼无力操持。张幼仪冷静果断地处理了后事。
1949年，张幼仪移居香港。邻居苏医生向她求婚，张幼仪有些踌躇，给远在美国的儿子阿欢写信征求意见。阿欢回信道：“母职已尽，母如得人，儿请父事。”
1953年，张幼仪和苏医生举行婚礼，共同生活二十年。1988年，她逝世于纽约，墓碑上刻下“苏张幼仪”4个字。
出生于封建大家庭，张幼仪曾是最正宗的“大家闺秀”。年幼时，她听话；婚后，她隐忍；被弃，她承担。但最终，张幼仪通过经济自由在社会立足，从而自由地选择配偶、获得儿女的尊重。
正如她在回忆录里说，“我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要依靠任何人，而要靠自己的两只脚站起来。”
什么支持一个女性真正成为自己？
答案在风中飘荡，却又如此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