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朱特是我最喜欢的那种知识人。2009年，他因“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获得奥威尔终身成就奖。一点没错，这描述准确，但我还得补充一些：朱特雄辩好思，厌恶言语含混，还不爱写专栏，这简直是堪称知识人典范。唯一不满的是他去世太早，2010年，他因病去世。
朱特是欧洲问题和欧洲思想研究专家，曾执教于剑桥、牛津、伯克利和纽约大学。他的著作多为战后欧洲历史研究，唯有《记忆小屋》例外。这是他的遗作，是自他2008年患上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后（ALS），以口述方式记录的回忆录。ALS也叫“渐冻人症”，患者会逐渐肌肉麻痹，直至瘫痪，最终失去语言能力。奇异的是，病人可以保持清醒思考。
肌肉萎缩让60岁的朱特中断学术研究，逐渐失语言让他陷入恐慌。每日晚上，护工将他放在床上盖好被子后离开，若他身体发痒或是肢体不适，他只能睁着眼睛等待天亮，等人来帮忙。漫漫长夜，朱特僵卧在床，沉入回忆。这就像进入一座小屋，坐在自己熟悉的沙发里，追忆自己的一生。他回顾在伦敦的童年、在剑桥上学和此后教书的经历，将其所经历的时代在心里反复重现。等到白日来临，慢慢讲给人听，再由别人写下。
（图注：电影《回忆积木小屋》的场景，恰类似“进入一座小屋，坐在自己熟悉的沙发里，追忆自己的一生”。）
他一生的履历是也是知识人的典范：幼年早慧，成绩卓越，顺利进入剑桥，毕业后留此执教。他出生于1948年的伦敦，正是二战后欧洲逐渐恢复生气的时期。由于英国仍在实行食物配机与补贴，人们饭桌上的食物非常贫乏。朱特作为幼童，唯一能享受到的美味是免费牛奶、浓缩橙汁和鱼肝油。以至于成年后的朱特觉得一口气喝完一大杯饮料会有内疚感。
虽然物质贫瘠，但那个时代人们在精神上“休戚与共”，相信大家可以共同挨过战后艰难时期——富人与穷人选择相似的衣服，都是褐色、米色、灰色。朱特并不沉溺于美化过去，而是以私人的感受追忆着逝去的时代。当然也会有温情，他喜欢伦敦以前的绿色巴士，它代表着安全和稳定，是舒适的保障。在与女友约会到深夜后，不用担心回不了家。
1966年，他升入剑桥国王学院。按他的说法，他于同学是英国仅有的过渡代，最后受过贵族教育的学生。那时剑桥为保传统，仍聘请职员照顾学生生活起居。这些人被叫做“铺床女工”，她们需要打扫年轻先生们的房间，整理床铺，换洗床单被套，替他们跑腿。朱特曾为铺床女工惹过麻烦，某晚他烂醉如泥回到寝室，睡在一滩呕吐物里。第二天早晨，女工来到寝室，只看了一眼便投入工作。不到两个小时，朱特已洗漱干净，穿戴整齐，坐进扶手椅，手里拿着咖啡。女工则若无其事地将寝室恢复原状。朱特心怀愧疚，在圣诞时送女工一大盒巧克力。虽然他知道女工会更喜欢钱，但给钱会让校方反感。主仆都抱有默契，不会越过彼此的阶级。
十年后，朱特成了剑桥的研究员，他发现此时学生已与自己完全不同。他曾调解过一桩学生与铺床女工的纠纷：女工看见学生（男女参半）在校园的草坪上蹦跳嬉戏，自觉受辱。学生们则费解至极。铺床女工对裸体并不陌生，让她伤心的是，学生们见她走来竟连假意掩饰都不愿意，并对女工的不快加以嘲笑。学生打破了主仆间的默契，让她觉得羞辱。朱特回忆道：“如果我没受过末代贵族品德的教育，也不会察觉到此事的微妙。”主仆关系并非简单的劳资关系，而新时代的年轻人理解不了。随后铺床女工制也逐渐取消了。
看起来受过正统教育，沿着知识人轨道推进的朱特却有过一段特殊经历，这让他日后被誉有“非凡的勇气”直接相关。朱特是犹太人，在15岁、17岁与19岁的暑假前往以色列集体农庄“基布兹”劳作，拥护犹太复国主义。朱特喜欢在在暑热如蒸的香蕉种植园里连续8小时进行体力劳作，并在晚上与同事们讨论复国计划。到了晚年，他的观点早已改变，甚至说：“倘使没有希特勒，犹太教恐怕早就消亡了。”他一直被犹太同胞所辱骂，却坚持不改己见。
他写：“19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各国逐步取消对犹太人的隔离，犹太宗教、犹太社群主义以及犹太教固有的仪式都纷纷受到侵蚀：长达几个世纪对外界的一无所知以及内外合力导致的孤立很快即将告终。同化的进程通过迁徙、通婚和文化渗透已稳步展开。”朱特年轻时的经历反而将他推到了复国的反面，他认为既然信仰的力量正在消退，迫害已近杜绝，犹太社群又分崩离析，强调“犹太”有何意义？成年后他是精英主义的学者、保守派、老式人、对运动、革命、左翼和右翼都持怀疑态度。
去世前，朱特已口述完此书。此时他妻子还年轻，孩子还幼小，他却将行将就木。他写道：“这时候说幸运，未免太过恶毒。然而幸运有很多种。换上这种疾病想必是冒犯了诸神，对此我没有什么要申辩的……储存记忆的橱柜在我在打捞过去岁月的过程中也已找到，对我来说，这不啻是种幸运。但愿我没有辜负它。”
朱特确实没有辜负，虽然瘫痪让他失去行动能力、失语让他失去沟通机会，但他以回忆挣脱困难，在旧时光中重塑生活。他确实勇气非凡，但唯有死亡不能挣脱，完成《记忆小屋》后，他永远地回到了记忆中。
作者：苏更生 书评人，媒体人，业余也写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