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开源总监迪博纳专访：开源如何改变了谷歌

早在三年前，美国著名华裔硬件黑客黄欣国（An drew Huang，绰号Bunnie）就曾与大名鼎鼎的 NSA 泄密事件的主角爱德华 · 斯诺登（Edward Snowden）开始接触。据悉，在 2016 年 7 月，二人曾通过 MIT 媒体实验室展示了一款外型有如手机外壳的配件，其用来检测iPhone所接收的讯号。

黄欣国与斯诺登

他们将之称为“内窥引擎”（Introspection Engine），有点像电池外壳所附加的一个单色屏幕，通过 SIM 卡槽的开口将两根细小的线连接到 iPhone 的主板上。

当 iPhone 上的两个天线在使用 GPS、蓝牙等功能发出电子讯号时，这个探测线就能读取到无线电讯号。当天线在本该关闭的状况下有讯号发出，手机就会发出警告，甚至马上自动关机。如此一来就能保护使用者的手机不会那么容易被监听。

但斯诺登当时也只是暂时地交出了初步设计，他们仍然希望，有朝一日可以推出原型机。

“内窥引擎”（Introspection Engine）

近日，黄欣国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他认为，消费品企业的产品硬件设计应该是开源的，这样人们才能对其研究与改进——他在 Chumby、Novena 和 Chibitronics 三家初创公司都是这么干的。他的新书《硬件黑客》（The Hardware Hacker： Adventures in Making and Breaking Hardware）里也详述了开源硬件的设计经验。

黄欣国的工作室

黄欣国对中国，尤其是深圳非常熟悉，他在原型产品化、摩尔定律对开源硬件的影响，以及中国在开源方面的实践有着独到的见解 。

以下是本次采访的精彩内容：

你第一次去深圳应该是十年前了，美国与中国的制造业相比，各自的特点在哪？

其实，我个人不认为存在着“美国造”和“中国造”的区别。哪怕在美国国内，比如加州和波士顿，也存在时差、工厂条件不一样的情况。关键是在做产品原型开发时，应该尽可能的接近制造商所在地。

当然，深圳具有快速设计制造产品原型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都要去中国，而是应该根据自己的产品特点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制造业的合作伙伴，也可以是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其他地方，毕竟各地都有自己所擅长的产业和领域。

原则就是根据自己的产品路线选择对应的生态系统——深圳的特点就是强大的消费电子产品设计制造能力。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合适的地方，但对别人就不一定了。

一旦公司决定去中国寻找制造商，应该如何选择工厂？有没有什么可以遵循的原则？

首先是合同条款，中国的制造业有其特殊的运作方式，包括费用、劳动力投入这些方面要在合同中规定的相当明确，以避免在产品制造过程中出现分歧。

其次，工厂的规模一定要和你的产品相匹配。如果是太大的工厂，不会对你的产品太上心，与其这样还不如找到一家规模小一些的，能在你的产品中投入主要精力的合作伙伴。

那么像富士康这种大型代工厂显然不是创业公司的选择了？

没错，你肯定拿不到生产苹果设备的团队，而且初创公司也出不起动辄百万美元的生产启动经费。

还有就是你得看这家工厂是否具备制造你的产品的能力，比如一家专业生产手机的工厂肯定不适合去做机器人。很多人的印象中，中国到处都是工厂，什么都可以生产，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国的产业布局也有很强的地域性，工厂的生产能力也有天壤之别。

一旦选定了一家工厂，如何与其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你在实际工作中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的？

工厂如果看好你的产品，可能会给到60-90天的账期，这其实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初创公司的财务压力。说到如何建立良好的互信机制，我认为双方保持顺畅的沟通机制和透明化非常重要。当产品设计制造出现问题时，一般来说不会是单方面的问题，可能是我们提供的技术说明有瑕疵，或者工厂的生产流程有问题。

美国很多创业者在中国寻找生产商时，一旦面临良品率比预计的低，或者成品质量不达标等问题时，会倾向述诸法律、要求赔偿之类的，这样其实对产品进度表百害而无一利。

我通常的做法是与工厂方的工程师坐下来，把问题的源头找出来，并共同解决。因为一旦生产出现问题，应该重视的是如何止损，而不是相互抨击、停滞不前，那样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一旦双方表现出合作解决问题的态度，这种信任的伙伴关系就会开始形成了。创业公司和工厂都会把对方当做合作伙伴，而不是简单的合同关系。这对产品后期量产、工艺改进、迭代、降低成本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是一个很讲究人情的地方，尽量试着去和你的工厂成为朋友，不要总想着那些死板的合同条款。

在你的书中有提到如何降低生产成本问题，比如美国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十倍。但从近年来的情况看，中国劳动力成本也在上涨，创业者们是不是应该去寻找除了中国以外其它的新兴市场？

首先，你得算清楚劳动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有意思的是，像电子产品制造业，劳动力成本其实仅仅占总产品成本个位数的百分比。这样看来，如果你能降低其他环节的成本，哪怕就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总成本也不一定比中国高。

但相比其他新兴制造业市场的好处在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制造业生态体系。你能想到的产品生产流程中的问题基本都可以找到团队去解决，但美国的制造业生态还没有细化到这个程度。

你曾经提到深圳是中国制造业的创新引擎。还是拿消费类电子产品来说，深圳的厂商除了善于整合市场上受欢迎的功能外，还做了很多原创的技术创新。对于这种创新，最令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如果你去网上搜索猫的照片，会发现数量多得惊人，但并不知道是谁拍的，你也可以随便用，因为这些照片没有严格的归属权问题。

深圳的情况有点类似，只不过他们做的是硬件。大家都知道，想在美国造手机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深圳，他们对小批量生产各种时髦的手机很在行，比如电影里的某款手机有很多人喜欢，市场上马上就会出现各种“同款”。深圳的厂商不需要商业计划书、不需要融资，直接造手机就是了。

你能在那里的卖场里看到各种稀奇古怪的手机，比如有打火机功能的、自带充电的、可以看电视的，基本上你能想出来的功能他们都造的出来。

虽然不是什么技术含量太高的产业，但这说明了深圳制造业具有很强的快速原型能力，比如机床加工、集成电路设计、软硬件整合等。这其实是深圳制造业的基础，在这之上才发展出了现在的各类高技术含量的高端制造业。

你提供给硬件领域创业者的另外两个建议也很有意思：“交付或死亡”（Ship or die）、“高定价”（Aim high on price）。能解释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

硬件产品的交付时间必须非常准确。如果产品过早交付市场，可能会有一些还未解决的产品缺陷，比如电池存在爆炸隐患。超过预定交付时间，则会面临用户流失、技术滞后等问题。产品质量和交付时间两者存在一个平衡关系，这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高定价”策略，这个是针对消费硬件市场的。我的观点是，如果你的产品具有创新性，并能解决一个其他人无法解决的实际问题，就必然会有人买单。如果依旧采取低价策略，就相当于放弃了你应该挣到手的钱。

现在有很多人考虑到要先评估市场需求，所以将产品进行众筹来试探消费者反应。这也适用于“高定价”策略：如果用户反应一般，你还能够通过降低产品配置来降低价格，通过几次迭代最终找到合适的价格区间。

还有，涨价永远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一般都是在产品出现问题时，比如我犯了一个错误，需要100块钱来弥补，我就把这个成本分摊到消费者身上，原本一样的产品现在贵了100块，消费者是不会为此买单的。

高定价就是为了预留出一个容错空间，将产品改进的成本预先算进去，尽量不要让产品价格波动影响到消费者。

你在过去10年内创建了三个开源硬件平台，它们分别是具有WiFi功能的迷你电脑Chumby、开源笔记本Novena以及组装式电路板Chibitronics。你把源码和原理图都免费公布在网上，你所做的这一切出发点是什么？

我可以听到人们对我产品的评价，看到人们对产品的改装，这就是价值所在。

产品原理图和电路板实际上只是整条生产链很小的一部分，通过开源，我可以邀请用户帮我塑造产品。我并非天才，也不懂营销，我不会跟客户说：“这件产品只能这么用。”

开源笔记本Novena

开源就是与客户直接谈话，客户会发现产品令人意想不到的用途，这才是最奇妙的。我从中学习，并引导产品更符合用户需求。客户成了我们的商业核心，这才是好的发展模式。

这种产品开源的方式在企业中很少见，但你曾写道，至少在某些方面，潮流终会转向，开源硬件会受到青睐。你这么想有什么依据呢？为什么你认为节奏变缓的摩尔定律会有利于开源硬件的发展？

摩尔定律放缓意味着，有很多基础设施将会保持不变。过去二三十年，技术变迁如此之快，以至于公司必须多团队并行研究才能跟上摩尔定律的步伐。公司只顾着追赶摩尔定律，而忽略了创建产品社区。

20世纪90年代，一台电脑不到5年就落伍了。但现在我的电脑用了5年，性能也还不错。因为公司不用再一直追赶动态目标，开源社区就有时间发展壮大，而且即使因为开源而出现了山寨产品，公司的所受影响也没有那么大了。

山寨产品可以给我反馈信息，我进而能提升产品，这比起诉山寨产品要更有价值。

我们谈一下中国开源社区问题，也就是你所谓的“gongkai”。你在书中这样描述中国的开源社区“人们共享产品图纸等拥有产权保护的文件，这种共享有时候并不一定合法”。中国的开源与西方有什么不一样？

我创造了“gongkai”一词，它在汉语中就是开源的意思。我喜欢“公开”这个词，因为中国人用这个词表达共享的意愿，但这个过程不一定符合法律条文。中国的“公开”体制会伴随着互联网而发展，尤其是电子行业。

在中国，很多人在设计手机等产品时没有西方“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IP）的概念。中国应该发展一套鼓励创新的系统，并且利用好互联网的优势。

美国的专利系统则太过古老，一个人提出一种想法就有20年专利权，这很不像互联网的发展模式。

中国想要让“公开”系统生态发展，让“知识产权”深入人心，需要人每个人都接触到工厂，要么自己有工厂，要么有开工厂的亲朋好友。在中国，知识产权不能当饭吃，把东西放到淘宝上，并且卖得好才能赚钱。

未来的硬件发展趋势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以你对中国硬件制造业的了解，你认为今后几年开源硬件的发展方向在哪？

我个人在生物医疗方面投入了比较多的精力，未来几年生物医疗技术将迎来一些重大突破。生物医疗与硬件有着极大的关联，大多数技术需要借助各种硬件设备来实现，比如诊疗设备、样本分析仪器等。这一块目前关注的人还不是太多。

另一方面，我个人比较看好的就是教育。目前的教育资源很丰富，但如何将这些资源带给孩子们？这个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学校只有那么大，能容纳的人数有限。什么样的教学互动关系能最有效的连接教育资源与学生，这除了是个社会问题外，也是个技术问题。硬件方面的一些创新或许可以为教育带来一些新模式。

你认为，深圳的生态非常有利于培养创新领袖，普通工人变成技术工人、技术工人变成工程师、工程师变成设计师，最后成为创业者。你认为中国的制造业转型还有多远？

这种转型其实已经在发生了，比如知名的阿里巴巴、腾讯、小米等企业的出现。我喜欢用十年为单位来衡量技术发展周期。下个十年中国的发展除了纯技术层面外，还会有很多系统层面的创新，比如社交体系、支付体系、出行体系等，这些已经在极大地改变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了。

就像Facebook和Google改变了人们社交和获取信息的方式一样，中国也会有其本土模式，而且这类本土模式仅依赖巨大的中国市场就能获得很好的发展。也正是因为中国新经济的庞大体量，我认为，中国的创新型企业会开始跳脱出本土的生态系统，向西方发展，并最终被西方接受，这会是未来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