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管仲的“富国强兵”理念，通过李克、吴起、商鞅、李斯、萧何、陈平、桑弘羊、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等人代代相传，才使得中国经济和经济思想在很长的时期内领先世界，这样的功德和基业应该可以超越“德才”的衡量标准了吧？
从布衣到卿相，管仲被人奉承为“春秋第一相”；清末的梁启超干脆说他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家”；柏杨也说，在国史中，堪称为政治家的不过六七人，管仲是第一人。然而这个恢弘的政治家，当初却是一个不太成功的商人。
管仲是颍上( 今安徽颍上县) 人，祖上曾是贵族，很小父亲就死了，与母亲相依为命。管仲很幸运，和鲍叔牙是同乡，鲍叔牙大他2 岁。生在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生在一起。从商，管仲多拿多占；从军，管仲三次从阵地上逃跑；从政，管仲三次被罢免。这么一个各方面表现糟糕的人，鲍叔牙却不离不弃，都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而管鲍之交则超越这个天条。
管仲的才能是逐渐成长起来的，宽容本身就是一种激励未成年人成熟的力量。鲍叔牙是他的兄长、朋友，更像是老师。在鲍哥的正面引导之下，教学相长，两人都茁壮成长起来，只是各有所长，一人偏才，一人偏德。
两人结伴，德才兼备，他们来到工商立国的齐地，终于历练出了人样，齐僖公分别拜管 仲、鲍叔牙为二公子纠和三公子小白的师傅。两人既非大臣，也非贵族，僖公拜他们表面上是私塾先生，其实是帝王之师，此时，两人的见识才学名望已经为王室认可和倚重。然而，等待他们的是风暴。
齐国经过一系列残酷的高层洗牌之后，轮到避祸国外的二公子和三公子争夺王位了，昔日好友管仲和鲍叔牙随即处于两个敌对的阵营里。这场斗争，其实是两位智囊的决斗，有趣的是，它更是一场马拉松比赛：两兄弟谁先回到国内，谁就是王，后到者是臣，而且是罪臣。
于是，管仲干脆带人去拦截老三小白。冲突中，管仲一箭射中小白衣钩，小白装死骗过管仲，抢先回国即位，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齐桓公。奇怪的是，当时管仲为何不去检查一下？或者补射一箭？是疏忽大意？还是故意放他？还是当时没有那个实力？难道并非真要他死，只是要他不要那么快地回到齐国? 后来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显然是避免了管仲这个难以原谅的错误。
公子纠一伙则慢悠悠回去，听到新君即位，如雷轰顶，只好退回鲁国。胜利后的鲍叔牙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说服桓公拜管仲为相，并设计把管仲从鲁国要了回去。他说，主公如果只想管理好齐国，有高傒和我就够了，如果还想王霸天下，那非用管仲不可。桓公志向高远，不计一箭之仇，在鲍叔牙的开导之下，化敌为臣。
桓公之所以如此，就是要用射他衣钩的人，替他射天下。两人之前的争斗，就当是干部任用之前的考察，这样另类的考察那是相当的准确、真实。管仲以商人的手腕做宰相，很有创意，先是相地而税，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又设“轻重九府”，观察年景丰歉，按人民的需求来收散粮食和物品，思路都很精细。
以钱买罪的赎刑制度也是管仲首创的。即老百姓犯了法，可以赎身，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盾一戟，此一举，齐军的装备得以迅速升级换代。他又开设“女闾”七百，创国家经营娼妓业的先河，比梭伦创立雅典国家妓院还要早大半个世纪，越国的勾践就率先效仿。
对外，管仲更不客气。因为只有国盛产食盐，管仲便大大提高出口食盐的税率，相当于全天下人民都向齐桓公缴纳盐税。
为了制服鲁、梁，齐国不惜发动“粮食战争”。齐国人人穿丝制衣服，但只种粮食而不种桑树，导致丝价大涨；于是，鲁、梁二国都争相把丝运到齐国卖高价，没人种粮食，只一年，两国就出现了饥民，不得不屈服于齐国的霸权。
管仲又用同样的手法，高价采购楚国的生鹿、代国的狐皮、衡山的械器，制服了楚国、代国，吞并了衡山。
齐桓公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六次和平会盟，还辅助周王室一次，这就是所谓的“九会诸侯，一匡天下”，这里面也有管仲赚钱的法门。
桓公与管仲预先秘密制造了大量石璧，然后串通周王，宣布诸侯朝先王之庙，礼物就是石璧。诸侯仓促之下，只好来齐国购买高价石璧，结果，齐桓公一下子聚敛了八年的财政收入。这等于是把尊王攘夷的成本转嫁给了没有搞尊王攘夷的国家，以邻为壑，把政治上的成功转化为经济上的好处。
孔子高度评价管仲攘夷的功劳：“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就是说，没有管仲，元朝和清朝就会提前出现了。但管仲认为：“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他个人富比王侯，虽然齐国人并不认为他奢侈，孔子却批评他“不知礼”。管仲的奢华与晏婴的节俭形成鲜明对比，司马迁干脆把他两人合在一起写传。南宋的朱熹也说，管仲之德，不胜其才。
然而，正是管仲“富国强兵”的理念，通过李克、吴起、商鞅、李斯、萧何、陈平、桑弘羊、诸葛亮、王猛、王安石、张居正等人代代相传，才使得中国经济和经济思想在很长的时期内领先世界，这样的功德和基业应该可以超越“德才”的衡量标准了吧？
来源：真情家具TIME（微信号：jiajutime ）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我们爱历史》为头条号签约群媒体
历史提问
最近对万历比较感兴趣。有人说明亡于万历，有人说万历是中兴，因为政治清明。读到很多张居正的事，感觉张居正没有以前书本上说的那么伟大，许多学者对他还持批判的态度，感觉张比严还要直男癌，对一切反对的都要加以消灭，万历又是比嘉靖老实很多的人，不对张加以控制。张貌似比严还要贪的多，所以很疑惑，两人的历史评价差为什么那么多呢？
答：这二位大明阁老中的铁腕人物，区别就在俩字：负责！
要弄清楚张居正和严嵩的不同，首先就要明确一件事：评价一位明朝阁老是否称职，最重要的一条标准是什么？清正廉洁固然重要，但放在明朝，最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必须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
“负责任”有多重要？看看明朝政治史就知道：好些人都在奇怪，为什么明朝的皇帝们，各种搞怪的类型都有，但国家却能蒸蒸日上？因为担当行政大任的内阁大学士们，尤其是身为百官之首的内阁阁老们，不乏负责任的政治家。这里的“负责任”，不一定非要求一位阁老每天二十四小时扑在工作上，但必须要求他一辈子都要坚持一种原则：识大体，顾大局。只有这样负责的阁老，才能撑起一个王朝的运转。
这种“负责任”，举一位明朝阁老的例子就知道：严嵩的老前辈，嘉靖皇帝早年登基时的宠臣张璁。论品行，这位张璁大人在整个明代，都属于口碑极低的一位，靠着大礼议之争获得嘉靖帝荣宠，以给嘉靖皇帝做急先锋，狠踩老臣杨廷和的表现，得以迅速扶摇直上，最终官居内阁大学士。如此做派，放在当时道德观里，绝对小人一枚！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小人，在内阁大学士任上，却展现出了叫好些明清政治家汗颜的襟怀：明明和前任杨廷和掐的你死我活，但到真正大权在手时，杨廷和没有做完的工作，比如裁汰冗官，清理皇庄，整顿国家财政边防。张璁有没有一气之下全都废掉？非但没有废，反而接过手来继续做，做的比杨廷和还要出色。甚至立下中兴大功后，依然诚恳的告诉嘉靖帝，杨廷和虽然对不起你，但他没有对不起大明朝！
何为识大体顾大局？这就是识大体顾大局，这位“小人”的襟怀担当，比起今天某支国家运动队朝三暮四瞎指挥，害的成天出去被人屠的拙劣表现相比，更是远远甩开！
而以这个标准来形容，严嵩是百分百不合格的，张居正是百分百合格的。
先说严嵩，这些年对于这位大明奸臣，各种同情的声音大起，某位老戏骨担当主演的明朝题材电视剧里，这位大明一代阁老，更是获得了广泛的同情。乍一看去，严嵩是有很多优点的，写得一手好青词，读得满腹锦绣，论起权谋手段，好些阁老比他更上不得台面。但一个重要区别，却注定了他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命运：他从不是个负责的政治家。
为何这样说，一句话就可概括：很多政治家争权归争权，国家利益面前却从不含糊。但放在严嵩身上，却是高官厚禄高于一切，哪怕国计民生大事，为升官也可以随便牺牲。
于是，本着这一可耻理念，他专权生涯里，最恶心的事情，还不止是贪污腐败陷害忠良，而是为了自家的权位，不惜败坏国家大计。典型就是他和另一阁老夏言的权争，虽说双方都是各种手段无所不用，但严嵩为了搬倒夏言，不惜罗织罪名陷害与夏言有亲戚关系的一代名将曾铣，导致曾铣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冤杀，原本一片大好的北方国防大业，更因此土崩瓦解。
曾铣没有蒙冤时，明军高歌猛进，眼看就要收复河套草原，曾铣含冤而死后，严嵩亲手提拔的继任者仇鸾却是怂包到底，惹得鞑靼有恃无恐，杀到北京城下，险些叫明朝遭受靖康之耻！
尤其可耻的是，就是在鞑靼兵临北京，成日烧杀抢掠时，惹出如此大祸的严嵩，竟然大言不惭对嘉靖帝说：鞑靼就是一群恶贼，关上城门让他们在京城外面烧杀抢，抢够了自然就走了！所谓百姓生计，十几万人口被掳掠，在这位阁老心中，都是不值一提！
如此人物，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实在罪有应得！
而在这一点上，同样把持大权的张居正，却是比严嵩高太多，如很多人所知，张居正是通过与高拱的权争，最终坐上了首辅宝座，开始了十年轰轰烈烈的改革，但是在国家大事面前，他却体现了比严嵩高得多的胸襟，对待政敌高拱昔日的心腹，却是敞开怀抱。
典型水利科学家潘季驯，原本是高拱一手提拔，张居正得势后，也一度心灰意冷回家。但是张居正却丝毫不在乎这些过节，亲自写信邀请潘季驯重新出山，这才有了大明朝辉煌的治水成就，今天中原黄河沿线的梯田，就是这番襟怀坦荡换来的成果！
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不是说一定好脾气，真正的宰相肚量，是对国家大局的慷慨担当。只此一条，严嵩距离张居正，堪称十万八千里！
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中下游已经成为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最活跃地区。周天子在洛阳，虽王室衰微，但仍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秦人如何在春秋战国的纷争中脱颖而出呢？
秦人首先能够正视自己在诸侯国中的实力和地位。各方诸侯，北有晋国、东有齐国，这是当时最强盛的两个诸侯国，引领着春秋时期的社会发展潮流。西南有楚国意欲问鼎中原，东南有吴国觊觎春秋霸业，东边的秦国只是刚刚进入中国历史主流社会的一位懵懂少年。王室的衰落给各诸侯国都带来了号令天下的冲动，所以各国都在厉兵秣马，蠢蠢欲动。
在商鞅进入秦国之前，中原诸侯已经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富国强兵运动。公元前7世纪，管仲首先在齐国进行变法改革。行政上划分乡、县、属等区域，细化行政管理。全国共有五属，设五大夫。十县为一属，每属设大夫。每年初，由五属大夫把属内情况向齐桓公汇报，督察其功过。这些举措，使政令畅通，齐国形成高效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军事上寓兵于农，规定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每乡设一乡良人，主管乡的军令。战时组成军队，每户出一人。为了解决军队武器装备不足问题，还规定犯罪可以用盔甲和武器来赎罪。经济上重视税收，提倡发展经济，积财通货，制定铸币政策，发展渔业、盐业，鼓励商贸。管仲的改革，使齐国民足国富、社会安定，为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实现春秋首霸提供了基础，自己也被誉为法家先驱、“华夏第一相”。之所以要细数管仲的变法改革举措，主要是因为此后的商鞅变法，除根据关中地区“关内自足，关外凶险”的特点，提出重农抑商这样的策略外，对于管仲改革的继承可以说是全面彻底的。
另一个对商鞅变法产生深刻影响的要数魏文侯的变法。战国初期，赵魏韩三家分晋，四面受敌的地理环境迫使魏文侯成为最早推行变法图强的君主。魏文侯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子夏、翟璜、魏成等人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使魏国一度成为中原的霸主。魏文侯重用卫人李悝，实现了魏国法令的畅通，给遭受魏国侵扰的秦人很大的震撼。了解中国法制史的朋友一定知道李悝是以《法经》流芳于世的。《法经》 六篇：盗、贼、囚、捕、杂、具，确立了中国古代法典的体例和基础， 商鞅正是携《法经》入秦，才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秦国变法。 魏文侯的变法开启了魏国的百年霸业，秦国因此遭受到了魏国的侵扰。正因于此，魏国的变法也成为了秦国学习和赶超的榜样。魏文侯还拜孔子弟子——大儒士子夏为师。子夏在西河讲学，弟子众多，华夏文化的重点于是转移到了魏国，形成了著名的西河学派，并为魏国培养了大量的人才。秦国重用的张仪、范雎都是魏国人，商鞅也是因为在魏国怀才不遇才转而事秦的。在魏国受到排挤的吴起出走楚国变法，一度使楚国强盛起来，这也对秦孝公产生了不小的思想冲击。中原各国多形容秦国为“虎狼之国”，这既是对秦国军事力量的惧怕，也含有对西秦文化水平不高的蔑视。魏国的先进文化对当时被视为蛮夷之地的秦人具有很大的诱惑力，所以在秦国形成了积极学习中原文化，进而重用客卿的传统。正是看到魏文侯变法富强，吴起在楚国变法成效显著，秦孝公才发出了他那道著名的“求贤令”，招纳才学之士为秦效力，从而为秦国的崛起打开了一线生机。嬴政曾经一度驱逐客卿，差点打乱秦国崛起的国运，李斯适时呈上《谏逐客书》，算是李斯无可非议的历史功绩之一吧。
李斯在《谏逐客书》逐一列举了自秦穆公以来使秦国强大的八位著名客卿：秦穆公重用的由余来自西戎、百里奚来自宛地、蹇叔来自宋国、丕豹、公孙支来自晋国；秦孝公重用的商鞅是卫人，秦惠王重用的张仪、秦昭王重用的范雎都是魏国人。这四位君主，都依靠了客卿的功劳，逐步实现了秦国的霸业。事实上，秦国这几代君主，对于客卿的感情都是“驽钝”的，而客卿也都能做到“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的程度。我们看电视剧《大秦帝国》的时候，秦孝公与商鞅之间恨不得双宿双飞的那种默契，秦惠王在张仪面前一口一个“先生教我”的那种诚恳，绝不是清宫戏里“奴才该死”与“皇上圣明”那种时代暮年才有的心机。也许有人会认为《大秦帝国》在这些方面的着力有些矫情，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抗争中勃发，所传递出的略显轻狂的艺术表现，难道观众不会觉得快慰吗？在大量充斥谍战剧、宫斗剧、抗日神剧的洗脑下，我觉得这样的艺术呈现不仅是真诚的，而且简直就是一股清流，令人心旷神怡，大呼过瘾！
李斯在秦国的历史中，褒贬不一，但唯有这篇《谏逐客书》毫无争议是值得推崇的：“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求邳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入秦的各国客卿都能够为秦国的发展做出贡献，就连以“耗秦民力”为目的入秦的郑国，也因秦人的“驽钝”，而得以历时十年主持完成了关中著名的水利工程——郑国渠。“秦人以国士待卿，卿以国士事秦”，秦国对人才的渴望，历史上已被传为佳话。并且，秦人所待之客卿，多行正大光明之事，非齐孟尝君“鸡鸣狗盗”之辈可比。不知李斯在完成“假传遗诏”这样的使命后，因政治性“抛弃”而被腰斩于咸阳集市的时候，除了“想和小儿子一起回上蔡老家，牵黄狗逐野兔”外，还会不会想到当初的楚国客卿是如何从一位“强秦”的丞相最终沦落为“亡秦”的罪人的？
影响秦国一前一后的两位客卿，商鞅与李斯在历史上有着截然不同的地位。同样是国家重臣，一位大良造、一位丞相；同样是获罪身死，一位五马分尸，一位具五刑腰斩咸阳市；同样是崇尚法令，一位至死不悔，一位偷生乞命。李斯的悲惨结局，除了“假传遗诏”加速秦帝国覆灭外，其贪生怕死完全不具备秦人“驽钝”的品性，也是作为秦人的笔者，低看他的一个原因。记得很小的时候翻看过当时流行的一册《商鞅变法》的连环画，印象特别深刻的一页正是表现商鞅被五马分尸的场景。请允许我用摄影的表述方式来描述我三十年后的记忆画面：这是一张用广角拍摄的照片，由于广角镜头特殊的视觉效果，造成了前景夸张的艺术效果。该幅画面里，商鞅赤裸的左脚显得异常宽大，大的几乎占满了画面的下半部，而脚心还被画家填上了三个蚕豆形状的同心扁圆。画面里只有四匹骏马，（牵引左脚的这一匹被艺术化的呈现在了画面外，脚上还留有一截麻绳通向画面外，为我们留下了足够的想象空间。）每匹马后都站有一人正欲策马扬鞭，……画面中心是一位男子被半悬在空中，面容坦然、冷峻。在《大秦帝国》电视剧中，商鞅在大雪纷飞中遭受五马分尸之刑，而一代女神高圆圆扮演的商君意中人也为之殉情，画面唯美得使这一桥段与整部剧产生了深深的隔阂。同是对商君罹难的描述，连环画与电视剧，一部具象，一部意象。具象是因为尊重，意象则是因为不忍。同样表达的都是对伟大时代和伟大人物的敬仰之情。
商鞅变法的内容勿需本人赘述，秦国上上下下对待变法的态度，则又进一步显现出秦人“驽钝”的秉性。从历史上的变法来看，除了王朝更替，推倒重来，本身鲜有成功的。即使是一度收到了效果，但一般都会因主政之人的离世或离任而遭受挫折，“人亡政息”，这是古代法制变革的一个普遍规律。而商鞅变法，则有多个想不到。正因于此，这也使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彪炳千秋。
其一，想不到秦国在变法发起人秦孝公和变法主持人商鞅相继离世后，仍能坚持变法政策。这主要是因为各方势力都看到了变法对国家富强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即使是利益一度受损的秦宗室阶层也能够从秦国的发展强大出发，以“驽钝”的秉性衡量得失，最终选择了支持变法新政。这是商鞅变法能够取得最终成效，没有半途而废的最主要特征。像吴起变法，虽然收效很大，但因为触动了权贵集团的利益，遭到旧贵族的反对。在楚悼王病死后，旧贵族发动叛乱，包围王宫，用乱箭射死了吴起，变法于是失败。
其二，想不到商鞅变法能够如此彻底，甚至达到不近人情的地步。商鞅是法家实践派的杰出代表。其实法家都是实践派，只是由于韩非的法家思想太过系统，又没有得到施展的机会，所以笔者将其归入法家理论派，而韩非的思想完全可以独自擎起这面大旗。法家主张严刑峻法，法令布告天下，要求所有人都必须遵守。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法律由贵族掌握，秘而不宣。仅仅是对成文法进行公布，都是对贵族阶层的挑战，何况刑罚加诸贵族，这在其他诸侯国是不敢想象的。商鞅通过“徙木立信”，表明新政之可信。在此后的变法过程中，因为迁都的问题，太子赢驷公开表示拒绝迁都，诋毁新法，所以太子按律治罪，因为太子作为储君，不能用刑，所以对太傅公子虔、太师公孙贾治罪，割了公子虔的鼻子，在公孙贾脸上刺了字。此事件既是一件法律事件，更是一件政治事件。如果按照权谋者的理解，商鞅应该在涉及储君的问题上采取灵活的政治手法，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但商鞅并未因私废公，这也为他后来遭受报复埋下了伏笔。但这一事件对秦国的变法事业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无论何等阶层的秦人，只要想到、看到、听到关于公子虔的鼻子或者公孙贾脸上刺字的故事，一定不会再对秦国变法的决心产生怀疑和非议。于是，变法的权威得到了确立，各项新政都得到了彻底的实施。
其三，想不到变法者的遭遇如此悲惨。先秦法家是除儒家以外，对社会影响和贡献最大的一个群体。但由于法家推行变法改革，要求明法赏刑，加之奴隶制刑罚主要以人身肉刑为主，导致法家给后世留下了“严而少恩”的评价，司马迁更是评论在楚国变法的吴起，“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说来并无一丝认可之意。但是，在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中原发达文化与边陲欠发达文化相互碰撞，秦人在励精图治的大背景下，必然需要非常之人行非常之手段，变法图强，弯道超车，否则怎能实现对先进文化和已经发展起来的中原诸国的超越。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变革都是困难重重。中国历史上，虽然变法改良大多都遭遇了失败，并且主政者也大多遭遇到了厄运，但历史上这些改革者却大都采取了直面的积极态度。商鞅变法虽然彪炳青史，但自己却惨遭极刑；楚国吴起、屈原先后变法图强，前者被杀后者自尽；西汉晁错力主削藩，被腰斩于市；北宋范仲淹、王安石相继变法，皆遭贬黜；明朝张居正改革，死后遭开棺鞭尸；清朝戊戌变法，戊戌六君子血染菜市口。这些改革者一心为国，却为何落得如此下场？究其原因都是改革触动了既得利益阶层。试想这些英雄人物哪个没有想到自己可能遭受的命运，谭嗣同甚至主动求死，血祭变法事业，如果没有“苟利社稷，不避生死”的那一份笃定，怎能承此伟大事业呢？
其四，想不到秦人竟能够如此热心参与变法事业。这个想不到多少有些牵强，因为春秋战国虽然处于中国奴隶制社会瓦解时期，但“象瓦罐一样卑贱的平民奴隶”（孙皓晖语）对于奴隶制贵族阶层依然没有多余的选择路径，在奴隶制刑罚的高压下，下层平民奴隶面对国家政策只有“被迫参与”和“积极参与”这两种选择。但商鞅变法对于民众的积极性的调动仍然是空前的，前有废井田、重农桑、奖军功为激励，后又“连坐之法”、“异子之科”相惩戒，秦人对此积极参与耕战，秦国势力不断强盛。秦人积极参与国家征战，比起后世所谓的“征夫”、“壮丁”而言，除了历史条件的原因，商鞅变法后的制度优势是最主要的原因。秦国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制度，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政治制度，比起各自为政的奴隶主分封制度，具有政令畅通、运转高效的绝对优势，所以，秦在统一中国后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度。
以上四个“想不到”，都是针对失败了的变法而言的。正是有别于其他诸侯国的这四个“想不到”，秦国变法才收获了改革的成果，国力才由此强盛起来。由此可见，商鞅变法的彻底性是秦国走向强盛的关键。
都说秦是“虎狼之师”，这里面有秦人与生俱来的生猛之气在里面，而商鞅带给秦人的，是用四分五裂的身躯换来的先进制度。可以说，秦国最锐利的并不是它的军队，而是它的政治制度。商鞅用自己决绝的勇气敲开了秦国的改革事业，秦国由此踏上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的快车道。如果说“虎狼之师”是对秦军事力量的肯定，那么用“车驾之国”来形容秦国的崛起应该更为恰当，这也是本人一定要用“驽钝”来形容秦人精神的原因。“驽”本为劣马，这与秦国早期在诸侯中所处的地位是相称的。“钝”虽不锋，但秦人却能抱定一颗变法图强的决心，历经挫折始终不变。所以，“驽钝”代表了秦人的精神。秦人本有养马的特长，用自己“马背诸侯”的特长牵引秦国这架战车去征服六国，最关键的驾车人就是变法的倡导者和实施者。从秦孝公与商鞅这一双御者的模式开始，中国开启了封建君主加实权宰相的“董事长+总经理”的治国构架。这一构建一直持续到明初开始衰落。从明清时期取消宰相到逐渐演变为“皇帝+内阁”的治国模式，则说明中国封建人治社会已经走进了死胡同。
关于变法改革与封建集权的关系，留待下文评述。
作者：朱建伟，西北政法法学一系九九级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