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去往南非，了解那里抗击艾滋病的进展。在南非的诊所里，我拜访了医生和研究人员，听到许多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故事。我们的对话一次又一次提到这个时常被忽略的疾病–结核病–艾滋病的致命搭档。
结核病是一种肺部感染病，每年导致约有180万人死亡，其中有40万人同时感染了结核病和艾滋病。历史上，结核病被人们称为“消耗”（consumption），因为这种疾病会让患者迅速消瘦，看起来就像是在消耗病人的身体。
当艾滋病和结核病结合在一起，就成为了致命的二人组。艾滋病会削弱人体免疫系统，这让结核病的入侵变得更容易，同时让身体更难去对抗它。去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艾滋病毒携带者同时感染了结核病，大约有35%的艾滋病毒阳性者因为结核病而死亡。在世界范围内，南非同时感染了结核病和艾滋病的人数是最多的。
自2000年起，更好的检测和治疗项目已经让结核病致死人数减少了20%，拯救了数千万的生命。但据世界卫生组织一份新报告显示，结核病作为一种传染病，其传播范围比之前预测的要广。新的监测和调查数据显示成千上万的新病例中大部分都在印度。2015年，全球新增结核病病例大约有1040万，相比2014年增加了80万。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还显示，由于医疗机构的检测、治疗及针对结核病报告水平的显著差异，在这1040万的新增病例中，有430万人得不到合理的护理。结核病致死人数从2014年的160万攀升至180万。
我在之前对南非的访问中了解到，对于公共健康部门的官员而言，对抗结核病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源于其越来越严重的耐药性。结核病的新的菌株已经出现，它们对通常使用的抗结核药物没有反应。治疗耐药结核病的过程十分复杂，且非常昂贵。对于病人来说，他们需要承受数月的、艰苦的药物治疗，而这些药物又带有毒性和严重的副作用。更多艾滋病解读：www.yangfenzi.com/tag/aizibing
去年，一位住在开普敦郊外的年轻母亲Simbongile了解到她感染了耐药性结核病，由此开始了她艰难的治疗过程。她的故事令人心碎，但她也是一个幸运儿。2015年，全球大约有60万人感染了耐药结核病，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得到了治疗。
虽然耐药结核病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大多数的结核病案例都还是药物敏感性的，也就是说他们还能够通过合理的药物治疗得到有效治愈。耐药性出现的原因包括：健康机构提供了不正确的药方，或低劣质量的药物，患者自己过早停止了疗程。这也是为什么预防耐药性最好的办法，就是为药敏性的病人提供更好的结核病检测和治疗项目。
结核病，和许多疾病一样，最先影响的是世界上最贫困的人群。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国家，你可能很容易和其他人一样，认为结核病已成为过去式。也正因为此，世界上支持结核病项目的资金非常短缺。2016年，全球支持结核病防治的资金需求有83亿，但目前还有20亿的巨大缺口。
类似Simbongile的故事有力地提醒着我们，结核病依然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这个世界迫切需要新的创新成果来防治结核病。我相信，通过对结核病研发领域的投入，生产新一代的结核病药物，研发一个新的、更有效的结核病疫苗并不是梦想。
结核病不是过去式，但是只要全世界都携起手来对抗它，终有一天它会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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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2016：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对谈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代表苏凯琳
2016还有两周就要过去了。这一年不管是对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还是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都是充满意义的一年。在新年来临之际，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代表苏凯琳一起坐下来，一起回首了他们的2016并展望了2017。
李一诺与苏凯琳对话视频
以下为视频翻译：
李一诺：大家好，我是李一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恰逢2016年末之际，我很荣幸能有机会与苏凯琳，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驻华代表处代表，一起回首马上要结束的2016年，同时对2017年进行展望。
首先，凯琳，在过去的一年里，让你最激动的事是什么？
苏凯琳：对我来说，这一年中最激动人心的应该是落实2015年12月约翰内斯堡颁布的“中非合作论坛行动计划”。在行动计划中，中国决定为非洲本地化生产药品和卫生产品提供支持，这也作为中国承诺未来三年提供总额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中的一部分。为当地的卫生产品本地化生产寻求支持，包括让中国对参与非洲联盟推动医药制造行业发展之承诺感兴趣，是我们在过去两年积极促成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的目的是使非洲大陆能够在药品和卫生产品上自给自足，达到可持续发展。非洲大陆拥有世界上13%的人口，承受着24%的全球疾病负担，但其药品生产能力却只占到全球的0.4%。这对于解决非洲现在和未来健康事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都是远远不够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们2016年做的就是不断跟进，确保中国政府支持的合资企业能够开花结果。
李一诺：这点我也是深有体会。此外，我觉得2016年最激动的时刻还包括9月份在中国举办了G20峰会。更多李一诺言论：www.yangfenzi.com/tag/liyinuo
苏凯琳：对，是啊。
李一诺：本次大会上，全球发展首次被作为优先考虑事项列入全球决策框架的议事日程。同时，全球健康也成为G20发展目标之一。我们作为见证者，看到了中国对全球发展系列问题的承诺和支持；同时，这也为我们参与到更广阔的工作领域打开了许多扇门。
苏凯琳：那么，在2016年，谁是你最难忘的人？
李一诺：举一个最近的例子吧。我很幸运被选中，成为中国罗德奖学金评选委员会的一员。这个奖学金在2016年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今年我们有机会选出4位罗德学者。我不得不说，看到这些年龄在19到25岁的年轻人积极参与讨论中东难民问题、了解非洲教育问题、或者深入到中国最贫穷的村庄，这些都让我感到非常欣慰。还有一些二十二、三岁的人，用一年的时间参与一个叫做“服务中国”的项目，旨在吸引年轻人能够参与到更广泛的社会公共服务问题之中。结合上边的例子，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慈善事业、公共服务这些领域，看到那些比我们年轻十几、二十岁的人志向远大、勇于尝试、用实际行动改变世界，真的带给我们很多希望。
苏凯琳：我2016年最难忘的人也是年轻人。是一个从出生开始就被查出HIV阳性的年轻人。他现在18岁，正在为他的大学梦想而不断努力。我们坐在那里，听这些人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向我们诉说他们的梦想。这个年轻人说道，大学毕业后他想成为一名飞行员，在自己还能有所作为时为中国的发展尽一份力。回家后我便想，在他完成学业后，真的会有人给这个艾滋病病毒阳性的年轻人一份工作吗？现在的社会对艾滋病相关的歧视仍然存在，我对此非常担心。对我而言，这是我最难忘的人。这也甚至提醒着我2017年我们仍须切实努力去实现（消除歧视的）目标。否则，我们将无法实现联合国日程中的那些更加远大的目标。
李一诺：对我来说，2017年是特殊的一年，将是盖茨基金会来到中国的十周年。我由衷希望新的一年中，我们能进一步加深与合作伙伴的关系，包括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这样的国际组织、中国政府，还有众多的慈善机构和私营部门并肩携手，在推动中国在解决全球发展问题的进程中更高效地发挥作用。
再次感谢你参与这次对话，凯琳！
【来源：盖茨基金会（微信公号：gatesfoundation）】
·氧分子网（http://www.yangfenzi.com）延伸阅读：
➤ 李一诺：听5位罗德奖学金获得者罗德学者讲述他们的成长故事
近十年，盖茨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全球健康大挑战计划（Grand Challenges in Global Health ）的发展，它与众多科学家合作，集思广益，让创新焕发光彩。通过这一计划，盖茨已经踏足了诸多别人羞于踏足的领域，如新型厕所、人类尿液电池、用起来更爽、安全性更高的新型避孕套等。近来，比尔·盖茨又将挑战新项目。
本周四，比尔·盖茨宣布了自己新的挑战计划。“我们期待有一个能够快速诊断艾滋、肺结核、疟疾等传染病的设备，此设备能够接受诸如血液、唾液、痰等不同的样本，并且价格亲民、值得信赖，此外还能在一天只能发电四小时的小诊所运转。你能够创造这样的设备吗？”盖茨在他的博客中写道。
这听起来有点像《星际迷航》里的三录仪，但它并没有三录仪那么天马行空。盖茨分享了一张科学家们设计出的设备初图，看起来颇像3D打印机。你输入一个样本，设备将给出诊断结果。他表示，现在已有五个团队致力于此项挑战。
比尔·盖茨挑战新项目：快速检测艾滋病医疗设备
他说道：“在当今的科技坏境下，我们提出一个好的设备建造构想，就会有很多伙伴们来帮忙，这真的很棒。”不过，该计划的前途很光明，道路却很曲折。盖茨知道该挑战也面临诸多困难，例如：如何让设备价格足够亲民，如何让设备在医疗设施稀缺的地区工作。但盖茨对此挑战的热情态度让它很吸引人。
在本篇博客最后部分，盖茨写道：“如果这个想法实现了，那么结果将非常激动人心。但是如果计划失败，那么我们将会很失望。然而，如果一条路走到尽头，那么我们将会探索更多的路”。
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会在海南举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兼理事比尔·盖茨在2013年博鳌论坛上表示，中国有巨大潜力，我们的基金会在几个领域合作，包括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烟草使用。我们立足中国，帮助中国是主要目的。我还在增加其他活动，使我们的能力和中国能力很好地合作起来。中国有独特作用需要发挥，他们非常理解扶贫。
他说，我们的基金会希望和中国建立起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利用中国的发展经验、强大的研发力量和较低成本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优势。疫苗方面看到了中国做出很多投资，做了很好的工作。举例，成都研究所是中国生物技术集团，我们一起研发了新的改进型日本脑炎疫苗，这是亚洲流行的传染病，我们2009年开始发放了1亿多剂的疫苗，疫苗非常好、非常有效，成本极其低廉，25美分/剂，做出很大的贡献，挽救了人们的生命。
文字实录：
比尔·盖茨：我们讲一讲中国的情况，中国的巨大潜力从2007年以来基金会非常积极在中国进行活动，和中国政府在几个领域进行合作。包括在共同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另外努力减少烟草使用。现在我们还增加很多其他的活动，我们一起共同努力，和中国一起携手帮助世界的可能性，使我们的能力很好的利用起来，包括受援国。中国有独特作用需要发挥，他们非常理解扶贫，中国有古谚语，预知前方事，需问过来人。我们的基金会希望和中国建立起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利用中国的发展经验、强大的研发力量和较低成本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优势。疫苗方面看到了中国做出很多投资，做了很好的工作。举例，成都研究所是中国生物技术集团，我们一起研发了新的改进型日本脑炎疫苗，这是亚洲流行的传染病，我们2009年开始发放了1亿多剂的疫苗，疫苗非常好、非常有效，成本极其低廉，25美分/剂，做出很大的贡献，挽救了人们的生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还和中生集团，和其他部门合作共同抗击脊髓灰质炎，人们到了克服传染病的最后阶段，我们从1988年开始，当时在250个国家流行这种病，现在已经取得巨大的进展，所以去年不到300个病例，只有3个国家还有这样的疾病。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如果这些国家有传染这种病还会传到其他国家，所以我们要根除。我们要有更多低成本的疫苗，这也是另外一种合作伙伴关系，我们和中生集团建立起新的疫苗工厂，非常高效的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和其他中国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口服的脊髓灰质炎疫苗，所以中国起到很大的作用，大大推进全球的脊髓灰质炎的根除工作。
据 Quartz 报道，比尔·盖茨牵头成立了一支金额超过 10 亿美元的突破能源基金 Breakthrough Energy Ventures（BEV），专注于投资清洁能源创新科技，应对当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据悉，该基金将于明天正式对外宣布，并将于明年开始投资。
BEV 基金将持续投资达 20 年时间，旨在投资那些能够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促进这些创新科技的商业化发展，这些新技术主要包括发电和能源储存、运输、工业生产过程、农业和节能系统等领域。能源储存技术应该是 BEV 首波投资的领域之一，因为更廉价、更高效的能源储存方式能够提高对太阳能和风能等间歇性清洁能源的依赖性。
比尔·盖茨将担任 BEV 基金会主席职务，并将积极参与到基金会投资事务之中，他表示：“我们欢迎任何能够促成廉价、清洁和可靠能源的技术。”除此之外，BEV 董事会成员包括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印度瑞来斯实业公司董事总经理 Mukesh Ambani、风投资本家 John Doerr 和 Vinod Khosla、前能源对冲基金经理 John Arnold 以及 SAP 联合创始人 Hasso Plattner。据《彭博社》和《福布斯》对个人财富估计数据，董事成员净资产总额高达 1700 亿美元。
2015 年年底，盖茨联合多名（共 28 个）亿万富翁及慈善家庭成立“突破能源联盟”（Breakthrough Energy Coalition），将在多个发展中和发达国家进行清洁能源科技投资。去年，盖茨也曾宣布计划个人另投资 10 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技术发展。本次成立的新基金会也包含联盟的多位成员，也是联盟实际部署资金的一次具体进展。
盖茨表示，令他感到惊讶的是，由于清洁能源的进步可能导致碳排放化石燃料企业的关停而限制到相关经济利益的取舍，技术创新不再被视为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他说道：“要用清洁能源替代传统能源，当前所发生的这些都是一种正常的市场机制。”
但是，最近的一场清洁能源技术投资浪潮对于许多风投资本家来说就是一场悲剧，据相关研究调查显示，自 2006 至 2011 年，风投公司在清洁能源技术领域投资总额超 250 亿美元，但最终损失了一半以上的资金。因此，这一领域的机构投资仍然有限，盖茨和其合作伙伴认为这样一种市场失灵可以通过大规模、长期的私人投资来解决。
盖茨承认，投资能源技术比信息技术难度更大，“外界可能认为投入 5000 万美元，再等上个两年，就能知道自己的回报。但是在能源领域，这个规律并不适用。”但同时，他也坦承，能源领域投资较少，目前来看并不拥挤。BEV 估计，到 2040 年，全球能源市场价值约 6 万亿美元，能源需求将增加三分之一。
盖茨一直热衷于投资能源技术领域的科学研究及技术创新，多年来以个人名义对各种能源技术企业进行了广泛的投资，也帮助创立了核能源初创企业 TerraPower，并出任主席职位。去年，盖茨参与了一项名为“使命创新”（Mission Innovation）的项目计划，22 个国家以及欧盟组织计划在五年内将清洁能源研究方面的投资提高一倍。美国也是其会员国之一，但当选总统特朗普对于气候变化的态度不禁让人怀疑美国能够继续在清洁能源技术方面进行投资。
BEV 20 名初始投资者名单可谓是全明星阵容，其中包括沙特亿万富翁 Alwaleed bin Talal 王子、亚马逊 CEO Jeff Bezos、软银董事长孙正义、维珍移动网创始人 Richard Branson 以及 SOHO 中国张欣和潘石屹等。
000年时，一年的抗病毒治疗花费，大概需要1万美金，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相当于现在的1.4万美金（约10万人民币）。大型制药企业对于各国政府的政策制订都有重要影响，对于药价来说，更是具有绝对支配地位。而且，别忘了，2000年也是各国政府开始商讨关于WTO对知识产权保护相关议题的时间，这时若对艾滋病药物的知识产权保护做出过分让步，其他涉及知识产权的特例很可能就接踵而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当巴西和泰国开始生产抗病毒药物的国产仿制药时（对的，许多国内感染者不远千里跑到泰国去买的药其实也是仿制药，并不是进口原研药。这和国产艾滋病药物并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可选择的药物种类比较多。），这一步棋下得就十分机智了，因为这些国家发现，仿制抗艾滋药物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嘛，而且成本相当低。这就让政府机构在和制药企业的谈判中占据了上风——不降价是吧，那我们就自己造，你们更是一分钱都赚不到！跨国药企最忌惮的莫过于市场被仿制药占领了。由此，联合国艾滋病署才有了底气去和药企接触，讨论降低抗病毒药物的售价事宜。
谁都不愿意待在这样一个房间里头：药企代表否认那些关于价格垄断的指控，激进的艾滋病活动家更是认为和这些“吃人血馒头”的资本家完全没有讨论问题的价值和必要。同时，跨国药企最讨厌的国家，印度（很抱歉之前用了“印度阿三”这种带有歧视性意味的称呼，是我无知了！抱歉！）也开始对艾滋病药物进行强仿了。印度的仿制药厂商Cipla将抗艾药物的价格从原来的800美金降低到350美金。跨国药企不得不面对仿制药快速占领艾滋病市场带来的威胁。大量南非女性因此而感染艾滋病毒。因为艾滋的关系，南非的人均预期寿命近乎腰斩！但是，即使是面对如此严重的疫情，南非政府始终坚持“艾滋病不是南非的头号灾难”，不愿向感染者提供抗病毒治疗，当时的南非的卫生部长甚至拒绝了全球基金为了帮助南非艾滋病患者进行抗病毒治疗而提供的7200万美元。为了逼迫政府重视艾滋病疫情，“治疗行动运动”及其创立人扎基·阿赫迈特（同时也是一名艾滋病患者），运用政治、法律以及人格力量来领导南非的艾滋病运动。自其成立的12年以来，治疗行动运动了拯救南非上百万人的生命，并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因为绝大多数南非艾滋病人和感染者无法获得药品，扎基·阿赫迈特长期拒绝服药。曼德拉专程赶去劝他服药，也碰了钉子。扎基·阿赫迈特说，除非所有的南非患者得到药品，他才服药。2002年，医生警告他，如果再不服药，他将很难再活一年。他说：“我想活下去，但是，我不愿意活在一个人们仅仅因为贫穷就在大量死去的世界。"
迫于社会的巨大压力，2003年9月南非政府做出决定，要求卫生部向艾滋病人发放药物。2003年11月，南非政府又宣布，将投入大量资金，在南非的250个城市的健康中心培训数以千计的医务工作者，并在那里向数百万艾滋病毒感染者免费发送药品。
像“治疗行动运动”这样的民间草根组织在人类对抗艾滋病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迫使政府向感染者提供药品，推动药企降低抗病毒药物的售价。所有这些努力让人类有可能去期待，期待一个“零艾滋”的世界。
偏偏要去支持一群因为同性恋、吸毒、卖血而感染的艾滋病呢？ 这句话我非常不喜欢！吸毒、卖血是贬义词，但同性恋不是，请不要随意并列，另外！同性恋与艾滋病没有因果关系！同性恋与艾滋病没有因果关系！同性恋与艾滋病没有因果关系！没有保护的性交才会感染，同性恋是，异性恋也是，我能说
偏偏要去支持一群因为异性恋、吸毒、卖血而感染的艾滋病呢，吗？
因为癌症 糖尿病之类都不会传染，而艾滋病疟疾这一类的都曾经是高传染 高死亡率 对公共安全危害更大的疾病吧。所以SARS出来那时候个个都如临大敌闻之色变由于各方努力，2005年前后，全球共有220万感染者能够获取到抗病毒治疗，到2008年，该人数已达到了500万。
近十年来，对抗艾滋的各类行动快速大量增加，各国政府纷纷将防治艾滋上升到国家高度，比如中国的“四免一关怀”政策，针对中国当时的艾滋流行特点，我国在全国各地面向静脉吸毒者设立了超过700家美沙酮门诊，治疗静脉毒瘾者超过20万人，因为吸毒共用针具而导致的艾滋传播由此下降近90%
2000年之前，全球不到70万人能够获取到治疗，如今，全球超过1500万感染者正在服药并逐步恢复健康。随着越来越多的感染者能够获取到“救命”的抗病毒治疗药物，艾滋在全球人类的团结面前节节败退：相比于15年前，新发HIV感染病例数下降了35%，新发儿童感染数下降了58%，随着母婴阻断措施的普及，零新生儿感染指日可待。“千年发展目标”关于遏制并扭转艾滋病蔓延趋势这一宏伟目标终于实现，尽管只是取得了对抗艾滋的阶段性胜利，不过这一里程碑式的胜利给人类终结艾滋病带来了巨大希望，而这一时限，就在2030年！
来看看联合国关于终结艾滋病在各领域所指定的具体目标：
到2030年，我们要对所有感染者进行治疗，我们要让每年新发HIV感染和艾滋相关死亡数均低于20万，要让感染者只需要3个月吃一次药，功能性治愈成为可能，要让感染者健康的活到正常寿命！我们要不再让一个儿童因为艾滋病成为孤儿，我们要不再让一个人因为他的性取向而被判罪，也不再允许有国家以HIV感染作为借口拒绝病患入境！
要达到这些目标，人类必须在人权、教育、社会制度、安全、法律、性别平等以及社会包容度等各个方面做出努力。这需要各国政府的通力协作，更离不开每个人的付出。艾滋已经对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当国际上已经在讨论终结艾滋病的时候，我们国人是否有勇气迎头赶上，「用希望和支持代替歧视和恐惧」呢？
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到HIV感染患者的疾病治疗中，但所接触的工作对象也包括HIV感染患者与他们的家属。暂从我的工作范围谈一下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感染了HIV或确诊了AIDS的个体，与其他人有着同样的需求，而且所需求的可能还要多一些。而做为照顾他们的人，在给予支持的同时，应该清楚地了解在他面前的那条道路可能是无迹可循的。那里有社会的歧视、家人的不解、实验性的药物、不可预知的病情发展、强烈的情绪反应，还有每一次好转及治疗所带来的希望或挫败。
最重要的是，在照顾他的同时，也意味着你需要掌控好自己内心的情感反应。比如面对逝去的恐惧、如何化解孤独、被离弃的感受等等。为了帮助他，可能你还需要主动地寻求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信息和支持。
无论事情的发展如何，保护好自己，才能照顾好他人。与你有相同体验的人互相结为支持，坦诚地分享你的想法和情感，会有助于你变得坚韧、有勇气，同时也会客观的应对目前和未来可能遇到的各种挑战。
有记载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是男同性恋者Dugas。他是加拿大籍的飞行员，以英俊潇洒闻名。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全美的同志酒吧、浴室、沙龙中流连忘返，尤其喜欢刺激的性花样，在同志圈赫赫有名。
1980年，他发现自己身上长了红疹和紫斑。经过医院检查后认定为一种同志癌（其实就是艾滋病并发症），并被告诫要停止与人的性接触。他说：既然别人传染给了我，我为什么不能传染给别人？然后更加变本加厉的放浪形骸。据悉，他一生的性伴侣不少于2500人。
1983年，Dugas死于艾滋病。但他几乎可以说是造成艾滋病在全球快速传播的罪魁祸首。在最初死亡的19个人中，8人以上是他的性伴侣。在初期的200多名艾滋病患者中，可考证的也有40人以上同他发生过性关系。
美国CDC称他为「零号病人」。
病毒什么的。迟早会解决，也迟早会有新的病毒出现，不会让人类肆无忌惮的。上帝是公平的。
一个男的欲望都够强大了，何况两个男的在一起。。。。面对艾滋病毒，大部分感染者的免疫系统无法彻底消灭它们，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艾滋病毒是一个善变的家伙，在复制的过程中会产生变异。譬如，一个艾滋病毒的“毒一代”感染了人体细胞，在细胞中大量复制时，它们会造出成百上千个“毒二代”病毒，而这些“毒二代”病毒的膜蛋白长得都不太一样。这对免疫系统来说，是个大麻烦。因为它在产生抗体、准备遏制“毒一代”病毒时，碰到了“毒二代”病毒，抗体可能会失去效力，难以辨识一些新病毒。成功逃离免疫细胞杀伤的“毒二代”病毒，很快就产生“毒三代”、“毒四代”的病毒。
当然免疫系统也会合成“抗二代”、“抗三代”的抗体。在很多艾滋病毒感染者体内，抗体和病毒是互相学习，一起成长的。这样的结果就是，在一个未经治疗的感染者体内，拥有很多不一样的艾滋病毒。而全世界三千多万感染者，艾滋病毒千变万化。要想研制出一个艾滋疫苗，诱导免疫系统来识别以及防御这些千变万化的艾滋病毒，着实令研究者们头痛不已。三十多年过去，最早一批开始研究艾滋病毒的科学家，已经熬白了头发，而艾滋病疫苗依然遥遥无期。
艾滋病毒虽然千变万化，但是无论如何变化，它们都需要感染CD4 T淋巴细胞，其接触和进入细胞的过程不易改变。艾滋病毒膜蛋白上的一些重要区域，尤其是负责进入细胞过程的一些功能区域难以改变。而这些区域，从理论上说，是疫苗研究针对的有效区域。从2009年开始，科学家们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突破，基于B细胞培养技术以及抗体分离技术的进步，一批能识别并且抑制不同艾滋病毒株的新型抗体被陆续分离出来。这些抗体能够抑制30%到90%左右的艾滋病毒。
对这些抗体识别位点的研究， 促进了对病毒膜蛋白的理解，以及疫苗的设计。其中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单克隆抗体VRC01，它可以识别艾滋病毒膜蛋白和CD4受体结合的区域。这个区域在艾滋病毒功能上非常关键，是艾滋病毒膜蛋白上一个经典的保守区域，虽然病毒用各种手段包括多糖分子组成的“糖盾”来保护这个区域，但抗体VRC01还是可通过选择特定的抗体基因和高度的序列突变，以独特的方式识别这个区域，从而抑制超过80%的艾滋病毒毒株 。
抗体VRC01的发现和研究，吸引了诸多研究小组以此为模版进行疫苗研究，他们试图通过免疫诱导产生类似的抗体。类似于CD4受体结合区这样的靶点，近几年共发现四个。这些靶点各有优势，也各有所限。截至目前，虽然还没有任何一项研究诱导出广谱的中和抗体，但这个领域的科学家们，正在做出最大的努力。
光了解能不能治愈，有哪些重大进展对于HIV这个议题而言，都太过太过浅显了。
自从81年第一例HIV感染者被确诊，83年HIV病毒被成功分离出来以后，30年HIV的治疗研究就从来没有止步过。任何一个对HIV稍有研究的人都会认同，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那一种疾病像艾滋病一样得到过如此巨大的关注，也没有任何一种疾病的治疗在短短30多年间取得了如此显著的发展。
现在，国际上对于HIV的界定早已经不是所谓的绝症，因为联合抗病毒治疗的成功运用，艾滋病的本质已经变成了慢性炎症性疾病，注意是慢性病！英国《每日邮报》4月18日报道，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的精神病医学家，麦克斯·彭伯顿医生在周刊杂志《旁观者》中写到：作为一名医生，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他宁愿染上艾滋病也不愿患上2型糖尿病（2型糖尿病比艾滋病更严重）。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因为，换句话说，HIV是完全可控，可治疗的一类疾病，最显著的进展就是，只要合理坚持治疗，HIV患者的寿命已经和正常人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关于我国，官方的数据是这样的，HIV在85年传入，04年底大陆地区累积报告超10万例，估计全国有84万人感染HIV病毒。截止13年9月底，我国共报告存活HIV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43.4万人，接受抗病毒治疗人数20.9万。疾控中心原来说法是在15年把HIV感染者控制在100万人，今年松口了，放到了150万人。关于官方数字如何解读，我相信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个人觉得其最大的问题就是国民的科学素养普遍不高。HIV从来就只是一种疾病，也许HIV的感染和某些不好的行为方式，比如性乱、吸毒，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对于一个医务工作者而言，疾病就是疾病，和糖尿病、高血压、乙肝这些慢性病是一样的。那种对HIV污名化，用歧视、偏见的眼光去看待，去审判HIV感染者的态度，我觉得比HIV本身更为可怕。事实上，很多艾滋病病人刚确诊就是晚期患者，其原因就是不敢、害怕去做HIV检测，怕别人用异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等到已经有并发症了才去检查。还有不少病患感染以后自暴自弃，不积极治疗，正如早些年国人对待乙肝那样，很多时候我们的社会环境才是导致HIV患者步入绝境的根本原因！
这几年国人感染率确实是在不断上升的，我接触到的病患有很多就是那么一次性行为就感染了，不仅HIV，同时合并有梅毒、乙肝、丙肝、尖锐湿疣的也不再少数。小的十几岁岁，大的七、八十岁，都有。HIV在我国已经进入了广泛流行期，任何人只要不注意保护自己，都有可能感染，安全这事，只有自己对自己负责。国家在防控上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付出了很大投入，但控制效果并不理想。最简单一个问题，HIV感染者在医院看病，却要跑到疾控去拿药，然后回医院复诊，复诊结果又要交回疾控，这么复杂的流程中鲜有组织或个人对HIV群体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关怀，甚至很多人连药怎么吃都不清楚，生活方式也没有明显转变，感染率又怎么能够下来？
关于HIV能否治愈，WHO在2011年就把艾滋病日的主题定位“向‘零’艾滋迈进”，这不是没有原因的空喊口号。因为在长期合理使用抗病毒药物的条件下，许多地区的艾滋病发病率已经开始呈下降趋势，抗病毒治疗不仅能够延长病患寿命，同时能够降低HIV传播，这点无论是发达国家亦或是发展中国家都得到了验证。
作为一个研究HIV的医学生，我相信HIV一定能够被治愈，只是什么时候能够研制出疫苗，这个时间是10年、20年、50年还是更久，谁都没法预言。不过近几年“功能性治愈”概念的提出已经朝这一终极目标迈进了一大步，所谓“功能性治愈”的概念就是患者通过治疗可以不用终身服药，病毒在体内始终保持在检测水平以下，免疫功能良好重建，其寿命也不受影响，换句话说就是感染者和病毒能够一直和平共处下去。国外也已经有相关案例的报道了。
最后总结一句，HIV真的没那么可怕，人心才是这世上最可怕
Reference：图自制，数据来自UNAIDS数据库以及中国疾控中心)
截至2014年底约有501,000名患者被诊断为HIV阳性，据推断我国可能大约有825,000名HIV携带者。数据相比2013年有所提高，不过欣慰（但也不欣慰.. 后面会提到90-90-90）的是诊断率也从54.0%上涨到了60.7%。
被诊断的患者中，有约59.0%接受了ART治疗（2013年为52.1%，也有上涨）。如果用估测的患者数，真实ART覆盖率只有35.8%！
好的一面是，虽然国内使用的药物可能还存在一定副作用风险，但是有效率（实现HIV抑制）在2014年达到了90.1%，和发达国家（比如澳村..）没有明显差距。
相关知识
联合国的90-90-90（UNAIDS）
根据联合国的SDG可持续发展目标，2030年底，世界范围内应该实现：90%的HIV感染者应接受诊断；在诊断的人中，90%应接受ART或其他治疗；接受治疗的人中，90%应实现有效的病毒抑制。
另根据UNAIDS的Fast-track报告，这个目标应该在2020年实现；2030年应达到95-95-95。（说句自己的感受.. 第一个已经很难了，先别想着959595了.. 在一次北京UN的HIV会上，一位女士说“As UN, we need to be ambitious” 作为联合国，我们是需要有野心的.. 听完我整个人都是镇定的 = =）
回到上面说到的中国疫情，对我们来说，药效已经基本达到了（虽然副作用大大影响了依从性），最重要的就是诊断和治疗了。尤其是诊断，还有小一半的HIV患者并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他/她们可能还在不经意间传播HIV..
从“计算机之父”艾伦图灵和冯诺依曼的构想，到电脑在全世界的普及，比尔盖茨是个关键的人物。
伟大的人一开始都不是只想着怎么赚钱，而是思考能为这世界做点什么。
盖茨从哈佛辍学并实现了他的点子，计算机不再是军方使用的庞然大物了，而是变成了我们熟悉的东西。
当他实现之后，财富就像潮水一样自然的涌向了微软公司。信息时代的辉煌以科学家的早期构思为基础，当然也需要盖茨这样的企业家。
如果说到整个人类历史，我要回顾一下19世纪的美国。
说到盖茨，大家都热衷于讨论他的富豪地位，但他并非历史上最富有的企业家。
如果只比较资产总额，是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即使换算到今天，他也是世界首富，他的财富是盖茨的2倍多。
还有就是钢铁巨头卡内基，是洛克菲勒同时代的竞争对手，如果换算到今天，他们两个在富豪榜（企业家排名）正好是第一和第二。
关键是他们不是单纯的暴发户，家境出身其实都不算好的，是白手起家。
如果你对他们的故事感兴趣，可以看看纪录片《谁建造了美国》
洛克菲勒的工人铺设了穿越美国的输油管，卡内基的工人建起了层层大厦。
是他们建造了美国
中国有句话叫“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提很多：李白是最伟大的中国诗人吗？林肯是最伟大的美国总统吗？毛主席是最伟大的中国政治家吗？
这类问题不可能有标准答案。
但是如果在这些问题后面加上“之一”，那就没毛病了。
谈到盖茨，作为企业家，我并不认为他比卡内基、摩根、福特、洛克菲勒、范德比尔特强。
但是，比乔帮主强一些，至少他真的让每张办公桌上都摆上了计算机。
乔帮主呢？让每个人都用上iPhone？他才不会认为那么多不懂技术不懂艺术的白目用iPhone是种荣耀。
其实就电脑的发展而言，乔布斯的功劳要高于盖茨。乔布斯的苹果1和苹果2真正打开了个人电脑的第一枪，之后ibm进入市场，期间十年乔布斯被苹果赶出。这十年里最大的版图改变就是ibm同意出场的电脑自带windows系统，而同意微软和其他厂商合作，之后一些克隆电脑比如戴尔等都用了内置windows。
从此windows开始疯长。
为啥苹果家的系统不同意其他电脑用？这是因为苹果的硬件加软件是统一的，且比较贵，想想如果小米，华为，三星等安卓阵营可以用ios，对iphone的销量影响会有多大。乔布斯出走的十年里，苹果的ceo就有这么干的，以后差点苹果死掉。
乔布斯之于电脑，比在智能手机的贡献还大。举个例子，如果没有乔布斯个人电脑和智能手机都会延迟好多年。
而在发现的过程中windows模仿苹果，安卓模仿苹果。毕竟苹果已经先搭起了两个市场的总构架，后来者模仿着做的好就可以，没有微软，其他的卓越软件公司迟早会填补苹果剩下的硬件系统市场。
幸运的是微软和ibm签订了其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份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