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晚，“人文清华”讲坛特别节目——《北京折叠：现实与虚构》在新清华学堂开讲。第74届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获奖作家，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郝景芳回到母校，发表以“文学与现实：屋中的大象”为主题的演讲，分享她的学习、写作和思考。
今天回到学校，能够见到同学们、老师们，我非常开心。我将从学校的经历出发，讲一讲我对于文学、对于现实的一点点看法。
实际上我之前先学物理，后来又学了经济，但是业余从事小说创作，经常会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学这么多学科，你是如何学的？我今天想分享一点小的经验。我的推荐是，如果你想学习一些新的学科，不妨进行小说创作，以小说创作作为自己学习的一个动力。
我们都知道人其实是目的导向的。当你有了一种目的，就会非常高效地、有动力地去调动起你的全部智力。所以当我们学一门学科的时候，不妨考虑进行小说创作。老师也可以布置一下这样的课题：学政治学，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的政治体制；学社会学，我们可以创造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学物理、化学也都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一颗新的星球。更多郝景芳解读：www.yangfenzi.com/tag/haojingfang
在创作的过程中，在有自己的“水晶球世界”的时候，你就要从天上俯瞰这个世界，就要考虑到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包括自然、天文、地理、人文、社会、历史、政治……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你的学习效率会达到最高。你会根据这样的过程去思考过去的理论，为什么前人是这样说的，为什么前人的制度是这样设计的？所以这样的学习过程，是最有效率的，最能够学习到新的知识。
我2006年开始在清华读研，2007年开始创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想要做这样的设计：写一个地球上的世界，写一个火星上的世界。因为这样的目的，我进行了一些选课，去其他系旁听了很多很多门功课，有政治史、思想史、制度史，还有一些人文的课，社会学的课。原本的打算是给我的小说设定做一些基础的、背景的研究，但是后来我越来越深地喜欢上了这些课。
对我来说，写作最重要的一点是，它让我明白这些学科之间的区别与它们的共性。实际上这些学科旁听得越多，我越喜欢；越喜欢，就越想深入地去了解。到最后走上经济研究这条路，我发现学科之间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它们研究的内容，而在于它们使用的语言。实际上这些学科研究的都是同样的事物，只不过它们可能各自有各自的角度。就像我们在盲人摸象时，有人摸到了大象的耳朵，有人摸到了鼻子，有人摸到了大象的脚，但实际上我们摸的都是同一头大象。
与之相对的是西方的一个谚语，叫做“屋中的大象”，说的是当我们所处的房间里有一个非常庞大的事物，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它，但是所有人都没能把它说出来，这个事物就是屋中的大象。其实所有学科都有一个共性：它们研究的都是某一样共同的、它们关心的事物，这个事物的名字就叫世界。
“世界”这个词其实出于佛语，古往今来谓之“世”，上下四方谓之“界”，世界就是我们所处的时空。与之相应的就是宇宙。“宇宙”这个词出自《淮南子》，也是上下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宇宙也是时空的概念，是时间、空间、人世间。
当我们真正抽离出来，站在一个很远的位置去考察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是像这样去俯瞰着这个世界。就像创作小说时看到的那个水晶球，那个你创作出来的世界。我们在研究的时候，也采取了同样的视角：我们站得很远，我们遥望着这个世界。当真正生活的时候，我们是这个人世间的一个角色，所有的喜怒哀乐，平时的焦虑、迷茫、委屈，其实都源于我们处于人世间。我们是其中的一个角色，在人世间一个特定的、很小的位置上。我们身处其中，所以为之动容。
但是当我们真正有了一种抽离出来——我们站得很远——有了这样一个旁观的、俯瞰的视角时，会突然从自己日常生活的烦恼中跳出来，有了这样一个遥远的观察和对它的触摸。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世间，看到它的结构、它的处境，它的前世今生。有了这样一个视角，其实人才真正有可能从你日常生活的烦恼中走出来。所以实际上，这就是文学给我更深的意义，它不仅仅是让我有动力去学习这些学科，更多是它让我有了这样一个视角，这才是我真正从日常生活的很多困境中走出来的最大的内心的动力。
有人问我如何看待文学的现实性，问我写下的小说、作品和现实的关系是什么。我很关心文学的现实性，但我关心的是抽象意义的现实。
什么叫抽象意义的现实？我想在座清华的学生最熟悉不过了，抽象意义的现实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模型。在学物理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你们为什么要研究一个无摩擦的平面？我们千百次做这种题：一个滑块从一个无摩擦的平面上滑下来。大家总是问：现实当中永远没有一个无摩擦的平面，我们所有的平面都是很粗糙、凹凸不平的，那为什么要研究一个无摩擦的平面呢？实际上，从这样最抽象的、并不存在的研究中，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现实的这些粗糙平面是如何运行的。如果不理解无摩擦的平面，就没有牛顿定律，我们也永远不可能理解在一个粗糙平面上的运行。
现实总是很复杂，很多很多种复杂的因素交缠在一起，但是我们要研究一个更纯粹的环境，才能把其中真正的机理研究出来。而对于我来说，文学和抽象意义的现实，就是这样的无摩擦的平面。实际上文学很多时候是思想实验，这和我们在物理学中进行的思想实验非常像，只不过文学家所进行的是人性的实验。所有的文学家、好的文学家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实验艺术家，他（她）给角色设置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他们在里面面临着两难，在这样一个抉择的过程中，让我们对人性有更深的认识。
这样的人性实验、这样的文学实验，让我们获得了一个视角。像列夫·托尔斯泰，他给安娜·卡列尼娜设置了一个什么样的实验呢？当你和一个比你优越、但是却不爱的人在一起，而面对一份短暂的激情时，你如何处理，如何抉择？当你选择了你的激情，你接下来的心境会如何变化，你会获得幸福吗，你接下来的命运会如何？当你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你的心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样的一些实验和我们做的思想实验非常像。卡夫卡写了一个永远到不了的《城堡》，这个城堡在现实中绝不存在，但这个城堡又似乎无处不在。加谬写了一座“鼠疫之城”，这座鼠疫之城在现实中也从未存在，但是其中每一个人所有的处境，又好像那么的真实、存在。所以文学其实是在一种很遥远的尺度上，在一个很抽离的视角上，给我们设置出一个又一个的思想实验，让我们去思考：人如果到了这样的环境中，他（她）会如何选择，他（她）会如何做。而就在这样的思想实验中，我们能对人性有更深的理解，比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理解会更深。我们就是从这样的不存在中更好地去理解存在。
而文学和我刚才所说的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物理学，对这个世间的观察还有什么不一样呢？文学，既出世，又入世。它在视角上，在对这个世界的抽离上，和那些学科很像；但是在真正的书写方式上，它是用入世的、带有温度的、带有细节的语言去描述。其他那些学科本身就会用一些冰冷的语言去描述这个远远的、冷冷的旁观；而文学，远远地、冷冷地旁观，但又用最热度的文字去书写。所以文学家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实际上在不停地出世与入世。在这个出世的冰冷与入世的温度之间，他（她）始终在进行切换。
我记得在格非老师的小说课上，他问过我们，为什么中国的艺术家一定要写一些虚幻的东西？为什么《红楼梦》开篇不写贾府，而一定要写一棵草和一个石头的木石前盟；为什么《水浒传》不在一开始就写造反，而要写一座碑，碑里面出来黑色的妖风，这些妖风从天上投入到人世间，成了人世间的108好汉。实际上，中国的艺术家、中国古典的文学家，最理解这种出世与入世双重视角之间的不停切换。他们一定要在最开始设定一些虚幻的背景，使得所有的读者瞬间有了一种从上天俯瞰红尘的视角。我们从一个神话的视角去俯瞰这个人世间的冷暖，从这样的俯瞰中，我们最后投身到了这种大家族的喜怒哀乐，投身到了这个世间的造反与运动。所以最终，我们的文学写的并不是任何一个角色自己的喜怒哀乐，而是写我们整个红尘人世的喜怒哀乐。文学在这个意义上，能够让我们对这个世间有更深的、更多层次的理解。
这两年我写了一些科幻小说。科幻小说的一个好处就是，它比较有自由度。传统的经典文学家，可以把人设置在不同的处境中，让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命运；科幻小说不仅可以把人设置在不同的环境中，而且可以整体改造世界，可以让世界进行变化，进行扭曲，可以把世界中一些因素提取出来，推到极致，再把另一些因素组合起来。我们在这样对世界的改造中，实际上达到了对世界和人的关系的一种探索，达到了对世界可能性的一种探索。
现代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可以去设想不同的未来的可能性，我们在这些可能性中选择一种进入。我们每天在十字路口选择要不要闯红灯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对比，某一种情景的风险，和另外一种情景的风险，再对比不同情景的收获。我们最终在这样的很多个情景中选择一个进入。这种能力可能是其他动物所不具备，而人所独特具备的。正是这种能力，让我们的人类文明向前进发成为可能。我们在不断设想人类文明的前方，不断设想人类的可能性在哪里。所以，文学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为我们向前进的很多可能性做出很多设想。
我们人类现在就站在一个命运的十字路口，在一个技术突飞猛进的现实之中。我们身边的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互联网技术等等各种技术都在飞速发展，我们每天都能听说一些曾经以为要几十年，甚至这辈子可能都看不到的技术正在成为现实。人工智能技术现在正在快速地进化，从深度学习中、从神经网络中，它们能够变得越来越聪明，它们会替我们做很多事情。所以在未来，很可能我们所有重复性劳动，不管是体力劳动还是重复性的办公室劳动，很快都会被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所取代，这就给我们人类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疑问。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我们人类将何去何从？
当从繁重和重复性、无趣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在哪里，我们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我们这个社会分配系统、我们的收入又该如何决定？有人会说这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大同社会吗，我们都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了，就可以做很多很多喜欢的事情。可问题在于，在我们的经济系统中，一旦你完全从工作中被释放出来了，你一旦失业，就没有了任何收入来源。那么实际上，这对于我们的经济系统，对于社会系统，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更多科幻解读：www.yangfenzi.com/tag/kehuan
我们在当前可能会观察到，有一部分低技能的劳动群体，缺少足够的教育，缺少很高的技巧。在今天，（不同群体）可能只是表面上的生活会有一些差距；但是当我们走向未来，真的有可能会面临一个很大的群体的失业问题。这给我们人类共同提出了挑战，也是很多其他国家都在积极探讨的一个人类前景的问题。美国有一本很流行的书叫做《机器人崛起》，其实也是探讨在很近的未来，我们就将会面临到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前提下，也有很多人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比如有可能把我们从机器人身上获得的财富，补充到劳动者身上，给他们更多的补助。但实际上机器人、机器生产是资本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实际要对于企业、对于资本征收更多的税，然后补充到这样的失业群体身上。这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过程。在真正的经济系统中，在我们的劳资所有制结构中，这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政府印发一些免费的钱给所有的劳工。但实际上这并不解决根本性问题，且不说通货膨胀，我们真正的底层劳工，如果缺乏足够的培养、足够的训练的话，他们的技能无法提升，仍然只能给他们印一些生活救济和保障的钱。这样一个群体，在我们未来跟机器的竞争中，仍然没有任何能力获得自己的工作生活收入。
所以人类的前景在于我们人、每一个人的个人素质的提升，这不仅仅是说学校教育、考试成绩，而是说在未来，当我们面临和机器人竞争的时候，机器人所能做的是解决问题的快速准确，那么人类能做什么？人类需要一些更高级的智慧，所有这些我们称为人力资本或者素质的东西，所有关于人的决策、领导力、沟通，人的情感，人创造性，人的研究，人的思路，所有这些真正跟人的智能、跟人的素质相关的，才是我们未来必须要走的一个方向。但是现实的困难就在于，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个比较庞大的、低能力的劳动群众，而又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关注和帮助的话，那么在未来某一天，很有可能这个庞大的群体就变成了被技术时代所甩下的群体。而一旦有了这样一个人口极为庞大，甚至比高知识群体还要庞大得多，而又失业的群体的话，任何一个政府都会很难处理。
我所写的《北京折叠》，就是在那样一个不利的僵局情况下，政府所做的一种处理。当然这是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事情，但是我们仍然要面对这样一种困难，这样一种问题。文学永远只是提出一个抽象的问题，它提供一个抽象的模型作为一种可能性，但是真正的现实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实际去走出来。清华有一句话我一直觉得非常正确——行胜于言，未来怎么样，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去创造。
李强老师的研究里其实提到了现在的劳工群体。李老师曾经说过，我们要把劳工群体重新带回到大众的视野。在我看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劳工群体以及他们下一代个人素质的提升培养，是我们整个社会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如果让低技能的、生活条件很差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下一代的话，很有可能真的出现社会分化和恶化，这个问题是我自己在现实生活中也非常关心的。我希望在文学中所写的抽象的现实，和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能走出来的实际的现实，二者是不一样的。我也希望更多的人、在座的人能够关注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式，用公益的方式去关注到一些落后的群体。我们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中，希望所有人、每一个人、每一个群体都不要被时代落在后面。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先分享的一部分内容，之后也想听听两位老师的意见，想听一听在场各位听众的一些感触。非常感谢，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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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晚，在美国堪萨斯城举行的第74届雨果奖颁奖典礼上，中国80后科幻作家郝景芳在同组对手有斯蒂芬 · 金的情况下，最终凭借《北京折叠》摘得最佳中短篇小说奖。这是继刘慈欣的《三体》后，中国人在世界性科幻大奖上第二次取得这样骄人的成绩，同时郝景芳也成为亚洲首位女性「雨果奖」得主。
第73届雨果奖获得者刘慈欣评价说：「我一直很喜欢郝景芳的作品。我感觉她的作品和其他的科幻作品相比，她有一个别的科幻作品没有的特点，她把我们主流的科幻题材，常见的科幻题材洒上了一层很诗意的阳光。她的作品在我们主流科幻题材中，她表现出一种诗意，这种诗意让人感觉到既有很古典的味道，也有很现代、很前卫的感觉。」
文 | 洪鹄 编辑 | 赵涵漠 摄影 | 邢铁军
北京的平行宇宙
第一个入围雨果奖的中国人是刘慈欣，第二个是郝景芳。
几年前，郝景芳还在清华念研究生，方向是计量经济学。2011年夏天，她给自己找了份高大上的实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北京办公室工作。每天，她从五道口出发，倒两次地铁坐到国贸，电梯飞向三十几层，室内恒温，窗明几净——从这样的窗户里打量北京，北京看着也会发光。
IMF新总裁拉加德上任后来中国「拜票」，郝景芳去接机，陪这位法国前财长、「欧洲最有权力的女人」从首都机场到丽兹卡尔顿饭店，从丽兹卡尔顿到中南海，从中南海再到国家会议中心，点与点之间，绝无停顿。理论上，拉加德当然来过了北京，她见了最高级的领导人、最厉害的经济学家，他们之间说出来的话做出来的决策，「真的能影响你这个国家人的命运」。而她根本无需接触这个国家里实实在在的人。在拉加德们到来时，北京自有一条黄金通道为其打开，隔绝所有噪音、雾霾、人山人海。当然，人山人海也存在：在报告上跳出来，作为分母，「是numbers，是巨大的数字」。
实习持续了一年多。在国贸，郝景芳穿着小裙子和高跟鞋，参与着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英文讨论。有一段时间，郝景芳住在清河，此地学区房的价格快要突破天际了，但就在她家小区对面，一片「看起来马上就要拆迁的棚户区」已经摇摇欲坠地存在了五六年。年久失修的吊车停在工地上，平房外支楞着小摊，小摊前常年挂着「甩卖」，外来工带着他们大大小小的家当搬进又离开，也带着他们无处可去的孩子，像习惯了漂泊的吉普赛人。
时不时，在以上场景的切换里，郝景芳强烈地感觉到：存在着平行的北京。不是时间的问题——清晨4点的清洁工人和三里屯午夜驻唱歌手们拥有的城市必然不同，就算在同一个时刻，人们就能分享同一个北京吗？手握权力或资本的上层决策者，面色疲惫的白领，然后是保安、快递、送餐员……大家可以共享CBD的物理空间，并发生短暂而漠然的交集（比如小白领从送餐员手上接过外卖）——但所有人都对彼此几乎固定的命运轨迹心知肚明。
2012年，郝景芳花3天时间写完《北京折叠》，发在了水木BBS上。科幻作家宝树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宝树记得，这篇科幻小说有点特别，「太空未来、宇宙冒险、打怪升级这些浪漫色彩的它全没有」，郝景芳笔下的北京城，除了能「像变形金刚一样折起来」，「几乎就是一个现实主义」。
这是不知年月的北京，空间被极端地分为了三部分。第一空间里的当权者享有完整的一天24小时，第二空间的中产白领和第三空间的底层工人则各自分到一天里的白天和夜晚。每到清晨，大地翻转，城市折叠，不同阶层的人在完全隔绝的时空里过着各自的生活。跨越阶层的通道极其狭窄——并且需要铤而走险。
在北师大教授、科幻文学研究者吴岩看来：反乌托邦小说的典型设置就是阶层的二元对立，「上流社会和贫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而郝景芳在《北京折叠》中加入了中产阶级，「让这个故事具有了更为冷峻的现实感」。这种现实感还表现在郝景芳刻意的去戏剧化上：一般来说，上层压榨下层，由此冲突爆发是这类小说的经典模型，但《北京折叠》里，冲突看似始终没有发生，小说主角、来自底层的老刀为了给人送信，从第三空间来到第二空间又进入第一空间，最后带着第一空间的信回去了，既无生离死别也无天人交战。老刀是第三空间两千万垃圾工中的一员，但事实上，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机器早已可以代替人处理垃圾，老刀们只不过是出于「维稳」需要而被保留了工作，所以也只能被「塞到夜里」，不参与社会经济的运作。反抗无从发生，因为连剥削者都不存在了——老刀们面对的是无阵之物。
「第三空间的民众对社会而言，仅仅是在消耗资源，而不能创造任何价值，这无疑是更加卑微而可怕的」，吴岩说。郝景芳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老刀们的劳动是艰辛而毫无意义的劳动，那么比起被剥削的残酷，丧失了被剥削价值是不是更加残酷？
4月底，《北京折叠》被宣布入围今年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相比去年刘慈欣和他的《三体》第一部入围时的万众期待，《北京折叠》的网络评价却分为两极。批评者认为，雨果奖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三体》第一部里的「文革」历史，和《北京折叠》里对中国阶层分化的强烈渲染「迎合了美国人的口味」，反观在国内普遍被认为《三体》系列中最好的一部——第二部《黑暗森林》，「因为没有对中国的抹黑」，今年就未能入围。刘慈欣本人则告诉《人物》记者，他认为这种猜测没有道理，「雨果奖是个由大众投票的奖项，它不像星云奖是专家评选的」——他不相信每一个个体读者的意志会受到意识形态如此强烈的左右。「写儿童文学的曹文轩今年也获了安徒生奖，他的作品里又有什么反映社会黑暗、迎合西方可言呢？」
科幻作家夏笳和郝景芳同龄，在她看来，世界分两种人：一种人相信世界是平的，对于大多数抱着iPhone、iPad，成长于「互联网乌托邦」里的年轻人来说，「他可以免费分享名牌大学的MOOC，可以和随便哪国朋友微信或Skype聊天，而且智能穿戴迟早会解决一切语言障碍」，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未来世界，只会更平坦、均匀、拥挤且亲密无间呢？但如果你愿意把目光放低一寸，就不可能看不见这个看似平坦的世界中的巨大鸿沟：另一些人生活在沉重的现实引力之下，过着难以想像的生活。
但郝景芳说，有时候并不是愿意与否的问题。她在IMF的那一年，她的两位美国同事——华盛顿总部驻北京代表，「两个清廉自律、正直的好人」，曾让她安排一趟考察，「看看真实的中国，比如北京以外的普通地区是什么样子」。郝景芳联系到河南，河南给安排了一个县，最终他们一行人被带到当地一个「阡陌纵横、桃花盛开」的大户家里，参观了电脑监控的养猪场，看到小猪在智能化猪圈里欢快地吃着猪粮。
大户坚称，像他家这样的情况，在河南普遍得很，听得华盛顿特派员们惊异连连望向郝景芳说：「中国，原来比我们想像的更有活力！」她感到尴尬，哭笑不得地站着，想起了卡夫卡的小说：荒诞之地，写作发生。
一个宇宙学青年的自我修炼
郝景芳30岁出头，长发，娇小，手腕纤细，声音清脆——有时你会感觉她像某种鸟类。得知入围雨果奖那天，她发了3条朋友圈，发到第3条时自己有点不好意思，说「想来想去，惹人嫌就这一天吧」，她决定第二天起就「不再招摇」了。
这不过是她小女儿态的自省，在朋友们看来，郝景芳淡定、独立，根本不会追逐这些「泡泡」。也是科幻作家的好友陈楸帆前几天刚和郝景芳吃了顿饭，「这些天特别多人找她，采访啊、商业合作啊，还有说要当她经纪人的。她都拒掉了。」
高中的时候，郝景芳痴迷物理。科幻她也读，刘慈欣、阿瑟克拉克、阿西莫夫，但这个幻想世界并不如真实的宇宙来得让她着迷。她真正为之废寝忘食的是卡尔 · 萨根的《暗淡蓝点》、爱因斯坦关于科学哲学的文论，还翻烂了一本哥本哈根学派物理学家们的随笔集——即使是海森堡、玻尔等人关于量子力学的普及版阐释，已经震撼了她的世界观，而读薛定谔的《吠檀多哲学与现代科学思想》时，她清晰记得，「傻了，头皮发麻」，「那就是一道闪电」。
郝景芳如愿考进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但大一发生了一件小事，或许提早暗示了她后来人生轨迹的改变。「有一天，我去校外蹭一个环保主题论坛，一个教授刚讲完，我就追着人家问：为什么中国不能像外国那样做好垃圾分类？我们明明可以如何如何？Blahblah讲了一大堆。」她当时刚刚看了几本环保方面的书，其实是有点小显摆的意思，「特着急」。
教授明显没有和她探讨的兴趣。扔下一句：小姑娘，你知道中国有多少人在做垃圾处理吗？「他说河北有一带村子，60万人靠垃圾处理活着，你去查查。」
她去查了，才发现：垃圾围城。不要说河北，在她家所在的清河附近，也有巨大的垃圾回收处理中心。作为一个环保主义者，郝景芳特意去了一趟那个垃圾场，看见佝偻着背的男人痛苦地拉着平板三轮车，而车上的垃圾，以一种特殊的技艺，「竟然可以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她读到纽约的粪便排放：由于某些法律规定，纽约的垃圾不得入海，它们每天会被火车运送到几千公里之外的科罗拉多，那里有专人负责粪便填埋——埋在这些填埋者家乡的土地下。看到这里，郝景芳只觉得一个巨大的「凭什么」跳到眼前，这种「超级大都市特权」让她想起了自己随调动工作的父母从天津转学到北京的经历，「发现北京的功课如此简单，大学如此好考，忍不住抓住北京同学就开始说，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轻松快乐的生活都是建立在特权之上的……当然，人家才不愿意听。」
对于郝景芳来说，随着她开始思考这个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令人绝望的不平等问题时，世界的复杂性才徐徐展开。「比如你想解决环保问题，那你还要考虑到原来的垃圾工人的失业问题。如果你想解决失业问题，那么你要考虑好他们接下来的流动性问题，而流动性问题又关联着户籍问题……总之就是最初你只解决一个问题，最后它永远都会变成一个非常庞大的事情。」
22岁，郝景芳继续在清华读天体物理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黑洞的吸积——这个词描述的是物质向中央引力的流动，而当中央天体是黑洞时，吸积就会展示出它极其壮观的一面。「黑洞本身是看不见的，我研究的就是外面那一圈发光的非常炫酷的东西。」郝景芳言简意赅地说。毫无疑问，这是个炫酷的专业，「比如说在咖啡馆坐着，我可以一边远程登录，一边跟你聊天一边用笔记本监测我的超大质量黑洞」。
但不平等的问题仍然困扰着她。在物理系的时候，她曾盯着美国收入分配曲线，试图用黑体分布或波尔兹曼分布去拟合。「我想知道，这样一条曲线来源于什么，它是不是意味着某种普适性，某种像粒子能量分布一样自然，自然得令人绝望的普适性。」
郝景芳最终决心转系。她想从经济学中研究不平等的根源。读中国的王朝经济史，她发现这几乎是一部与不平等斗争的历史，「大部分朝代都以均分田地、限兼并抑豪强的尝试开始，收的是人头税，但这样的局面不会维持太久，王朝早期的均质化局面早晚会被兼并浪潮席卷，中期的变法等于是承认贫富已经分化，只能让税制适应现实。但如果真要牵制住这样的经济力量，最后又会回到万分千割、停滞不前的小农经济。」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犯下许多暴力的错误，却不全是出于恶的目标。」郝景芳说。
我想写一本不平等的历史
一度，郝景芳的博士论文想用一个模型来解释财富分配，「用数学公式推导出来」，她自嘲说：学物理出身的人就是这样，对所谓问题的本质追着不放。她发现纽约大学有一个教授也在做这个，给他发信，对方劝她放弃，「发不了paper（论文），风险很大」，因为这个研究虚无缥缈，就算做出来也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最终，郝景芳也放弃了，论文改写《国际贸易中的引力模型研究》，做中国和180多个国家双边贸易的数据分析，看「汇率、政策、加入各种地区性组织等等这些分别产生了什么影响」，算是有用、实际。
这也是郝景芳的一个困惑点。她写过一个叫《流浪玛厄斯》的长篇小说，里面的地球和火星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地球实现了完全的自由交易，一切彻底市场化：你的东西越多人想要，价值越高，没有例外，所以像古典音乐、天体物理这类注定不能为大众分享的「公共价值」，就只能毁灭，不可能在地球上存在下去。火星则相反，是一个完全为了创造公共价值而存在的乌托邦，但它的问题是没有经济系统，随时会崩溃。
写完后，郝景芳去参加了一次《科幻世界》笔会。她把这篇小说带去给了很多人看，「真的就没人有回应」。她自我反思，认为自己构筑了一个过于宏大的意象——两个对立的经济体，但笔力不支，最终写得像篇儿女情长的校园小说。这让她非常沮丧，一度陷入了强烈的自我怀疑中。直到几个星期后，她收到了唯一一封邮件反馈，这封信告诉她：你创造的世界是绝无仅有的，你的小说中有一种别的科幻作家没有的色彩，就像消失很久的金色夕阳又回来了……
她破涕为笑，因为看到发件人：刘慈欣。
2014年，郝景芳博士毕业，她没有去那些坐落在国贸上空的洋气机构，而是来到了一家叫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地方。这是一个半官方的基金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起成立，但独立运作。郝景芳递上来的名片上印着：研究一部，项目主任。
有几年——大概也就是小说写不好、论文不对味的那几年，郝景芳觉得整个人都不对劲，「和自己的关系、和世界的关系，都搞不好了」。她患得患失，像一个穷途末路的文艺青年一样恐惧地想着：生活这就要来了么？还没来得及自我实现，生活这就要把我淹没了么？「越是这样越在意自我形象，别人的看法，每天都想着要怎么造一个自我形象出来满足他人，结果弄出一个粗制滥造的塑料壳子。」
加入基金会后，郝景芳做的第一个项目是贫困地区儿童每日营养加餐的社会实验。「比如有50所学校作为观察组，完全没有加餐，另外50所学校我们发放营养餐，然后一段时期后，测试学生们的生长发育情况、学习情况等等，总结成报告。」郝景芳说，基金会有通畅的建言渠道，报告直接递交给国务院，这项社会实验的最终成果是：国务院启动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的改善计划，每年拨款160亿，每个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可以获得每天3元的补助。
今年3月，郝景芳又见到了拉加德。在钓鱼台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由基金会承办，拉加德每年都来。项目主任郝景芳很忙，除了组织会议，她手上还有一把课题，包括城镇化战略研究、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还有受全国人大预算工委委托的财政税收预测。而不平等的问题几乎贯穿在所有研究中——「我想基金会是，能触摸第一空间，却为第三空间摇旗呐喊的小小团体。」郝景芳说，她非常喜欢这份工作。
在同事张荆看来，郝景芳在基金会里工作出色，「她很拼命，之前做财税那个项目时几夜几夜地加班，没有多少人能做到」，她认为郝景芳的动力来自于她对所做的事的价值坚信不疑，「有超过一般人的笃定」。
如果未来有可能，她想写一本《不平等的历史》。写人类数千年来是如何面对不平等、与之作战并败下阵来的。毕竟到目前为止，对不平等的宣战还未取得真正胜利。
也许要等很久以后，但郝景芳觉得自己会完成这件事。
北京时间2016-08-21上午9点，第74届雨果奖颁奖典礼在美国堪萨斯城举行，中短篇小说奖由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强势摘得。三重空间的近未来想象、实体化的阶级分化以及传说中非凡的个人经历，吸引着众多读者目光。
在获奖感言中，郝景芳说：“《北京折叠》这部小说中，我提出了未来的一种可能性，面对着自动化、技术进步、失业、经济停滞等各方面的问题。同时，我也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有一些黑暗，显然并非最好的结果，但也并非最坏的：人们没有活活饿死，年轻人没有被大批送上战场，就像现实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我个人不希望我的小说成真，我真诚地希望未来会更加光明。”
“高楼弯折之后重新组合，蜷缩成致密的巨大魔方，密密匝匝地聚合到一起，陷入沉睡。然后地面翻转，小块小块土地围绕其轴，一百八十度翻转到另一面，将另一面的建筑楼宇露出地表。楼宇由折叠中站立起身，在灰蓝色的天空中像苏醒的兽类。城市孤岛在橘黄色晨光中落位，展开，站定，腾起弥漫的灰色苍云。”
她的北京被折叠成三层。
三度跨界：曾自称清华“学渣”
“我倒不是说悲观了，得奖当然也很高兴了，如果得奖了，肯定就高高兴兴去领奖。”这位自称“清华学渣”的中国科幻女作家有着坦然的心态。
郝景芳2006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本科，2013年取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博士学位。在今年的4月27日凭借作品《北京折叠》入围2016年“雨果奖”提名而为更多的人所熟知。
“一个原因是牛人太多，一个原因是考上清华的从小到大都是学习还不错的，一般没遇到过这种待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人心里还是有着一些理想的。”郝景芳是这样回忆自己在清华读书时的感受。
郝景芳曾经这样回忆到她的本科生活：大二考完试后她去“抱助教大腿”，想装可怜蹭些分数。助教给她一张同班同学的满分卷子，“那整张卷子那么干净整洁，写满了云淡风轻的潇洒。”
她回忆到，那种云淡风轻的干净整洁，给了自己极大震撼。“那就是自我感觉最渣的时刻。”
用三天写成《北京折叠》
2011年夏天，郝景芳给自己找了份高大上的实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北京办公室工作。每天，她从五道口出发，倒两次地铁坐到国贸，在办公室里工作，从三十几层的高楼中大量着北京。
有一段时间，郝景芳住在清河，这里学区房的价格高得离谱，但就在她家小区对面，一片“看起来马上就要拆迁的棚户区”已经摇摇欲坠地存在了五六年。年久失修的吊车停在工地上，平房外支楞着小摊，小摊前常年挂着“甩卖”，外来工带着他们大大小小的家当搬进又离开，也带着他们无处可去的孩子，像习惯了漂泊的吉普赛人。
郝景芳就是在这样两个不同的场景进行着切换，她强烈地感觉到“存在着平行的北京”。
2012年，郝景芳花3天时间写完《北京折叠》，发在了水木BBS上。
在这个不明年月的北京，空间被分为了三部分。第一空间里的当权者享有完整的一天24小时，第二空间的中产白领和第三空间的底层工人则各自分到一天里的白天和夜晚。每到清晨，大地翻转，城市折叠，不同阶层的人在完全隔绝的时空里过着各自的生活。跨越阶层的通道极其狭窄——并且需要铤而走险。
冷峻的现实感背后是郝景芳的真实体悟。
清华对我的最大改变是“行胜于言”
《流浪玛厄斯》、《星旅人》、《回到卡戎》、《时光里的欧洲》……那个曾经梦想成为宇航员的女孩已经成为了人们口中的“科幻女王”。
而今，她的梦想是“成为最优秀的学者和最出色的作家。”她说：“清华对我最大的改变是‘行胜于言’。一件事情做成之前，绝不对外张扬。”
2006年，郝景芳进入经管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同时，也是在这一年，带着理科和社会科学双重的学术背景的郝景芳开始了她的科幻创作。
“最初是抱着浅显而虚荣的目的开始写作的——想证明自己的能力，想获得认可，可是这些目的在面对写作的时候却轻易就溃不成军。” 郝景芳发现，“只有最坦率的内心才是通往写作的唯一一条小路。”
清华大学新百年以来，主动探索出“因材施教”的教学新模式，让不同特点的学生更好地实现自我发展，尊重学生的“与众不同”之处。与众不同的郝景芳正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学生。郝景芳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在清华因材施教计划的资助下完成的。博士期间她出版了两本长篇小说、一本文化散文《时光里的欧洲》、一本短篇小说集，这本小说集入选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原创文集。她曾经多次表达对自己的博士导师李子奈老师的感谢和爱。
清华并不只把学生培养成一种类型A——通过学得早一点、深一点、多一点，使之从A变成A+。清华要做的是从A到X，培养多种类型的人，使学生在多样化的成长路径上各具特色。
郝景芳写作已经十年。她说，如果能对十年前的自己说话她会告诉自己：
“可怜的孩子，别怕，不管有多难，你还是能穿过那一切，走到我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