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胡雪岩如何凭借捐款走上首富之路|他的启示及警世名言

美国钢铁巨头安德鲁·卡内基曾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因此，他几乎将所有个人财富都捐献给了社会公益事业。近年来，有不少美国亿万富豪选择将家产“裸捐”，即特定范围的个人资产全部捐给公益事业。瑞银与普华永道的一份报告称，欧洲和亚洲的亿万富豪通常会将家族产业传承给子女，而在美国，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亿万富豪会将家业交给后代。在日渐风行的“裸捐”风潮中，不乏微软比尔·盖茨，Facebook CEO扎克伯格这样的领头者。

在感叹美国“裸捐”文化之时，我们不由得反思中国富豪的“募捐文化”。晚清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无疑是“中国式捐款” 的代表人物。在中国政商文化与晚清复杂时局之间，他如何凭借“捐款”走上首富之路？

胡光墉，字雪岩，1823年生人，比三个著名买办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中最年长的唐廷枢（1832年），还要年长近十岁。

关于胡雪岩的史料极少，正史中的记载更少，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世俗的演义留下了空间，于是胡雪岩“传奇”的身世和故事铺天盖地，但绝大多数属于民间人云亦云的道听途说，并无史料依据。

而对于他的历史评价，就更是褒贬不一，相差悬殊。

因为史料的匮乏，关于胡雪岩早期的人生，就有两个难解之谜，第一是他籍贯的争议，第二是他的发家之谜。

先说籍贯，一说他原籍是安徽绩溪，一说他就是杭州人。安徽籍之说主要是源于一些胡雪岩后裔的陈述，而胡雪岩的研究者则从多方史料考证，认定他本就是杭州人。关于胡雪岩籍贯问题的辨析，对于企业家层面的研究并没有什么意义，而他的经营活动主要位于杭州，与当时的贸易、金融中心上海紧密相关。事实上胡雪岩的企业垮塌在上海，这也确定了他与1883年的上海金融危机，直接关联在一起，所以将胡雪岩的企业家生涯定位在上海，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二是他早期的发迹之谜，这个问题相比起籍贯就多了一层意义，因为相比起郑观应、徐润这样的买办，胡雪岩的发迹方式更加的本土化，与当时如火如荼的对外贸易并没有什么直接关联，这也确立了他作为一个传统型企业家在晚清经济格局中的位置。

关于他的发家，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胡雪岩在钱庄做学徒时，私自将500两银子借给流落在杭州的候补官员王有龄，后王有龄发迹为了报答他，便资助他自设钱庄。

然而，根据史料中对于王有龄仕途之路的记载，王有龄并无可能依靠胡雪岩的赞助才得以走上仕途，因为在王有龄在报捐盐大使之前、之后，直至签获“实缺”，始终随侍其父宦游云南，从未到过浙江。而在正史中提及王有龄的晋升，也较为详细：“道光中，捐纳浙江盐大使，改知县。历慈谿、定海、鄞、仁和，皆有声。以劳晋秩知府。咸丰五年，授杭州知府。”且通篇未提及胡雪岩。

胡雪岩擅自将2000两银子借给一个湘军营官，后来该营官如期还贷，得知胡雪岩因此遭不幸，就将他引荐给浙江巡抚王有龄。

此种说法尚有一定的可信度，因为胡雪岩所任职的阜康钱庄的主要经营就是向贫困落拓的营官放贷，在太平军战争正激烈时，武官的前景显然更好，所以胡雪岩因向武官放贷而结识王有龄的可能性较大。

根据他的嫡曾孙胡亚光的叙述而来，胡雪岩早年在阜康钱庄做学徒，主人膝下无子，看胡雪岩勤敏有胆识，对他非常器重，在去世时，就把钱庄留给了他。

这种说法并没有史料可以证否，如果胡雪岩从钱庄主中接手了钱庄生意，而王有龄在杭州要与太平军作战，与他合作也是很顺理成章的，只是这种说法少了一点叙事上的精彩性，提不起读者兴趣而已，因而各种戏说胡雪岩的传记、小说，都没有采纳。

第四种说法比较特殊。

1860年，也就是咸丰十年，正值太平军攻打杭州，时任杭州巡抚的王有龄召集绅商讨论抗敌之策，胡雪岩所在的钱庄主胆怯不敢与会，让胡雪岩代表。胡雪岩慷慨陈词，认为守城最重要的是粮饷，并自告奋勇借钱办粮，王有龄依他言而行，只是待他买粮归来后，杭州城已经被围，胡雪岩只能返回上海将粮变卖，到数年后左宗棠重新收复杭州后，胡雪岩又买粮运回陈明一切，并得到左宗棠重用。

当太平天国之乱兴起，晚清深深陷入内战时代，清政府的正规军无力抵御，只得承认且利用如湘军这类准私人武装，以此来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显然，中央政府国库空虚、财源枯竭，完全不能给予这些私人武装划拨经费，因此这类武装的首要问题，正在于军费不足。不过，办法还是有的，朝廷开始下放军饷权，令各地督抚自寻财源。同时，开征厘金，让地方军队向民间市场提取现金流。

著名的厘金制度，的确是为了谋取军费而来。随着大量的领土丢失，作为传统的军费来源，田赋（即地丁税）受到极大影响，厘金则取而代之，渐渐成为军费支出的主要源泉。1862年湖广总督官文在奏折中称，“当时各省军费浩繁，赖于本省丁赋课税者不过十之三四，借助厘金盐牙者实居十之六七。”由此可见厘金制对军费的有力支撑。

事实上，厘金制的设立，开始就是为了应对太平天国，但当太平天国偃旗息鼓，这种临时性的制度却稳固下来，并得以延续。事实上，厘金收入的稳定增长，不但成为当时军费的重要部分，在晚清政府整个财政收入中，厘金也占到越来越大的比例。据估计，光绪五年（1879）后，全国厘金岁入可能达到2000万两以上。而从1885年起，厘金占晚清财政收入的比重基本保持在20%，为晚清财政的四大支柱之一（另三项为田赋、盐课、关税）。

左宗棠奉朝廷之名，举兵西征，费用紧缺，一度令他大伤脑筋。他的军费，除了正赋如各省协饷（协饷实际上就是各省本该上交而未上交，从而转移支付到他省的财政收入，其实等于由中央财政拨付）之外，面临着很大的缺口。好在当时，对外贸易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这让左宗棠有了一条筹谋军费的新途径。第一，关税收入的出现，外国人总税务司的设置，使得海关税收成为完美的贷款抵押物。这个始于1867年西征借款的方式，深远影响了之后的中国官方举债。对于左宗棠的西征帮助当然更大，我们从1881年英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关税曾多次成为左宗棠筹款的抵押物。第二，对外贸易的深入，使得金融业发展神速，一批有经验，有财力的外商及金融机构进入中国，使得军队通过贷款寻求资金成为可能。

朝廷疲于应付，因此很快批准了左宗棠的筹款计划。这是很有效果的行动，因为中央政府的信用背书，西征借款变成一种准国债，一时间响应者众多。它应对短期的军费缺口，是对于协饷制度的一种补充。协饷具有随意性和分散性的特点，对于左宗棠来说，是一个不太稳定的未来现金流，并不足以应对战争的要求，但是准国债性质的西征借款，却有“筹措巨款，一气贯注”的套现作用。而且，现实的看，借款的最终偿还，依然需要依靠各个省关的协饷，这种制度安排，显然减轻了左宗棠的压力，因此他认为，“借款愈多，则息耗愈轻，年份愈远，则筹还亦易，在彼所获虽多，在我所耗仍少。”

按照这种思路，左宗棠大举借债，从1867年到1881年间，左一共6次举借外债，本金达到1595万两，对于西征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麻烦还是存在的。左宗棠西征借款，最大的负面因素是其高昂的利息，数次借款，年息最低9.75%，最高达到18%，高于通常的利息一至两倍以上。这引起了各方不满，特别是协饷各省的大员，因为这高昂的利息，最终需要他们买单。

现在的问题是，为何左宗棠舍近求远去，要去募集更为麻烦的外债呢？事实上，向国内民间的筹款也一直在进行，比如借款和纳捐，但这不足以弥补左氏的军费缺口。1878年，左宗棠第五次西征借款，胡雪岩介入，尝试仿照外债的形式，试图以5000两为一股，在华商中募集350万两。但最终的结果，却只募到定额的一半，剩下的一半还是只能依赖汇丰银行解决。

本土商人消极的原因，可以从马士（英驻上海领事）在1881年的报告窥见：“看来也许是奇怪的，一个显然拥有大量资源的国家竟然被迫向外国人借100万镑之类的小额贷款，而且若非以高到几乎任何其他大国都不肯出的利率，甚至连这个微不足道的款额也借不到。但人们必须记住，中国人对统治阶级很不信任。因此虽然钱庄主、商人和绅士并不缺少财富，但他们宁愿让钱闲置不用，或投资于土地、房屋，只获得外国贷款利息一半多一点的利润，也不愿把钱借给政府，因为每当政府涉及的只是本国国民时，任何时候它都可以泰然地拒付其债务。”

总之，官方尽管努力向本土商人借款，1866—1883年总计借款达1165万两，但因为政府信用下降，仍然无法完全弥补军费短缺，所以向外商的高利借款不可避免。

在这样的局面下，与外商合作向来愉快的胡雪岩，就成为左宗棠不可或缺的融资人才。这是1867年，左宗棠第一次西征募款，就委任胡雪岩前去上海，与外国金融机构商谈。这笔借款具有范本效应，它以海关税作为担保，相关的总督、巡抚及海关税务司都为其背书。之后外国银行对清政府的借款，基本都依据这个形式进行。更多胡雪岩解读：www.yangfenzi.com/tag/huxueyan

胡雪岩的确有他的本事。与当时中国政府的低信用不同，胡雪岩这种在市场上自由腾挪的企业家，反而能够赢得外国商人的信任。刘声禾在《异辞录》中记载，“西征之役偶乏，则假洋债，尤非光墉弗克举。”可见胡雪岩当时的地位。官员们似乎都看好胡雪岩，两江总督刘坤一曾致函左宗棠，表示“此间认借洋款，自不能不照胡道办理，以期妥速。”

当然，胡雪岩乃一介生意人，在借款高昂的利息中，胡雪岩作为中介，实际上肯定能够分得一杯羹。比如1877年的借款，原本与外商商定的利息为10%，胡雪岩却高报至15%，以至于引发了总理衙门的调查，并最终得到追究。以现在的目光来看，以商人身份赚取中介费或利差本也算正常，但身处内忧外患的晚清，在军费事务上如此行事，难免引来“奸商贸利，病民蠹国” 的骂名。

某种意义上，胡雪岩就是在筹款与军火之间游走，一时间，他甚至是一名影响大时局的企业家，他是真正能够直接帮助左宗棠的大人物。

一是帮助左宗棠筹军饷。

“浙江绅士布政使衔在籍福建补用道胡光墉，经臣奏办理臣军上海采运局务，已逾八年，转运输将，毫无缺误。臣军西征度陇，所历多荒瘠寒苦之区，又值频年兵燹，人物凋残殆尽，本省辖境，无可设措，各省关欠解协饷，陈陈相因，不以时至……胡光墉接臣预筹出息借济缄牍，无不殚诚竭虑，黾勉求之，始向洋商筹借巨款，格于两江督臣非体之议中止，继屡向华商筹措，均如散解到，幸慰军心。”

二是购买军火轮等西洋器械。

“上海为洋商会集之所，泰西各国，枪炮火器，泛海来售，竞以新式相耀。巨于闽浙总督任内，饬胡光墉挑择精良，不分新旧，惟以便利适用为要。嗣调督陕甘，委办上海转运局务兼照料福建轮船事宜。胡光墉于外洋各器械到沪，随时详细禀知，备陈良楛利钝情形，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运解军前，攻坚致远，尤为利器，各军营竞欲得之，而价值并未多费。”

由此，左宗棠在朝中极力抬高胡雪岩，认为“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 既然左宗棠如此肯定，那么胡雪岩从左那里得到的回报，就是惊人的。

首先是权力回报。无论是官款的控制，还是海关银号，胡雪岩都是享受特权的生意人。晚清关税的税银是由海关银号进行具体的管理和上缴。胡雪岩至少直接或间接参与管理以下几个海关银号：

宁波，拥有16名从业人员。每年的利益可达5万两。

温州，共有15名从业人员，利用税金的操作从每季度的汇款中获得利润。

厦门，1872年胡光墉被任命负责海关银号，同为阜康银号经营者的何松年被派往厦门具体负责。因此，海关银号的二数就成了阜康银号的分店，其从业人员也兼做阜康银号的工作。

汉口，乾裕银号，有30名从业人员（由郑诒伯，曹田波经营，都由胡雪岩雇佣）

胡雪岩借助与官方密切的联系，以及管理海关银号的便利，“籍官款周转，开设阜康银肆，其子店遍于南北，富名震乎内外” 。

其次是政治地位回报。比如众人羡慕不已的黄马褂一品官职，就是左宗棠帮助争取而来。光绪四年，应左宗棠的上奏，朝廷破格嘉奖胡雪岩布政使衔，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不过这个极高的荣耀，史料记载有点不统一，更多处记载，说胡雪岩被赐头品顶戴。如李莼客《越缦堂日记》，“阶至头品顶戴，服至黄马褂”。而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则认为胡雪岩“遂晋头品顶戴，黄马褂”。汪康年《庄谐选录》说，胡雪岩“由布政使衔候选道被一品之封典，且赠及三代如其官”。

一时间，胡雪岩可谓红得发紫，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陈述过，晚清商人有捐官的习俗，财富积累之后，会掏出银两，为自己买一个虚职，作壮胆或者虚荣之用。胡雪岩也做过这样的事情，他曾经通过纳捐，获得了江西候补道这样的虚名。如今竟然被朝廷赏穿黄马褂，显然更为难得，让万人仰慕，这是中国企业家在向来重农抑商的帝国时代，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

第三当然是经济回报，让胡雪岩成为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中国人之一。与左宗棠合作之时，胡雪岩在借债中赚取利益，并开设阜康银号，遍及沿海沿江贸易圈，他广泛涉足典当业、生丝贸易、医药业等，事业达到了顶峰。春风得意之时，胡雪岩乃是杭州城的风云人物，关于他富比陶朱的民间传言，不胜枚举。晚清有所谓“为官当学曾国藩，为商当学胡雪岩”的民间传言，各种零碎的记录散落在正史或者野史当中。

如有史料称，

“观察盛时，理财之名大著，富可敌国，资产半天下。……起第宅于杭州，文石为墙，滇铜为砌，室中杂宝诡异至不可状，侍妾近百人，极园林歌舞。偶一出游，车马塞途，仆从云佣，观者啧啧叹羡，谓为神仙中人”

这位“神仙中人”究竟有多少财产如今不得而知，有说两千万两，也有说三千万两。但这些都只是一些笼统性的说法，且言者都是与胡雪岩并无直接关联的外人，胡雪岩的资产明细、估值，没有像徐润这类具有现代意识的商人那样完整地记录保存下来，所以这种对于胡雪岩财富的描述，与如今“百万富翁”、“亿万富翁”这样的概称没有本质区别。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综合当时当地的社会名望、财富总量，胡雪岩是当时杭州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家，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说胡雪岩的财富具体数字，是个未知之谜，那么，关于他的花天酒地的生活，则广为流传。

胡雪岩的巨额花销可能有以下三大方面：

首先是他奢侈的生活。汪康年称，

“杭人胡某，富埒封君，为近今数十年所罕见，而荒淫奢侈，迹迥非寻常所有” 。说胡雪岩的生活奢靡，这并不是诋毁，而是事实，不过另外一个必须同时陈述的事实是，胡雪岩也是一个有慈善之心的人。汪康年说，“当其受知湘阴相国，主持善后诸事，始则设粥厂，凡养生送死赈财恤穷之政，无不备举，朝廷有大军旅，各行省有大灾荒，皆捐输巨万金不少吝，以是屡拜乐善好施之嘉奖，由布政使衔侯选到被一品之封典……”

胡雪岩的确有施舍之心，他知道自己的财富来自官商结合，因此需要回报给社会一部分。在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东南半壁的时候，朝廷权势削弱，左宗棠这样的前线军官，可以说权倾一时。胡雪岩和他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双方各取所需，家财累积直线上升。这样的盈利模式，显然隐含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作为卷入政治的代价，胡雪岩投身于当时社会的慈善事业，显然有着不错的政治效应。

这可能是很多善于官商结合的中国企业家都会采取的策略，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如此，究竟是把胡雪岩定位成绅商，还是定位成官商，就是一个难题。的确，没有左宗棠的帮助，胡雪岩不可能发达，但没有胡雪岩职业商人的信用，左宗棠也不可能找到胡雪岩。因此，说胡雪岩是官商，有道理，说他是绅商，是晚清时代不错的私人企业家，也有道理。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企业家普遍具有的特征：有市场精神，善于整合政府关系，达则兼济天下。从同治年间开始，胡雪岩就介入公共设施的建设中，他的第一次公共建设行为，是设立钱塘江义渡，此举到他破产，方才停止。有一段时间，他计划建造钱塘江大桥，甚至已经花费了一千余两银子，聘请英、德法三国的工程师亲往考察。 “武林胡方伯（胡雪岩）以钱江渡船每遇风猛浪狂时有倾覆之虑，故拟仿上海格式，于江面起建大桥。” “钱塘江建筑大桥之事，前延请英、布（德）、法三国精究工程之士八九人，前往履勘数次，所有履勘酬资已约用一千金，由胡雪岩方伯筹垫。”可惜这个计划最终未能成功。

除了慈善与公益，胡雪岩的直接的捐纳，尤其是捐助左宗棠部队，也是叹为观止。左宗棠在上奏时称，“胡光墉呈报捐赈各款，合计银钱、米价、棉衣及水、陆运解脚价，估计已在二十万内外，而捐助陕、甘赈款，为数尤多，又历年指解陕、甘各军营应验膏丹丸散及道地药材，凡西北备觅不出者，无不应时而至，总计亦成巨款。”

《从大历史看企业家》苏小和著 刘晓光主编 东方出版社 201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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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苏小和 摘自《从大历史看企业家》，东方出版社 2016年3月】

百家讲坛.胡雪岩的启示01德行定终生曾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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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令世人瞩目的5句警世名言！

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很多人都有所耳闻。参观过位于杭州河坊街的胡雪岩故居的人都清楚，在这座兼具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想的清末第一豪宅里，仿佛能理解到胡雪岩一生经商为人之道。试着总结了他说过的5句话以飨读者，特别是临终遗言更是惊醒世人。

1、“八个坛子七个盖，盖来盖去不穿帮。”

解 析：“坛子”是指实业，“盖子”是指融资，“穿帮”是指挪用资金；坛子、盖子虽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不穿帮，只要盖子不穿帮，不拆东墙补西墙，现金流不断，多元化发展企业才有实际意义，否则只是用银行或股市的钱来吹肥皂泡。

2、“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是一双空手，不输啥。不仅仅不输，吃过、用过、阔过，都是赚头。”

解 析：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胡雪岩既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又能看透人生起落放下执念，怎样的胸襟才能如此豁达？笑看沉浮，光明磊落，输赢并不在一时，甚至不在一世。

3、“前半夜想想别人，后半夜想想自己。”

解 析：这是胡雪岩做人的精髓。如果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别人，就会觉得自己处处受到亏欠，从无满足之意；若前半夜想想别人，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学到别人的优点，后半夜再想想自己，发现自己的缺点，一切云淡风轻。

4、“花花轿子人抬人”

解 析：这是胡雪岩常说的一句话，无论大小人物，他一律不得罪。极尽所能交朋友，笼络人心，发迹之初便结交落魄捐班王有龄便是一证。

5、临终遗言：“勿近白虎”

解 析：“白虎”，指白花花的银子，就是说白花花的银子害人，告诫后代不要经商。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竟然告诫后代不要经商，可见胡雪岩的心里是何等的凄凉。传说胡雪岩的后代遵循祖宗遗训，几乎没有从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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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眼光的大清首富胡雪岩，为何最后被慈禧抄了家?

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取已短，智高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

光墉（1823—1885），幼名顺官， 字雪岩，安徽徽州绩溪人，中国近代著名红顶商人

有眼光的大清首富胡雪岩

他是官商，财权都要的红顶商人之代表，也是清朝末期商人的一个体现，马云指说财权不可都要，只可选其一，说的就是他。

也是一句俗话里面的主角“做官要读《曾国藩》，为商要读《胡雪岩》!”

大清末年，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帝年间，外国侵略，清朝内忧外患，国库空虚，正是需要商人扶持的时候。

胡雪岩，名光墉，1823年生于安徽绩溪湖里村，家贫，起初为钱庄小伙计，凭借过人的眼光和聪明，短短十几年，政商两界如鱼得水，开设阜康钱庄、丝行、庆余堂……，总资达2000万两白银以上，是当时的“大清首富”。

在浙江时，见捐了八品官的王有德不凡与之相交，坦诚相见，为巡府幕，伴随这王有德政治上官位不断的拔高，开设阜康钱庄，做丝生意，统筹杭州财政，成为杭州一富。

王有德战败自缢而死，资助左宗棠，并捐助钱粮，曾做出让人不可置信的收集粮食十万担，来证明才能，得到左宗棠赏识。

八国联军进北京，咸丰十年(庚申之变)，抓住机遇发展洋务，购买外资枪械，又聘请法国专家来做福州船政，并在同治八年，第一辆轮船“万年清”号正式下海，同治十年“镇海”号下海，举国欢庆。

左宗棠奉命收复新疆之时，分别六次向洋人借债，总共有一千八百七十余万两白银，利息占上一半，又在1866年创办上海采运局。

经左宗棠举荐，得慈禧太后御赐黄马褂，二品官位，到达人生的巅峰时刻!

宦海沉浮，他一生看人用人眼光绝佳，机警善变，早在开设阜康钱庄之时看重清河坊大源钱庄的伙计刘庆生为挡手，并在发行官票时，知道要跌价一文不值，也大量兑换，俗话说“求财先求名”得到了诠释，让阜康得以展露手脚。

在大军开动，这个战乱的年代，背靠官府后台，懂得局势，知道天下人只有“平”才可以经商，做慈善，开粥厂。开设胡庆余堂，推出了十四大类成药，并免费赠送辟瘟丹、痧药等民家必备的太平药，《申报》中做宣传，借助这个战乱时局，得以有胡大善人等美名，又有“北有同仁堂，南有庆余堂”的名号。

借助左宗棠办洋务，阜康钱庄，开设23家分行，遍布天下，成为稳定的资金链条。

话说这胡雪岩也是十分的风流，共有十二位妻妾，个个如花似玉，长相不错，并且十分的恩爱，他产业之下的胡庆余堂、丝厂，都与妻妾有关系，就说这胡庆余堂，开设的版本有二，

其一，是为了给自己的生病妻妾有更好的治疗；

其二，是说他的一位妻妾原本是一家大药房的千金，好吃懒做的叔叔刘不才掌握几张不传的秘方，于是胡雪岩买来，开设胡庆余堂。

胡雪岩也是十分的疼爱妻室，建造“娇楼”，花费数万两白银，折合成RMB相当于是近千万元做的一个豪宅。

这一位商业奇才跟随左宗棠成为了最佳的搭配组合，却招来了对手李鸿章和商人盛宣怀，两个洋务运动的名臣，开始了互相的战斗博弈，主战派和求和派。李鸿章 张作霖 贾跃亭：这些老男人的事业线 都在金融上出了个叉

1883年，中法战争期间，李鸿章发动了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的政策，使胡雪岩丝厂生意赔一千多万两白银，遭到商帮的排挤，只得四处拼凑款项，以还外债，阜康钱庄也因此倒闭。

1885年，左宗棠在西南边陲“镇南关大捷”后，清“不败而败”，法“不胜而胜”，签下有利于法国的条约。

1885年9月，左宗棠病逝在福州北门黄华馆行车辕。

李鸿章控告胡雪岩在借外债之时吃回扣，慈禧下令抄没起家！

胡雪岩的一生，极具戏剧性。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他由一个钱庄的伙计摇身一变，成为闻名于清朝朝野的红顶商人。更多李鸿章解读：www.yangfenzi.com/tag/lihongzhang

他说过：生意越来越难做，越难做越是机会，关键是你的眼光，你的眼光看到一个省，你做一个省的生意，你的眼光看到全中国，你做的是全中国的生意，你的眼光看到全世界，你就有机会做全世界的生意，你的眼光看到今天，你做今天的生意，你的眼光看到十年以后，你做十年以后的生意。

虽聪明一世，与官场人物交往甚密，但最却因为不谙官理、刚愎自用、不懂变通而成为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成为李鸿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实在令人为之扼腕叹惜。张宏杰：李鸿章的巨额财富是从哪来的

「历史大学堂」特邀作者 丨 君半醉，网络作家，著有《神武狂修》等作品。

商圣胡雪岩，马云是如何借鉴他成就了阿里巴巴的？

胡雪岩何许人也！

他是大清首富，幼时替人放牛；稍长入钱庄做学徒；偶遇机缘投资落魄文人王有龄，帮助其坐上浙江巡抚，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投资，从此翻身，很快成为杭州巨富。

王有龄兵败自杀，胡雪岩改投新任闽浙总督左宗棠门下，依傍这位官场明星长袖善舞，操纵市场，垄断金融，操办洋务，阻击外商，筹措军饷，30年间扶摇直上，直至富甲天下。得慈禧赏黄马褂穿，赐紫禁城骑马，授二品官衔，已达为商之致境，一时风光无二。

岂料一夜之间风云突变，慈禧下令革职抄家，积攒多年的隐患全面爆发，三天之内一贫如洗，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两年后郁郁终老，埋骨乱石丛中。

从店伙计到大清首富——花了30年，从首富到倾家荡产——只花了3天。

胡雪岩一生谨守“戒欺”与“真不二价”的经商原则，所向披靡，显赫一时，其辉煌成就被后人尊为“一代商圣”；但官场深深，大抵无情，能靠其上位，也能因其殒身，商人的命运并不在自己手中。

胡雪岩靠官场成就了一番事业，也因官场身败名裂。他的一生如此精彩，而结局又如此可怜。在今天，读读他的故事，是很有益处的。

胡雪岩的人脉投资

故事首先要从这个落魄文人王有龄说起。这个王有龄有多落魄呢，他本是官二代，无奈父亲是个穷官，后来死了也没留下什么钱，所以他压根就称不上是没落的官宦子弟，因为都没有荣盛过。他整个的生活状态就是就整天在杭州城的茶馆泡一壶茶度过一天，一壶龙井泡的成了白开水都舍不得走，中午买两个烧饼算是一顿。

三十岁的人，潦倒落拓，无精打采，叫人看了起反感。但是王有龄是有志气的，认为自己蛟龙圈伏于渊，只是一时所困。所以他的架子很大，经常两眼上翻，鼻孔朝天，那就越发没有人爱理他了。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当时的钱庄伙计胡雪岩却对他非常青睐。也许是胡雪岩眼光独到，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所在，认为王有龄傲气之下必有超人之处，虽穷却不酸，有大贵之相。

清朝末期，为了创收，发明了一项新制度，就是卖官，只有衔而无实权，也不能去衙门上班，算是后补，前面有空缺了才能侯得上，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一辈子都转不了正了。其实也就是个虚名，但是对生意人来说，总算是个老爷的名分了，打点四方方便很多，所以很受欢迎。王有龄就是这样一个捐官老爷，整个杭州城内像他这样的，没有1000，也有800。

一次两人喝酒，胡雪岩就撺掇他，何不找找人，说不定就给个实缺当当，到那时，就不愁没有腾达之日了。王有龄一口酒下肚，一拍桌子说，此话有理，可是我没钱进京。胡雪岩一听，就一口保证说钱不用愁，他来想办法，给他三天时间。

胡雪岩私自挪用了自己收回来的死账银子五百两，助王有龄上京谋实缺。王有龄也算运气，上京就遭遇了他的童年玩伴，曾经自己家里的小仆人，曾经受恩于自己的父亲，现在正做江苏学政的何桂清。自己曾经的小仆人现在却成了御前红人，这里可以估算一下王有龄的心里阴影面积。何桂清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就给自己的同科进士浙江巡抚黄宗汉写了一封推荐信，王有龄回到杭州后，马上就得个实缺——海运局坐办。

胡雪岩一直信奉的是背靠大树好乘凉，有时候这个大树还不够结实的时候，不但要浇水施肥、筑起成长，还要不断的给其选择合适的位置，让其根基扎的更加牢固。

胡雪岩对帮扶的不可谓不尽心，当然他也不能不尽心。因为在王有龄身上寄托着他所有的身家性命，他们是一条藤上的蚂蚱，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需要钱，胡雪岩就十万八万的给，需要人，胡雪岩就千方百计的寻找笼络，所有的目的只有一个，让王有龄在上级面前显得很能干，会办事。

有些时候，关系只是一道入门的坎，自己有真才实学了，关系就会成为飞黄腾达的翅膀，反之，关系则只是让你做一辈子蛀虫的温床而已。

结果如胡雪岩所料，王有龄不断高升，由海运局坐办到湖州知府再到浙江巡抚，达到了人生中的巅峰。

在王有龄不断高升的时刻，胡雪岩也早已从以前的钱庄小伙计，一跃成为浙江最大的钱庄庄主，有了江浙地区最大的丝行，生意直接开进上海去做洋人，有了后来名声赫赫的药房胡庆余堂（胡庆余堂被称为江南药王，江湖上有北有同仁堂，南有胡庆余堂之称）。

可惜太平天国来了。

1861年，太平军围攻杭州，以数十万之众围城，杭州被围绝粮，全城百姓如笼中鸟、釜中鱼。王有龄拿出两万两银票交待给胡雪岩两件事，一件是请援兵，一件是运粮食。等胡雪岩运来粮食的时候，却因重重围困，无论如何打不通道路送入城中，到口边的粮食却吃不到嘴里，胡雪岩只能望城一拜，痛苦而回。王有龄自缢身亡。

胡雪岩只能暂时归避上海。这个时候，前浙江巡抚王有龄已死，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继任浙江巡抚。胡雪岩重新看到了希望。

左宗棠刚打进浙江时，所部缺饷，胡雪岩雪中送炭，既带来了王有龄当初给的两万两银票，还运来一万石粮食。有这一万石粮食在，不但可以收复杭州城，连整个浙江的太平军都可以肃清了。左宗棠说，我按市场价折钱给你。胡雪岩说，不要钱，这是他自己报效的。左宗棠说，那我立即奏请朝廷嘉奖。胡雪岩说，我报效这批稻米，是为了浙江百姓，不是为了嘉奖。并且我是生意人，只会做事，不会做官。

只会做事，不会做官。这看似平淡无奇的一句话，却直击左宗棠的心坎，他不但开始对胡雪岩刮目相看，更是赞赏有加了。

但其实，这话是胡雪岩打听出来的，乃是左宗棠本人的最为自傲的人生信条。当时的朝廷中，汉人重臣开始逐渐上位，老一辈的是曾国藩，而后起之秀有两位，一位是左宗棠，另一位则是李鸿章。但李和左极度不和，彼此看不惯，互相拆台之事是有发生。

胡雪岩接着说“我在想，大人也是只晓得做事，从不把功名富贵放在心上的人。”然后话锋一转说，“照我看，跟现在一位大人物，性情正好相反。”

前半段话，恭维得恰到好处；对于后面一句话，左宗棠自然特感关切，探身说道：“请教！”

“大人跟江苏李中丞正好相反。李中丞会做官；大人会做事。”胡雪岩又说：“大人也不是不会做官，只不过不屑于做官而已。”

“啊，痛快，痛快！”左宗棠仰着脸，摇着头说；是一副遇见了知音的神情。接着是左宗棠留胡吃饭，两人愈谈愈投机。

大树底下好乘凉，王有龄那个大树折了，上天又给胡雪岩送来一个左大帅。

以胡雪岩的胆略、能力及为人的豪侠，左宗棠一见钟情，双方结托之下，左宗棠有了个得力的后勤部长。不长的时间左宗棠就升了闽浙总督，胡雪岩有了个广阔的从商舞台——生意越做越大。

倒左先倒胡

太平军终于全军覆没了。左宗棠居功至伟，升任闽浙总督。但身处乱世，家国从来都不会再有消停的安宁日子。

就在太平军刚剿灭，朝廷随即下令左宗棠调督陕甘。左式征西最初的目的是平靖陕甘回民之变，安定之后，则又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此时新疆军阀割据纷争，南疆更是在众多外寇之手。左宗棠以数年之力，镇压阿古柏、白彦虎之乱，攻克了被外寇侵占的南疆八城，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领土。1884年11月16日，数千年以来，新疆省正式建立。

左宗棠连同陕西巡抚连衔出奏，请朝廷奖励胡雪岩。奏折一共九条，其中论述胡雪岩的真正功绩，则共为三项：一是设立的杭州胡庆余堂，历年为西征将士提供各种跌打损伤的膏药、金疮药，军中所有所需药材均由胡雪岩捐解。二是在上海设立采运局，购买西式火器，毫无延误运至军前，“新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器利”。三是为西征军筹饷，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以上。

药、武器、粮饷。在行军打仗中最重要的三项后勤补给，均为胡雪岩一手操办。朝廷下旨嘉奖，封胡雪岩的母亲为正一品诰命夫人，浙江巡抚到胡家都得大门外下轿，因为巡抚的品级是正二品。胡雪岩则得慈禧赏黄马褂穿，赐紫禁城骑马，授二品官衔。胡雪岩达到了一声勋业的巅峰，时在光绪四年春天，公元1878年，距今整整138年。

福兮祸之所伏，几千年前哲学家老子说出了这句醒世警言，没有人能够料到，数千年后，胡雪岩用自己的身家性命证实了这句话的伟大。

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争，以及对陆防海防政策之歧见，与长久相识的李鸿章素来不睦，甚至势同水火。

李鸿章力主海防，以日本为主要假想敌，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则是塞防派，并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

矛盾终有爆发的一刻，一山难容二虎，总归你死我忘。但有些时候，虎难动，遭殃的往往是虎翼下的跟随者。

胡雪岩垮台的直接原因，是来自于其对手盛宣怀的致命一击。

在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史上，盛宣怀居功至伟，是张裕葡萄酒公司的创办者之一，中国近代的轮船、矿山、电报、铁路、纺织等产业他无不染指。1896年，他在上海外滩还开办了中国通商银行。

盛宣怀还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创人。1895年10月2日，盛宣怀通过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光绪皇帝设立新式学堂。光绪帝御笔钦准，成立了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后更名为北洋大学，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所大学，也是天津大学的前身。1896年起盛宣怀开始督办铁路。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所大学——南洋公学，这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

1895年10月2日，北洋大学堂成立。

在清末官场派系林立的大背景下，胡雪岩与盛宣怀分属不同的利益集团。胡的后台是左宗棠，盛的后台是李鸿章，而左与李有极深的矛盾，胡雪岩与盛宣怀也就不得不在前台为各自的主子去进行残酷的斗争。

1883年，法军进攻驻越南的清军，中法战争爆发，清廷命左宗棠领战。胡雪岩自然是左宗棠的后勤总管。此次中法交战，胡雪岩自然又要去运筹一番了。

5年前收复新疆时，胡雪岩曾代表清政府以私人名义向汇丰银行借款650万两白银，约定期限7年，每半年还一次，本息约50万两。1882年，他又帮助清政府向汇丰银行借了400万两，清廷承诺，这两笔款子都以各省的协饷作担保。这笔借款每年由清廷以协饷的方式来补偿给胡雪岩，通常每年的协饷一到，上海道台府就会把钱送给胡雪岩，以备他还款之用。

李鸿章曾经说过，“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此时，盛宣怀正好抓住了这一个机会，欲置胡雪岩于死地，从而达到整倒左宗棠的目的。盛宣怀找到上海道台邵友濂，直言李鸿章有意缓发这笔协饷，时间是20天。邵友濂属于李派，料想缓发20天没有大碍，就照办了。

然而，这20天对胡雪岩却是致命的打击。在瞬息万变的商场上，时间更是生命。盛宣怀早已向洋行放风，造谣说胡雪岩的资金即将告罄，造成洋行的焦虑，纷纷向胡雪岩催款。由于事出突然，胡雪岩只好从自己的阜康银行调来80万两银子，先补上了这个漏洞。

胡雪岩的这一做法，正好跌进了盛宣怀为他挖好的陷阱。

这时，盛宣怀通过电报对胡雪岩一切调款活动了如指掌，当估计胡雪岩的银子已经陆续调出了阜康银行，正是空虚之际，就托一些大户到银行提款挤兑，同时让人四处放出风，说胡雪岩积囤生丝大赔血本，如今尚欠外国银行贷款80万两，阜康银行倒闭在即。很快，前来阜康银行提款的人群几乎踩破了门槛，阜康银行就此倒闭。

胡雪岩虽聪明一世，与官场人物交往甚密，但最终却因为被绑到政治的战车上进退维谷而成为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成为李鸿章“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策略的牺牲者，令人为之扼腕叹息。

胡雪岩的一生带给我们的启示

130年后的浙江，同样是在杭州，另一个中国首富马云讲起了自己同乡的这个前辈：

在浙江我经常想起一个人，这个人给我们树立很好的榜样，也树立很坏的榜样，这个人就是中国古代浙江很有名的商人，叫胡雪岩。胡雪岩我比较欣赏他的一句话，就是生意越来越难做，越难做越是机会，关键是你的眼光，你的眼光看到一个省，你做一个省的生意，你的眼光看到全中国，你做的是全中国的生意，你的眼光看到全世界，你就有机会做全世界的生意，你的眼光看到今天，你做今天的生意，你的眼光看到十年以后，你做十年以后的生意。

马云说了这些，用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台下听他演讲的成千上百位听众。他顿了一顿，接着说：

我自己去思考，胡雪岩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坏的榜样——“红顶商人”，这个是我从第一天看这个书，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不对的路，因为钱和权是不能碰在一起的，做了生意就一定不能考虑你自己想当官从政，从了政你一定不能有钱，这两件事情就像炸药和雷管碰在一起，总是要爆炸的，红顶不能做，当然黑顶更不能做，应该做的是你自己知道，你有什么、你要什么、你放弃什么。

高阳曾经总结胡雪岩失败的两个原因：

一、是在英国发起工业革命之后，手工业的没落只是时间问题。而胡雪岩看到了此，但是却为了维持广大江南农村养蚕人家的生计，不远易辙改弦，亦不愿屈服于西洋国家资本雄厚之下对中国的经济垄断，以一己之力对抗垄断，终于导致资金周转不灵。

二、是官场之争。胡雪岩是李鸿章和左宗棠争夺政治权利、争议发展路线下的牺牲者，“排左先排胡，倒左先倒胡”。

在胡雪岩的一生中，一直坚信着一个人生真谛，只有八个字“找靠山不如立靠山”。他成就了王有龄，更成就了左宗棠。他相信背靠大树好乘凉，但是他不曾预料倒大树将倾，最先压倒的正是树下的乘凉者。

胡雪岩破产后，遣散了自己家中的十几房妻妾，留在胡氏身边的，只有罗四太太。在罗四太太的陪伴下，靠着胡庆余堂的收入，胡雪岩凄凉地度过了他的晚年，于公元1885年忧愤离世，埋骨乱石丛中！

在给胡办过丧事后，罗四太太上吊自杀，只留下一下颤微微的老太太——想当年路过胡府门口的官员都得下轿下马的一品诰命夫人胡母。

诡异之处在于，130年后，胡雪岩的命运在现代中国重新上演。历史的循环往复，从来都不会停止。尽管换了时代，换了人，但人性和人心却从来都还是那一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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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胡雪岩为何非要换个黄马褂？

中国的企业家不容易，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不容易。虽然他钱赚得很多，但是在人格和精神上好像总是低人一等。我们的企业家应该很坦然，如果你钱挣得很干净，为什么不能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宣布你的光荣？为什么就为富不仁？不能为富有仁吗？

来源：《中国慈善家》 作者：宋厚亮

谈传统商人：富而不贵

问：为什么传统中一直瞧不起商人？

易中天：由于从秦始皇开始到清朝，一直是中央集权，但未必是专制主义，并不是中国历代王朝都是专制主义，应该说开始的时候是集权不专制，但是慢慢的从集权走向专制，从专制走向独裁，到了康熙、雍正的时候完全就是独裁了，不仅是专制而且是独裁了。这样的制度，是不允许民间资本超过政府的经济力量的，政府非常担心。

民间资本一旦超过了政府的力量，它就会颠覆政权，因此大量地制造不当舆论，比方说无商不奸、为富不仁。这样的词汇深入人心，以致于很多人一提起商业、商人、商品就认为是贬义词，甚至可以把商业、商品、商人作为一个贬义的前提来问你问题，比方说你对学术商品化怎么看？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隐含了贬义在里面，一旦商品化就是无耻的、下流的、没有底线的、不道德的，等等，这是误导。

问：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商人虽然有钱，很难得到真正的尊敬？

易中天：商人是富而不贵，商人还要想成为“贵人”。汉代规定商人再有钱，不能穿丝绸，不能坐什么车。商人觉得赚了那么多钱都白赚了，所以汉代有个规定是可以买官的，从汉武帝时就开始卖官了，政府的钱不够用了。商人就可以改换身份，像胡雪岩，就是为了换一个黄马褂。

问：所以他也因此受到诟病。

易中天：这个事情，我认为要给予历史的同情。当时，作为商人，第一要安全，第二是生存，第三是发展，都需要有官方背景，就捐官。平时胡雪岩也不穿官服，但是碰到一些官员欺负他，他的官服就起作用了。如果捐得个四品道台，县太爷就不敢欺负他，还得给他行礼。他获赏黄马褂，黄马褂是很管用的。

问：同时，胡雪岩也做大量慈善，与获取黄马褂会有关联吗？

易中天：不能说胡雪岩做慈善是为了黄马褂。他的黄马褂不是靠做慈善换来的，是给朝廷效力换来的，比如给左宗棠借军费，说是报效朝廷。

问：为了安全，和政治连接在一起，这是中国历朝历代商人的宿命？

易中天：宿命。

问：现在，从大众来看，大众喜欢追捧企业家；从企业家的言行看，他们是否真的改变了历朝历代的自卑？

易中天：我说中国的企业家不容易，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不容易。虽然他钱赚得很多，但是在人格和精神上好像总是低人一等，也由此造成部分企业家和富二代心理变态，暴发户到处摆阔，不懂得“朴素的牛B，低调的奢华”。民间称之为“大金牙文化”，敲掉真牙，装上满嘴金牙，戴一块金表。因为他除了钱以外没有别的，社会没有给那些确实靠自己的诚信、智慧、努力致富的人足够的尊重，总认为你的钱来路不明，当然我们也必须肯定有些人的钱就是来路不明，官商勾结，这也是事实。

但是也有企业家确确实实在扎扎实实地做事，他有钱不一定做了腐败的事情，他是有智慧的。比如一台机器坏了，谁都修不好，请来了一个美国的技师，美国技师拿着榔头敲一下，机器好了。说收费多少？一万。这一榔头就是一万呀？他说，这一榔头1美元，知道这一榔头敲在哪儿了就是9999美元。很多企业家能快速致富，他就知道钱应该投在哪儿，真的靠这种智慧致富也是合法收入，我们也要尊重，不能因为人家钱来的快就不尊重人家，这没有道理。

另外，我觉得我们的企业家应该很坦然，如果你钱挣得很干净，为什么不能挺直腰杆，堂堂正正宣布你的光荣？为什么就为富不仁？不能为富有仁吗？为什么说安贫乐道，不能安富乐道吗？

谈中国慈善基因：慈善观是儒家的“仁”

问：在美国，基督教新教是美国大商人积极做慈善的源动力。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慈善基因”来自在哪些方面？儒家还是佛教？

易中天：传统社会，慈善观还是要归到儒家。仁义礼智信，第一条就是仁，仁者爱人，仁就是爱，孔子、孟子都说得很清楚。仁里有一条最可贵的，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也就是孟子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的仁学结构，核心是爱，爱是基于什么呢？基于亲情，叫亲亲之爱，亲亲是儒家思想最核心的。孔子认为亲亲是爱父母、爱子女，这是不需要教育的，是人的天性，天然会爱。

但是这也只能做到爱父母、爱子女。所以亲亲又涉及两条：一条是对等相爱，一条是顺序延伸。对等相爱就是子女爱父母，这叫孝，父母也要爱子女，叫慈，一定是双向的。顺序延伸，从孝来讲，爱父母，还有爱父母的父母……往上延伸，一直到祖宗；爱子女，还要爱子女的子女……一直到子孙万代。横向是悌，悌就是兄弟姐妹之间的爱，亲兄弟姐妹要爱，堂兄弟姐妹要爱，表兄弟姐妹要爱……等同于兄弟姐妹的国人要爱。中国人做慈善的根基在这里。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是“泛爱”。跟西方的博爱不是一个概念。博爱的前提是大家都是上帝创造的，大家都是上帝的罪人，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我们不是。

谈企业家做慈善：是权利，不是义务

问：民营企业历经30年发展，财富巨子越来越多，他们开始广泛捐款做公益慈善，但往往被大众认为是为了博取声名、美誉度，也就是其做慈善的动机时时被质疑。你的看法是？

易中天：我的回答很简单，四个字：不问动机。我一贯反对问动机。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很不好的传统，就是先问动机。为什么不要问动机呢？第一，动机是无法证明的，永远无法证明，你不能一口咬定他做慈善是为了什么。第二，查明动机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结果。如果一定要问动机的话，历史上很多事情都经不起问。

追问动机有什么意义呢？参加革命就是因为吃不饱饭，参加红军的人有多少知道共产主义、读过马克思？到餐馆吃饭，为什么不问厨师是为了弘扬饮食文化还是为了挣钱？兼而有之，不可以吗？我就不明白，到今天为止，中国人怎么那么爱问动机。

不要讨论慈善家是出于什么目的做慈善。关于我们的慈善事业，现在要讨论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怎么做。怎么做比为什么做重要得多。因为结果是需要资助或帮助的人得到了资助和帮助。我们与其纠缠动机问题、道德问题，不如讨论方法问题，怎样把中国的慈善事业做得更好。

问：关于怎样把慈善事业做得更好，你有哪些建议？

易中天：我希望贵刊利用你们的影响力来引导舆论方向，比如怎样建立更好的慈善组织，怎么保证善款到位，怎样保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实实在在得到帮助，我们还要研究哪些领域还需要人去帮助。我就很想你们搭建一个信息平台，因为现在很多人想做慈善，但是他把钱给谁？是吧。我觉得你们这个有影响力的刊物可以来做这个事，这本来是政府该干的事，你们可以做，告诉我们哪些哪些还需要善款，有哪些方式可以把善款送到位，他们需要实实在在的帮助，务实的。慈善家不可能亲力亲为，做不到，除非是从企业退下来的，很多人只是出钱而已，研究这些，比讨论动机重要多了。动机是个伪问题。

问：除了质问动机，还有一个问题。每有大灾难，社会都会有一股让企业家捐款的强烈声音，面对这种软性的“逼迫”，企业家大多“从了”，您能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解析一下原因吗？

易中天：这是没有道理的。我一再说慈善是权利，不是义务，有权行使，也有权放弃。我很担心在现在舆论环境下，把慈善从权利变成了义务，这就糟糕了。权利的特点是什么？可以行使，可以放弃，每个人都有慈善的权利，你捐款叫行使权利，不捐款叫放弃权利，都是合法的，都是正当的，不能够逼捐。

任何以道德名义进行的逼捐都是不道德的。不要说什么“死了以后还留下一大堆钱是可耻的”，这个话是混帐话，只要这个钱是他的合法收入，他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慈善不是一个人必须做的事，是他可以做，也可以不做的事，既然是他可以做又可以不做的事，那么怎么做那是他自己的事。因此他怎么做慈善也不关你的事儿。

他们的质疑为什么要听呢？可以不听啊，他们有权利说，你有权利不听，我们又不能说不准人家说话，言论自由嘛，不能违背。

问：问题是“逼迫”的声音太强烈，尤其借助网络，让许多人遭受困扰。

易中天：我要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就是把企业做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国家上缴更多税收，只要做到这两条，作为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就已经尽完了，他不再承担别的社会责任。

做慈善是公民自己的事情，企业家没有做慈善的义务。谁规定企业家有做慈善的义务？不管是法律要求还是道德要求，依据是什么？请他们讲清楚。慈善一定是公民个人的事情，不能用企业的钱来做慈善，不要跟企业绑定。

问：所以“在商言商”是对的？

易中天：是对的。

问：但是民间是一边倒的反对。

易中天：中国缺少法治观念，从来搞不清楚权利和义务。道德绑架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对我们这个民族产生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问：所以企业家移民海外，除了有官导致的不安全感外，恐怕也有对变相的“打土豪分田地”的担忧，因此影响做慈善的积极性。

易中天：这相当于以道德名义进行强奸。任何公民的个人收入，只要是合法收入，而且依法纳税，如何支配是个人的自由，是绝对的自由，任何人无权干涉，社会和媒体舆论可以提出建议，但是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这是基本人权。不能强加，哪怕是多数的也不行，不能变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盘点当代十大文化历史旅游学者:易中天钱文忠余秋雨袁腾飞纪连海

问：现在以网络为平台，确实有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易中天：这是不可以的，这不是民主，是民粹。

一个人的钱怎么花，虽然是个人的自由，但是有品位的高低。我们希望和建议先富起来的人把钱用得有品位些，仅此而已，不能强迫。希望不要摆阔，要把你的钱用到最该用的地方去，把钱用得合理，用得有节制。节制是最难的，也是最高的境界。其实说来说去就是节制，欲望谁都有。有节制的、合理的、科学的使用它，将赢得公众由衷的尊敬，当你们赢得公众由衷的尊敬的时候，将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快乐和幸福的。

把个人的钱拿去做慈善是一种高品位的选择，我建议他们做高品位的人。但是他一定要做低级趣味的人，也是他的权利。当然，我们可以看不起他，我们有权看不起他，但不能逼迫他做一个高品位的人。

问：除了灾难、疾病和教育，您认为中国的哪些领域急需透过公益慈善寻求突破？

易中天：企业家的钱可以有多种用途，在我看来，一个企业家或企业收益的最好用途不是慈善，是扩大生产力，最好把企业做得更大些，解决更多就业问题。

做公益，但是去做哪一块，也有学问，可以用来救急灾民，也可以用来资助文化艺术事业。

我想提醒的是，愿意做慈善的企业家，扶贫不仅要扶物质贫困，还要扶精神贫困，现在很多地方不仅仅是物质贫困，精神也贫困，甚至我们现在精神比物质还贫困，精神的贫困已经不只是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包括很多先富起来的人也是精神贫困。精神的贫困也是需要扶持的，也是需要善款的。这是我关于慈善的观点。

我们的终极目标还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最重要的事情是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我个人倒是希望慈善家拿出钱来用于提高国民素质这个事业，把钱花在这儿。

胡雪岩、盛宣怀、张謇：穿梭在晚清的商界与官场的能人

文 | 吴钩

如果要列出一个最有知名度的晚清商人榜单，我认为胡雪岩、盛宣怀与张謇这三位，是可以进入三甲的。胡雪岩（1823—1885）的史料记载并不丰富，但由于小说与电视剧《红顶商人》的渲染，胡氏之名已经家喻户晓；盛宣怀（1844—1916）则以“大买办”的盛名被写入主流近代史；张謇（1853年—1926年），“状元实业家”的名号也是响当当的。

这三个大商人，都是江浙人，生活的时代也大体上重合，但他们的人生轨迹与商业理念又大异其趣，由此留给历史与后人的形象与意义自然也各不相同。我们回过头去打量他们的人生，会发现这三个人恰恰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商人境界。

民营企业家胡雪岩

胡雪岩虽然现在几乎已成了“红顶商人”的代名词，但他在三人之中其实是出身最寒微的，幼年时家贫，以帮人放牛为生，及长，经人推荐，在杭州一家钱庄当学徒。价真货实的屌丝一枚。但他有江湖人的义气，也有赌徒的勇气，当然，也很有运气，结识了落魄的官宦子弟王有龄，并挪用钱庄的五百两银子资助他晋京。

王有龄后来官至浙江巡抚，在他照顾下，胡雪岩也从钱庄学徒变成钱庄老板，不但其钱庄分号“几遍各行省”，还涉足生丝、茶叶贸易，“与外洋互市”，赚了个盆满钵溢。王有龄还给胡保荐了一个知县的头衔，这就是“红顶商人”一说的原由。

王有龄死后，胡雪岩因为适时地给接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送上十万石军粮，又得到左的青睐与庇护，后来经左宗棠保举，获布政使官衔，加二品顶戴，赏穿黄马褂，一时风头无两。但胡雪岩的确切身份，应该说还是一名“民营企业家”，只是在晚清那个社会，经商离不开权力的眷顾，所以需要捐顶官帽子，这样才可以更方便地搭建官场人脉。

官商、国企代理人盛宣怀

真正的“红顶商人”其实非盛宣怀莫属。盛宣怀出生于官宦世家，办理洋务出身。当胡雪岩在金融市场与生丝贸易市场呼风唤雨的时候，盛宣怀则在李鸿章的权力羽翼下，参与组建轮船招商局，并任招商局会办（相当于副总经理）；主持办理湖北煤铁矿务；创办天津电报局，并任电报局总办（相当于公司总经理）。到光绪二十二年，五十二岁的盛宣怀已经掌控了整个大清帝国的轮船、电报、矿务和纺织四大洋务产业，并获授太常寺少卿官衔（正四品）和专折奏事权。

如果说胡雪岩是一名有着官员虚衔的私营企业主，盛宣怀便是“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的官方代理人。盛宣怀之志，也不是当一名纯粹的商人，而是做官，做大官。后来他经四处活动，上下打点，花了一大笔贿金，终于当上邮传部尚书。

大绅商张謇

但若论出身，张謇比胡雪岩与盛宣怀都“正”，他是甲午年恩科考试的状元，当过清贵的翰林院修撰；若论人脉，张氏也不差于胡盛二人，帝师翁同龢是他的恩师，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官场大佬都与他有交情，江苏巡抚程德全更是跟他过从甚密。但张謇却无意于官场，而是选择“下海”办理实业，走上经商之路。

在办实业的过程中，也应该承认，张謇的官场人脉必定为他带来了不言自明的便利，然而，张謇显然比胡雪岩、盛宣怀更有商人的身份自觉与独立诉求，他愿意运用他的人脉资源，但那是用来为商人阶层谋取更独立的地位、更大的权利和更多的利益。他创办大生纱厂时，原本打算完全商办，但由于劝股受挫，“入股者仅畸零小数”，不得以，只好引入官股，但股东们又对“官商合办”疑虑重重，张謇告诉他们：“官有干涉，謇独当之，必不苦商。”果然，因为有张謇在，纱厂“名虽为官商合办，一切厂务官中并未参与”。张謇也是最早提出设立商会的倡议者之一，因为他认为官应还权于商，希望以商会分官府之权。

而在胡雪岩与盛宣怀身上，我们看不到商人的独立性，我们只看到商人对官场的臣服与逢迎、权力对商业的睥睨和干预。胡雪岩的发迹，是因为先后结交到封疆大吏王有龄与左宗棠，得到权力的眷顾；而盛宣怀长袖善舞的本事，大概胡雪岩也要自叹不如：每创办一个洋务企业，盛氏“皆有虚股若干以馈鸿章，故鸿章倚之若左右手”；又通过天津商人王某穿针引线，结纳权监李莲英，自称为“门下弟子”，“莲英喜过望”，多次在慈禧面前称赞盛宣怀忠心耿耿。

然而，当商人将自己的命运跟官场权力紧紧捆绑在一起时，固然可以收割权力的超级红利，但他们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因为一旦官场重新洗牌，他们的路也就到头了。根据高阳《红顶商人胡雪岩》、曾仕强《胡雪岩的启示》的说法，李鸿章为了斗倒左宗棠，授意盛宣怀先搞垮作为左系人马的胡雪岩，盛于是通过制造挤兑风潮，致使胡家的钱庄相继破产，进而整个胡氏商业帝国在雪崩效应下完全崩溃，在左宗棠去世后，还被朝廷抄了家。

盛宣怀的命运也好不到那里去，他当上邮传部尚书后，因谋划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引发四川保路运动，资政院因此要求将他“明正典刑”，最后清廷虽然没有杀他，只将他革职，但他再不敢在北京呆下去了，逃亡日本。

站在晚清这个“历史的拐弯处”，胡雪岩与盛宣怀显然只是随波逐流者。张謇跟他们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具有胡、盛并不具备的社会关怀与政治自觉。也所以，我们看到，胡与盛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只能停留在慈善捐献的层次，张謇则自觉地致力于推动彼时国家的经济自由、社会自治与宪政转型。张謇不会标榜“我的钱就是国家的钱”，但他从实业赚来的利润都投入于教育、慈善、公益，二十多年来，他的公益捐献“凡二百五十七八万，仍负债六十万有奇”；他也不会躲于租界抨击别人“不爱国”，而是实实在在经营家乡南通的自治，“对于政府官厅无一金之求助”；在清末轰轰烈烈的国家立宪运动中，张謇也是一名积极的推动者与参与者。

同样都是晚清的商人，但张謇的境界是胡雪岩与盛宣怀难以企及的。毫无疑问，时代需要的不是胡雪岩与盛宣怀，而是张謇。

——————— 氧分子网（www.yangfenzi.com）精选评论 ———————

秦岭飞鹰：中华能有胡雪岩我认为是骄傲的，以当时的趋势胡走官商之路也是迫于无奈，中国西征胜利胡是有首功的（没他中堂未必能成功）不说别的光他推出<戒欺式经商>在吾国都不为多见…其在国难之中救国、救民、于洋人相斗更为可贵。最后败于洋人也是大清未出手相救！其最后之败也和他奢侈浪费有关，人无完人嘛！生于乱世、成于乱世、败于乱世…可悲可叹的英雄！

铁血柔情：生丝生意赔了很大程度上是胡雪岩野心太大，刚愎自用导致的，当然也有李鸿章背后的挤兑，左宗棠是打仗的好手，但是却不是治国理政的好手，天下太平后搞洋务，搞民生，搞外交，治理国家，为官之道方面左宗棠都不行，左宗棠这个汉子有时候太耿直，不适合做官，战争年代冲锋陷阵，领兵打仗才是左中堂的用武之地！胡雪岩虽聪明一世却缺少变通，没能遇见未来国家太平后自己应当如何去投资朝中权臣和能臣！李鸿章一生集枪杆子，笔杆子，二杆子于一身，是个治世之能臣，胡雪岩没能傍上李鸿章这个人是他的人生悲剧！

九萬裏：时也命也！因政而起，因政而亡！在那个朝局震荡的时代，还能左右逢春、呼风唤雨，最终成就一番霸业，真不愧是人中之龙啊！外有帝国主义的豪夺，没有太平天国的对峙，清政府已是风雨飘摇，然而朝廷官员依然勾心斗角，拉帮结派，胡雪岩作为商界名流，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当初选择左宗堂势必有他的独到见解！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左大人驾鹤离去！失去依靠的胡雪岩却被李鸿章背后插刀，最终落得全家被炒，他就是政局动荡下的牺牲品！红顶商人—胡雪岩，永远是商界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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